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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紀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新態勢

                        徐拓 · 2022-08-13 · 來源:共運通訊+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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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是亞洲最早傳播社會主義學說的國家,也是較早開展社會主義運動的國家。在120多年的斗爭浪潮中,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已由一個弱小的左翼運動發展成為進步力量的代表。21世紀以來,以日本共產黨和社民黨為主要力量的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積極探索符合本國實際的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新發展,呈現出新特征,成為影響日本政治生活的重要力量。

                          日本是亞洲最早傳播社會主義學說的國家,也是較早開展社會主義運動的國家。在120多年的斗爭浪潮中,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已由一個弱小的左翼運動發展成為進步力量的代表。21世紀以來,以日本共產黨和社民黨為主要力量的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積極探索符合本國實際的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新發展,呈現出新特征,成為影響日本政治生活的重要力量。

                          一、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進程

                          明治維新后,日本資本主義迅速崛起,隨之而來的是日本工人階級的形成和壯大,并興起了工人運動。日本共產黨創始人片山潛認為:“日本近代工人運動,應該說始于中日甲午戰后的1897年夏。”此前的工人運動從性質來看,是屬于進步知識分子或是由自由主義者、基督教人士、人道主義者發起的運動。所以真正的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實際上始于中日甲午戰爭之后,是在沖破重重困難下艱難開辟的前進道路。

                          (一)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

                          1897年不僅是甲午戰后日本工人階級罷工最頻繁的一年,同時于該年7月組建了“勞動組合期成會”,拉開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序幕。1897年12月,日本第一個工會組織“鐵工工會”成立,其后發行了最早的工人刊物——《勞動世界》。1898年2月,日本火車司機組成“日鐵矯正會”,進行反對延長工作時間、要求改善工資待遇的大罷工,并取得初步勝利,首次顯現日本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1898年10月,片山潛等人成立了“社會主義研究會”,該會“以研究社會主義原理與日本的實際相結合為目的”,在日本社會主義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為加強理論與實踐相結合,1900年初“社會主義研究會”改組為“社會主義協會”,成為宣傳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陣地。

                          伴隨著工人運動的快速發展,1901年5月18日,片山潛等人在“社會主義協會”的基礎上建立了日本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社會民主黨,主張“土地及資本公有”“實行社會主義”。但該黨僅存在兩天,于5月20日以違反《治安警察法》而被取締。1906年2月24日,堺利彥等人組建了日本社會黨,其吸取社會民主黨被鎮壓的教訓,沒有制定黨綱,只在黨章中規定“在國法的范圍內主張社會主義”。但在1907年二大上,社會黨把黨章修改為“以實行社會主義為目的”,隨即遭到統治當局的鎮壓而解散。此時,日本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了“嚴冬時期”。

                          俄國十月革命后,馬克思主義在日本廣泛傳播并加快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成立創造了條件。1922年7月15日,日本共產黨于東京成立,并秘密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堺利彥為委員長。1927年7月,日共代表前往莫斯科與共產國際協商制定了《關于日本問題的決議》(即《27年綱領》),把反對侵略中國及抵制發動戰爭作為迫在眉睫的任務。戰前,日共因反對侵略戰爭和天皇專制而屢遭鎮壓,在艱難中發展。1932年末,日共組織“幾乎全面崩潰”,到1933年1月末,其“運動陷入萎靡不振狀態”。1935年初,日共中央委員會被迫解散,其全國性統一組織直到日本帝國主義戰敗的十年間實際中斷。

