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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勢而新:抗戰時期中共在國統區的宣傳工作——以《群眾》周刊為中心

李焰彬 · 2022-01-24 · 來源:《廣東黨史與文獻研究》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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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戰時期是中共宣傳思想工作日趨成熟的重要時期?!度罕姟分芸孕麄髦泄驳穆肪€方針政策為主旨,在國統區的宣傳工作,體現了中共宣傳的靈活性和原則性。全面抗戰初期,中共在國統區的宣傳主要側重于兩黨“合作”方面,宣傳內容上側重宣傳國民黨的正面抗日,同時對國民政府的抗戰政策提出一些批評與建議。

  摘要:

  全面抗戰時期是中共宣傳思想工作日趨成熟的重要時期?!度罕姟分芸孕麄髦泄驳穆肪€方針政策為主旨,在國統區的宣傳工作,體現了中共宣傳的靈活性和原則性。全面抗戰初期,中共在國統區的宣傳主要側重于兩黨“合作”方面,宣傳內容上側重宣傳國民黨的正面抗日,同時對國民政府的抗戰政策提出一些批評與建議??箲鹬衅?,中共在國統區的宣傳主要側重于兩黨“矛盾”方面,宣傳內容上對國民黨反共、對日妥協傾向進行抨擊,同時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方針,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戰后期,中共在國統區的宣傳又側重于兩黨“合作”方面,要求民主反對獨裁,繼續團結國民黨共同抗日。

  關鍵詞: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群眾》周刊;宣傳工作;國統區

  《群眾》周刊于1937年12月11日在武漢創刊,直至1949年10月20日終刊于香港,先后發刊405期,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和香港地區唯一公開出版的理論刊物。全面抗戰時期,《群眾》周刊以服務抗戰建國為宗旨,收集和宣傳全國各地抗戰工作實際情形,動員群眾,并作為中共在國統區的喉舌宣傳其各項方針政策。近年來隨著紅色報刊研究熱潮的掀起,《群眾》周刊自然也引起了學界的關注。當前學界關于《群眾》周刊的成果不少,然而以《群眾》周刊為視角去分析全面抗戰時期中共在國統區的輿論宣傳工作的研究卻很少。因此本文以抗戰中不同時期的國內形勢與國共兩黨關系為重要背景,以《群眾》周刊為中心來考察中共在國統區的宣傳工作。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重視宣傳工作,《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指出:“一切書籍、日報、標語和傳單的出版工作,均應受中央執行委員會或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監督。……不論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應受黨員的領導。”到了抗戰時期,抗日宣傳已成為中共動員各階層起來抗戰的主要任務。1936年12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黨要抓兩件大事,其中之一就是“辦報紙,宣傳黨的主張”。1937年12月11日,《群眾》周刊在武漢公開出版,成為中共在國統區第一個輿論平臺,為中共發聲。隨著日本侵華軍事戰略的改變,國共關系也發生變化,中共的宣傳策略必然也會隨著國內形勢而有所變化?!度罕姟分芸麄鲀热菀矐獣r而變。

  01

  團結抗戰:抗戰初期

  《群眾》周刊的中心議題

  周刊

  1937年夏,日本發動了對中國的全面侵略。在全國各階層抗日浪潮的推動下,國共兩黨摒棄前嫌,攜手抗日。在全面抗戰初期,國民黨的出版發行和言論管控政策主要是為抗戰服務。1937年7月8日國民政府公布的《修正出版法》規定,出版物登載事項中不得有違反三民主義、意圖顛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及破壞公共秩序的內容。1937年9月國民政府修正《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刪除其中關于“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者”為犯罪的條款,承認各愛國民主黨派的合法地位。1938年3月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規定:“在抗戰期間,于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法令范圍內,對于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當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這表明國民黨在言論宣傳方面的管控有所放寬。因而,全面抗戰初期,在國民黨當局的允許下,中國共產黨得以在國統區先后公開出版《群眾》周刊、《新華日報》,打破了國民黨在國統區思想言論“一統天下”的局面,并舉起了中共的“旗幟”。