                          (二)二戰后的日本社會主義運動

                          二戰后,日本通過民主改革恢復了政黨的合法地位,社會主義政黨相繼規復和成立。在時隔19年后,日共于1945年12月召開了四大,開始黨的重建。1958年7月,日共七大首次確立獨立自主的立場。受中蘇論戰的影響,1964年日共黨內的一些親蘇派黨員從該黨分裂出去,建立了日共(超越日本)。1969年日共內部以福田正義為首的親中派同中央派發生分歧分裂為日共(左派),并強調“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新階段”“用武裝斗爭奪取國家政權”。1976年7月,日共制定的《自由與民主宣言》指出:“不照搬包括蘇聯和中國在內的任何外國的經驗……不斷探索建設獨立、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日本的獨特道路”。所以,日共在探索社會主義的道路中把馬列主義與本國實際相結合,逐步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日本式社會主義”。蘇東劇變后,日共于1994年7月的二十大上提出“資本主義框架內的民主改革”思想,標志著其對“日本式社會主義”的探索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日本社會黨的前身為1932年7月由安部磯雄建立的社會大眾黨。1945年11月2日,以社會大眾黨為中心的戰前左翼政黨組成日本社會黨。在戰后日本工人運動聲勢高揚的背景下,社會黨曾在1947年以微弱的優勢成為國會第一大黨而組閣。但執政不滿一年的社會黨政權即宣告垮臺,之后短暫參與民主黨的聯合政權。20世紀50年代后,社會黨長期作為日本第二大黨和最大在野黨,領導人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護憲和平及非武裝中立運動。20世紀60年代圍繞《日美安保條約》等問題,社會黨內出現了嚴重分裂。1960年1月,社會黨右派的西尾末廣等人因此與左派產生分歧而脫黨,另組民主社會黨,1969年11月改稱民社黨。70年代社會黨探索變革之道,又產生了新的矛盾。1978年3月,社會黨內江田三郎派及田英夫派主張“漸進式改革”,建立社會民主聯合。20世紀80年代,隨著社會黨與社會主義路線的脫離,其組織原則從民主集中制轉向“自立、參與、分權型”原則,社會黨實際上成為由各派閥組成的政黨,其綱領也不過是黨內左中右三派相互妥協的產物。這樣,社會黨在1993年至1994年兩度參與聯合政權時期,在政策上不斷右傾并與保守的自民黨“接軌”,未能抓住時機、穩住局勢,在爭取實現社會主義的進程方面力蹙勢窮,以至于迅速隕落。1996年1月1日,原社會黨左派議員矢田部理等人另組新社會黨。1月19日,社會黨村山內閣宣布總辭職,而后改組為社會民主黨,社會黨50年的歷史宣告終結。

                          (三)進入21世紀以來的日本社會主義運動

                          蘇東劇變后,日本社會主義力量迅速衰落。曾一度參與細川聯合內閣的社民聯及民社黨分別于1994年5月和12月被其他政黨所吞并,逐漸轉向保守政黨。除日共及改組后的社民黨外,其他左翼政黨皆因力量弱小而難以發展,長期游離于國會之外。以指導思想為分類,21世紀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主要力量總體上可分為以下兩種類型:

                          馬克思主義政黨:日本共產黨。面向21世紀,日共在2000年11月召開的二十二大上,根本性修改了已擁有42年歷史的黨章,明確表示“以科學社會主義為理論基礎”,主張建立“沒有人剝削人,也沒有壓迫和戰爭,由真正平等和自由的人際關系組成的共同社會”。2004年1月,日共二十三大對原綱領進行了全面修改,制定了一條更為現實的綱領路線。2020年1月,日共二十八大進一步對綱領進行了部分修改,明確了以“組建在野黨聯合政府和構建強大的黨”為方針的建黨百年奮斗目標。當前,日共約有黨員27萬人,分布在全國1.8萬個黨支部中,機關報《赤旗報》的讀者超過100萬,是日本第六大政黨,第四大在野黨,地方議會第三大黨,發達國家最大的共產黨。

                          非馬克思主義政黨:社會民主黨。社會黨1996年更名為社民黨后,選舉村山富市為黨首,并宣布不再堅持社會主義路線,而明確“以實現社會民主主義理念為基礎”。社民黨主張建立“和平、自由、平等、共生”的社會,創造性發展憲法所規定的主權在民、永久和平、基本人權、國際協調等理念。該黨在轉型過程中引發大量黨員離黨,并加入新進黨或另組民主黨、新社會黨,導致社民黨的政黨版圖不斷萎縮。1996年10月,日本進行了新選舉制度后的第一次眾議院大選,社民黨僅獲得15個議席,遠低于改組前的63席。2003年第43屆眾議院選舉中,社民黨再次慘敗,淪為一個小黨。2009年至2010年,社民黨短暫與民主黨組成聯合政府后,又因美軍普天間基地搬遷問題與民主黨發生分歧而退出聯合政權。此后,社民黨依然難以逆轉頹勢,逐漸淡出主流政治舞臺。當前,社民黨擁有黨員約1.3萬人,機關報《社會新報》發行量約5萬份,已是日本國會中最小的政黨。

                          二、21世紀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新發展

                          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通過與日本結成全球伙伴關系欲把其卷入全球戰略之中,實現自身利益。在日本,陷入金融危機漩渦又在新冠疫情治理上“力不從心”的執政黨,未能帶領民眾走出內外交困的泥潭。而日本政壇繼續“向右看齊”并具外溢影響的政治格局,在短期內很難在政治治理上做出較大改變。在新形勢下,日本左翼政黨總結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并與國內現實相結合,取得了新發展。

                          (一)對資本主義的新批判

                          2008年金融危機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對全球產生了廣泛影響,同時也暴露出資本主義制度體系的嚴重弊端。日本左翼政黨繼承了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精神,揭露了當代資本主義的制度危機。日共二十五大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局限在于資本自身,資本主義的矛盾就是以生產更大的剩余價值作為生產的動力和目的。這種“利益至上原則”在當今世界引起了種種社會危機。持續的金融危機和生產過剩危機表明,資本主義無論怎樣做都無法解決其固有的“致命病”。為應對全球經濟危機,世界各國通過國際合作暫時采取了應對措施,但總體上仍未擺脫生產過剩產生的嚴重后果。日共委員長志位和夫認為,在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背景下,資本主義貧富差距擴大和生態環境破壞兩大痼疾更加凸顯,如果繼續堅持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那么下一次更可怕的疫情將不可避免。疫情向人類提出了資本主義制度可否存續的重大命題。

                          社民黨也表示,金融危機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剝削勞動者的本質。新自由主義的本質是運用市場機制促進企業和個人的自由競爭,通過減少政府和公共服務干預來刺激市場。其試圖用踐踏勞動者權益、剝奪勞動者生計、削減勞動者工資的方式來緩解危機,最終的后果必將是危機進一步深化,新自由主義走向破產。自新冠疫情大流行以來,社民黨指出新冠疫情只不過是今后一定會到來的危機的開始,而世界面臨的最大危機是氣候變化和新自由主義產生的貧富差距問題。新自由主義無法應對這兩個危機,并威脅到整個人類的生存與發展。

                          (二)在議會選舉中的新進展

                          在議會選舉方面,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在總體低迷的狀況下出現震蕩。2000年眾議院大選中,日共獲得20席、社民黨獲得19席的良好成績。但在此后的選舉中,日共和社民黨都出現了大幅下滑。在2003年眾議院大選中,日共減少11席,僅獲得9個席位,社民黨驟減13席,僅獲得6席。此后的連續兩屆選舉中,日共和社民黨都維持在9席和7席,進入持續低迷狀態。由于金融危機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日共在2014年的眾議院選舉中實現短暫躍進,獲得21世紀以來最多的21席,而社民黨卻未能擺脫頹勢,持續衰減至2席。曇花一現的選戰態勢并未持續太久,日共未能維持住良好的成果,猶如“過山車”一般迅速下滑,而社民黨又陷入分裂危機。2020年11月,社民黨內部分黨員決定脫黨并加入立憲民主黨,其中還包括兩名議員。在2021年眾議院大選中,日共和社民黨再度失利,分別比2017年選舉減少了2席和1席,只獲得465個席位中的10席和1席,與世紀初的日本社會主義力量相比可謂相差甚遠。相對于眾議院選舉,參議院的選舉則相對平穩。在2019年的參議院選舉中,日共和社民黨分別獲得7席和1席,相比2001年參議院選舉的5席和3席來說,席位略有波動,但總體相差不大。而其他左翼政黨自21世紀以來始終沒有獲得議席,力量處于絕對弱勢地位。

                          在選舉策略上,日共與社民黨都采取了靈活現實的選舉策略,主張以國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通過制定貼合群眾的政策而爭取黨的知名度和好感。日共認為:“國民是日本社會發展方向的決定力量。任何政策只有獲得多數國民的理解和支持,才能發揮變革社會的強大力量。”面對自民黨、公明黨穩固的執政聯盟,左翼政黨提出政權更替的“共同斗爭”,在諸如維護和平憲法、反對提高消費稅、保護生態環境等問題上開展廣泛的合作。2021年9月8日,社民黨與日共、立憲民主黨、令和新選組、市民聯合達成共識,聯合簽署了《眾議院大選中在野黨共同政策的建議——為了保護生命而改變政治》的政策協議,進一步加強了聯合斗爭的力量。

                          (三)加強黨的建設的新舉措

                          針對近年來黨員減少和選舉衰退的情況,日共在2010年1月通過的二十五大《決議》中指出,為了建設強大的黨,必須從根本上強化黨的建設工作,要采取以支部為主體;擴大黨員和《赤旗報》讀者數;建設以綱領學習為中心的高質量黨員隊伍等舉措。在2020年1月召開的二十八大上,日共首次把黨的建設列為黨代會的獨立決議案。進一步提出把擴充黨員隊伍作為黨的建設的基礎性工作;開展以參加支部會議、訂閱《赤旗報》、交納黨費為“三大原則”的黨組織生活;實施既要滿足國民需求又要加強黨的建設的“一車兩輪”活動;積極實現黨的代際有序傳承。同時,日共更加注重互聯網在黨的建設中的靈活作用,在推進雙向宣傳和信息傳播中明確強調,“無論是政策宣傳亦或組織活動,都要把社交網絡作為作戰的主戰場之一”。

                          社民黨于2014年提出“黨的重建與再生”目標,圍繞“地方組織建設、理論政策研究、議員發掘培養等九個方面”全面加強黨的建設。社民黨前黨首吉田忠智指出,在政策上堅持“以維護憲法第九條和削減消費稅為支柱,實現黨的重建與再生”。社民黨目前宣稱“社會民主主義必將取代新自由主義”,但因其組織能力嚴重落后,未能在國家政策上提出可行性方案。針對上述情況,社民黨就提高黨員數量、機關報發行量、組織建設提出了具體措施,其中包括:重申擴大年輕黨員隊伍是當前的緊迫任務,積極搭建與青年對話的平臺;強化黨的主體性,擴大對青年的教育宣傳并強化年輕黨員的理論學習;增強向地方組織派送機關報的效率,把閱讀機關報作為理論學習的重要載體;密切與群眾聯系,大力增加地方議員、深化工人運動、組織青年運動。

                          (四)拓寬對外交往的新路徑

                          21世紀以來,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在對外交往方面的新路徑主要體現在:一是加強與在野黨在選舉陣線中的合作;二是拓寬區域內政黨間的交往;三是深化與其國際聯合組織的交流和聯系。日共在1999年確立了“在野黨外交”方針,又于2017年二十七大上提出“在野黨聯合政權”構想。2017年12月,日共二十七屆三中全會指出,“在野黨之間應相互尊重彼此的政治差異,在選舉中團結協作,開展聯合行動,最終組建‘在野黨聯合政權’”。日共二十八大面對新形勢進一步強調,“各在野黨要構建求同存異的‘多樣性統一’局面。”在區域層面,自第二屆亞洲政黨國際會議(ICAPP)以來,日共皆派出代表參加大會,并主張建立“亞洲共同體”和“東北亞和平合作框架”。日共還積極深化與世界共產黨工人黨以及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的交流與聯系。

                          社民黨支持構建“在野黨聯合斗爭”框架,并旨在反對安保法案等問題上與在野黨進行協商。2021年8月,以社民黨、新社會黨和綠黨等自由革新政黨為主體,成立了進一步加強在野黨合作的“共同協議桌”。在區域層面,社會黨曾是“亞洲社會黨會議”的組織成員,在“亞洲社會黨會議”解散后,社民黨針對構建“非核武器地帶”“東北亞和平框架”等區域問題與亞洲各左翼政黨開展交流合作。作為社會黨國際的成員,社民黨也不斷加強與西方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往來。

                          三、21世紀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新特征

                          相較于20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21世紀以來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趨勢呈現出諸多變化,主要表現為“四化并呈”的新特征。

                          (一)地緣政治色彩鮮明化,呈現中間大兩頭小發展趨勢

                          日本左翼力量主要分布在日本中部的關東地方、中部地方和近畿地方3大地區,而東北部和西南部地區左翼力量相對較弱。從地方議員分布情況來看,日共和社民黨在中部這3大地方的地方議員約占總數的55%,而東北部2大地方及西南部3大地方分別占20%和25%,總體呈現出較為明顯的中間大兩頭小形“橄欖球”狀的地緣政治格局。

                          日本左翼力量的地緣政治特征,究其原因,有其獨特的社會經濟基礎。從歷史上看,中部地區歷來是日本政治經濟中心,社會主義思潮興起較早,工人具有較高的政治覺悟,也是工人反抗資產階級壓迫的中心區域。二戰后,日本工業化和城市化迅速發展,逐步在中部沿海形成以東京、名古屋、大阪為核心的三大工業帶和三大都市圈。這里不僅工業繁盛、經濟繁榮、城市繁華,而且人口稠密,匯集了眾多中小企業及產業工人,有利于無產階級的集中和團結,也為壯大左翼力量奠定了階級基礎。此外,經濟的快速發展也帶來了諸多城市化問題和社會問題,如居住條件惡化、貧富差距擴大、大企業對中小企業的壟斷和壓迫等問題格外突出。新冠疫情的爆發加劇了這一地區的矛盾,日本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弊端更加明顯,甚至有學者坦言,疫情不僅會進一步加大經濟層面的貧富分化,而且在后疫情時代會引發社會層面上的價值取向割裂情況。消費稅提高、物價上漲、失業、腐敗等問題,激起了中部地區底層人民的嚴厲聲討,而在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聲浪中,左翼政黨在發達的中部地區呼聲越來越高。日共指出,“只有在中間地區選舉中提高議席和得票,才能在統一地方選舉中獲得勝利,進而在參議院選舉中取得躍進。”

                          (二)社會主義訴求彈性化,呈現“原則性”與“適應性”相調和趨勢

                          21世紀后,國際形勢和日本國內環境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日本左翼政黨也在尋求適合時代要求的社會主義目標。日本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各左翼政黨都試圖通過自身的轉型來推進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與20世紀日本左翼政黨堅持“原則性”的變革方式不同,21世紀以來的日本左翼政黨處在政治核心的邊緣,只有通過議會斗爭“捍衛”原則性,并不斷調整適應性,防止兩者相互脫離。

                          冷戰時期,社會黨在議會中擁有重要影響力,可以通過政治權力來推行日本和平化改革,并堅守“非武裝中立”的護憲和平立場,與自民黨進行了長期對抗。冷戰后為了適應內外形勢的變化,社會黨在獲得執政機會的同時卻放棄了其一貫立場。1993年7月,社會黨、民社黨、社民聯等簽訂《八黨派備忘錄》,明確表示“繼承以日美關系為基軸的日美安保條約”。1994年7月,社會黨與自民黨聯合執政后進一步肯定上述態度,強調“非武裝”是超越黨綱的人類理想,“中立、非同盟”隨著東西方對立的結束已完成歷史使命。進入21世紀后的社民黨因缺乏政治權利的支撐,堅持了后期社會黨的立場,不僅承認自衛隊合憲,還主張維持日美同盟關系,除維護和平憲法的基本原則外,其社會主義訴求完全趨于現實需要而更富彈性化。日共于2004年修改黨綱,對其傳統政策進行了較大調整,一改以往堅決廢除日美安保條約、自衛隊、天皇制的立場,而采取了靈活的態度,即“其存廢要待將來時機成熟時,依據全體國民的意愿加以解決”。日共委員長志位和夫公開表示:“將廢除天皇制從民主主義革命中刪除是現階段合理的修改。”從日共2004年和2020年兩次修訂的綱領中也可以看出,其實現社會主義的路徑要根據國民的訴求進行適應性調整,逐步實現社會主義變革。這種“踢皮球”的方式,既保留了左翼政黨的革新傳統,又適應了當下民眾的整體要求,有利于爭取選民的支持。相對激進的日共(左派)雖然始終主張武裝斗爭,但進入21世紀后也積極參與議會選舉活動,在地方議會擁有極少議席。因此,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停留在議會斗爭、爭奪群眾話語權、維護社會主義既定成果等方面。

                          (三)左翼格局聯合化,呈現多黨協調合作趨勢

                          日本左翼政黨一直缺乏團結性和統一性。導致左翼政治碎片化主要有兩方面原因:其一是對待日共的態度分歧明顯;其二是對各種現實問題的看法差異較大。在對待日共的態度上,社會黨左派和其右派、民社黨、社民聯有著兩種完全不同的傾向。在各種社會現實及日美關系問題上,各左翼政黨的看法也判若鴻溝。僅就左翼政黨而言,它們之間紛爭不斷,沒有形成對抗保守勢力的“陣營”。1970年代結成的“社公民路線”把日共長期排斥于主流政治之外。其后,民社黨和社民聯主張建立“非自民、非共產”聯合政權,更是使日共于在野黨內被長期孤立。

                          而隨著保守的執政黨右傾化不斷加劇,引起了國民的強烈不滿,各左翼政黨開始擱置爭議,商討聯合斗爭的可能性。2015年8月,大規模民眾就反安保法案進行了近40年來最大的游行集會。面對自民黨破壞憲法與和平原則,社民黨、日共等在野黨紛紛表示應加強合作,推翻自民黨政權。2016年初,日共與社民黨初步達成協議,共同維護憲法,兩黨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第一次建立統一戰線。此后,為了迎戰2016年7月舉行的參議院大選,日共集結社民黨等四個在野黨組成“在野黨統一戰線”。在選舉中,新社會黨也積極支持在野黨統一候選人,最終統一戰線實現了共贏,表明左翼政黨的聯合初見成效。在2017年的眾議院大選中,日共、社民黨、立憲民主黨通過推舉在野黨統一候選人,贏得的席位從38席大幅增至69席。2019年進行的參議院選舉上,“在野黨統一戰線”聯合阻止了安倍政權修改憲法第九條所需的2/3議席,“以共斗的力量痛擊了安倍政府的改憲計劃,改變了政治局面”。雖然在2021年的眾議院選舉中新社會黨沒有推薦獨立候選人,但在全國各地新社會黨全力支持在野黨統一候選人。這樣,通過“在野黨統一戰線”,日本左翼政黨的聯合力量加強,而主張“毛主義”的日共(左派)和勞共黨等激進的左翼政黨由于被排除在議會之外,也只能通過“聯合政治”的方式來表達革命訴求,反對保守政黨。

                          (四)運動形式多樣化,呈現“政治性運動”轉向“多樣性運動”趨勢

                          在東西方冷戰背景下,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受意識形態的影響具有強烈的政治性。這一時期,日本的左翼政黨提出了挑戰資本主義政治體制的相應舉措和變革愿景。一些激進的社會主義者甚至提出,日本需要在制度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2008年金融危機后,新的社會矛盾凸顯,在政府對各種社會運動進行打壓干涉與媒體報道極端化下,日本社會主義運動逐漸由“政治性運動”轉向“多樣性運動”。

                          一方面,與金融危機前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單純地把保障人民權益、維護和平憲法等目標作為運動的中心不同,金融危機后日本社會主義運動把保障就業、提高工資、削減消費稅、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兩性平等、保護生態環境、構建無核社會等訴求作為運動的主要目標。日共于2017年3月和7月兩次派代表參加反核條約的聯合國會議,并指責核大國和日本等盟國堅持的“核威懾論”。在國內,日共積極呼吁“建立一個簽署《禁止核武器條約》的政府”。社會黨主張“提高全國最低工資標準到1500日元/小時,消除男女的工資差距,貫徹同工同酬原則,建立良好的工作環境”。另一方面,日本左翼政黨認為,在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條件下,單純地從政治領域進行批判已不合時宜,必須要從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領域探尋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源,從而進行整體性批判。與傳統的政治運動相比,21世紀的日本社會主義運動“不再從一般的意識形態或某種政治理念出發,而是從具體的生活利益與要求出發;不再以國家或民族為斗爭的立場,而是以地域住民為斗爭的立場,因而,更具現實性”。

                          四、21世紀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前景展望

                          長期以來,日本左翼政黨作為制約和抗衡保守勢力的主要力量,在限制日本朝軍事大國方向發展、保護人民權益等方面起到了左翼政黨的作用,是日本政壇上不可忽視的重要存在。當前,日本政治正處于復雜的過渡期,政黨的分化重組及在野黨統一戰線的結成,給社會主義勢力以調整發展的機會,左翼政黨在日本政治生態中仍將發揮不可低估的作用,但由于整體力量較小,在未來實現復興仍難有所為。

                          (一)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發展前景

                          日本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成立伊始就將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確立為政治目標,并將暴力革命視為革命的唯一路徑。20世紀70年代后,面對變化的國內外形勢,日共逐漸將議會道路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的重要途徑。日共主張在政治上建立多黨執政的“民主聯合政府”,在經濟上實行生產資料的社會化。但自“2017年以來,日共對我國、我們黨的批評走向公開化,不僅批評越來越多,而且有不斷升級的趨勢”;不僅煽動中國威脅論,舍棄侵華戰爭的歷史背景而主張領土固有說,而且在涉港、涉藏、涉疆等所謂人權問題上對我國進行無端指責。2017年1月,日共二十七大將中國描述為“表現出新大國主義、霸權主義的國家”;2020年1月,日共二十八大修改黨綱的一個重大變化是徹底刪除了中國是“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新探索”國家,否定中國社會主義道路。雖然日共在其黨章第二條中規定“黨以科學社會主義為理論基礎”,但這種做法已經違背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和平主義立場。因此,從性質上看,當前日本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發展進程中國別化或日本化的一個社會主義流派,是夾帶民族主義色彩的社會主義。

                          目前日共已成為日本革新勢力的代表,并在維護政治民主和政策相對平衡上發揮重要作用。在選舉中,日共以結成“在野黨統一戰線”為選舉策略,提出“在野黨聯合政權”的構想。在未來,日共仍將以統一戰線為重點開展選舉活動,并在選舉策略和選舉方法上會采取更加靈活的方式。但也要看到,黨勢弱小的現實決定馬克思主義政黨在今后的選戰中將以第三極力量出現在政黨政治中并充分發揮均衡作用。從當前的日本政治形勢來看,自民黨與公明黨的聯合政權還將持續下去,而與之對抗的另一極仍在形成中。也就是說,正在形成的另一極在野黨勢力也在尋求與之合作的第三方力量,通過聯合其他在野黨力量獲取政權。正因此,作為第三極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可以把握機會與之合作,實現聯合執政的目標,“在野黨統一戰線”策略也有了廣泛合作的可能性。不過在這個過程中,馬克思主義政黨為了團結和鞏固統一戰線,可能會丟掉一些固有的社會主義原則,不斷淡化意識形態色彩,甚至會失去一些忠實選民的支持。但是在“自公政權”占絕對優勢的形勢下,馬克思主義政黨將繼續在保守化日益嚴重的政治生態中扮演極其重要的第三極角色,而在其中的牽制作用也會越來越重要。從現實發展形勢來看,日本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無法從外部得到任何實質性的援助,其社會主義前景不容樂觀,挑戰大于機遇,短期內達到執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二)非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發展前景

                          非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社會主義反映了日本一部分有卓識的中小資產階級的政治訴求。非馬克思主義政黨在探索這一理論與實踐的過程中,既希望吸收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某些合理要素,又不能全盤托出,不愿完全接受社會主義和照搬資本主義,而是根據日本的實際情況和歷史傳統將二者進行融合,走一條“中間道路”。因此,非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社會主義道路實際上接受了多元主義思想,也導致其內部思想分歧甚至多次出現分裂,政黨版圖不斷縮小。日本政治學者新川敏光將這種社會主義歸納為三個特征:第一,肯定資本主義框架內改革的可能性;第二,要求改革政治(國家和議會)的可能性;第三,制定超越產業工人橫向支持的福利國家政策。這些特性在經濟高速增長期后或多或少與自民黨政策有所雷同,而沒有顯示出非馬克思主義政黨政策的獨特性??梢钥闯?,非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社會主義帶有改良主義的色彩,并難以走出自民黨化的框架,但畢竟在一定程度上把維護中下層勞動人民的權益納入到視野范圍內,在護憲和平、自由平等、保障人權等原則上具有革新政黨的社會合理性和歷史進步性。不過也要看到,日本非馬克思主義政黨在政治上主張走資本主義議會民主道路;在經濟上反對新自由主義,主張“通過社會的規制形成公正的市場經濟”;在對外關系上主張建立“與世界人民和平共生的日本”。因此,當前日本非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社會主義實質上是政治上接受資本主義的議會民主制度、經濟上采取某些社會主義政策、對外交往上貫徹和平主義原則,并結合自身實際情況的改良主義。

                          就其前景來看,非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社會主義是以現實政策為導向,全力為選舉政治服務的。蘇東劇變前,社會黨高舉“護憲和平主義”的旗幟,堅持“非武裝中立”政策與自民黨進行了長期而激烈的較量,雖未取勝,但“非武裝中立”已成為社會黨的獨特標志,得到廣大國民的支持和認可。蘇東劇變后,面對世界社會主義的低迷和日本右翼勢力的抨擊,社會黨也將“非武裝中立”路線視為獲取政權的最大政治包袱,從而為了達到執政目的全盤否定其基本政策,走向現實主義路線。這種飲鴆止渴的方式不僅使社會黨丟掉了革新力量的符號,反而在選舉中失去了多數選民的支持,“變節”、改組后的社民黨也從此一蹶不振,淪落為現今日本國會中無足輕重的小黨。從未來的發展看,“左右逢源”的非馬克思主義政黨難以恢復實力,其社會主義主張既非政治理念,也非長久目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其根據形勢迎合選舉的需要,今后有繼續被邊緣化甚至被其他保守政黨吞并的危險。

                          五、結語

                          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經過120余年的發展,從興起到壯大歷經坎坷與挫折,逐漸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社會主義模式,已然成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典型案例。21世紀以來,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在繼承其20世紀下半葉已出現的碎片化發展態勢外,在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空間格局、政治格局、運動訴求及運動形式方面均呈現出共同的發展新動態。同時,日本社會主義運動也存在著類型化的發展差異。其中,日共經歷了“大起大落”,已成為日本革新力量的代表,也是發達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亮點之一;社民黨已完全退化為“邊緣政黨”,早已失去了往日的榮光。在保守化日益嚴重的政治生態下,左翼政黨雖是制約和影響右翼勢力的重要一方力量,在夾縫中仍有一定的發展空間,但由于整體實力不夠強大,未來生存和發展條件依舊嚴峻,短期內迎來復興的希望渺小。

                          總的來說,日本社會主義運動既具有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普遍性,又具有亞洲社會主義運動的特殊性;既具有爭取民主與維護和平的進步作用,又具有改良資本主義、阻礙社會主義實現的消極作用。當前的日本左翼政黨正處于變革與轉型的關鍵時期,而“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變革,既具有特殊的艱巨性,又是一項具有巨大潛力的事業”,其前途不會一帆風順,道路充滿挑戰。正如日本學者瀨戶宏教授所指出:“由于日本政府不支持甚至打壓社會主義研究,再加上日本的年輕人普遍不關心政治,社會主義研究在日本被冷落、社會主義運動在日本處于低谷是一個現實。”不過,考慮到21世紀日本左翼政黨不斷調整與蓄力發展的大趨勢,其團結合作的穩定性也超過20世紀中后期,因此,21世紀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探索社會主義道路仍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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