  抗戰時期,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加強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迫在眉睫。中共決定:“在任何友軍區域應執行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擴大和鞏固統一戰線,始終是我們的中心與方針”,對于所有參戰的政府與軍隊,首先是要站在擁護他們的立場上,“除宣傳黨的主張和八路軍勝利之外,對于政府抗戰的決心及其它好的設施與表現,友軍抗戰的英勇與犧牲的精神,應加以表揚與贊勉”。中共中央在全面抗戰一周年紀念日上對于蔣介石及全國抗戰將士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溯自盧溝橋事變以來,蔣委員長,統籌全局,前線將士,英勇奮戰,各黨各派,精誠團結,全國人民,協力救亡,用能前仆后繼,屢摧強寇,使我民族精神為之振奮,國際視聽為之改觀,最后勝利之始基為之奠定。”“深信蔣委員長及全體將士必能再接再厲,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與堅持持久戰,本一年之經驗,作艱苦之斗爭,動員全民力量,一德一心,以爭取最后之勝利。”

  但是,中共認為要在團結中適當提出意見和建議,應該要“對于它們的缺點與錯誤進行善意的嚴肅的批評”,應該要“到處公開提出黨對于保證抗戰勝利的具體主張與辦法,批評其它黨派的不徹底與不堅決”,還要對于“友黨友軍及地方當局某些弱點,應采取善意的批評與建議”。由于全面抗戰初期國共兩黨關系相對良好,國民黨言論管控較為寬松,一定程度上能夠接納中共提出的一些批評和建議。在此背景下,中共領導的《群眾》周刊一方面大力宣傳國共兩黨共同抗日主張,另一方面對國民黨當局的不足提出意見和建議??箲鸪跗谝驀顸h正面戰場連連失利,國內彌散著失敗主義情緒和投降主義氣息,《群眾》周刊陸續發文揭露日寇、漢奸的誘降陰謀,同時又幫助民眾認清失敗的原因。潘梓年在《抗戰的現階段》一文中提出:導致抗戰初期軍事上失利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政治動員,人民群眾沒有參與到抗戰中去;二是軍事戰略上只是單純的防御,沒有相應的攻勢防御作配合,這樣很難有效果;三是缺乏游擊戰爭與主力軍的配合作戰,人民群眾也沒有得到足夠的武裝。許滌新在《抗戰的危機與召集臨時國民大會》一文中指出:抗戰危機最顯而易見的是軍民關系不融洽、不密切,同時政府與民眾之間仍然存在著隔閡,而召開臨時國民大會是扭轉目前危局的一個重要辦法。任淘在《開展游擊戰與武裝民眾》一文中指出:游擊戰是弱小民族反抗帝國主義國家的有力戰爭方式,而開展游擊戰爭的前提條件就是廣泛武裝群眾,同時提出要動員所有宣傳機關和各種學生團體擴大武裝力量。這些文章均指出抗戰要動員群眾的必要性,提醒國民黨當局應該加強群眾救亡團體的組建,使愛國救亡運動發展起來,并提出成立戰時民意機構等建議,提醒國民政府要正確認清局勢,積極抗戰。

  《群眾》周刊發表彭德懷署名文章,鼓勵民眾要相信政府,相信抗戰必勝,因為:“(一)國內開始了團結與統一。(二)打破了積弱的傳統,建立了民眾對抗戰的信心。(三)有了開始統一指揮的國民革命軍,并在抗戰中部分的取得了經驗與教訓。(四)政府開始起了國防政府的作用,開始了民主政治的一些步驟,開始了民眾的戰爭動員。(五)中國軍隊的英勇抵抗,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獲得了世界多數國同情與援助。”為了堅定民眾抗戰必勝的信念,《群眾》周刊借用蔣介石的言論,呼吁全國民眾起來抗日:“人人敵愾,步步設防”,“不屈不撓,前仆后繼,隨時隨地,皆能發動堅強之抵抗力,敵之武力,終有窮時,最后勝利,必屬于我”。另外,《群眾》周刊社論列舉國共雙方一些人士發表的言論后指出:這都證明國共兩黨“領袖們對于加強團結爭取最后勝利,已經立下了更大決心,采取了更切實的有效步驟”,“轉變目前嚴重的抗戰局勢,關鍵就在我國兩個最大政黨——國民黨、共產黨加強合作的基礎上,擴大和鞏固民族抗日力量的團結”。

  全面抗戰初期,《群眾》周刊本著“服務抗戰大局”方針,宣傳國共兩黨為抗戰所作的貢獻,同時對國民黨片面抗戰所造成的后果提出建議與批評。而這一時期,國民黨迫于時局的需要,對中共及其言論控制還較為寬松。

  02

  既團結又斗爭:抗戰中期

  《群眾》周刊的宣傳策略

  隨著抗日戰爭深入發展,蔣介石集團表現出對日妥協的倒退傾向,對中共從言論到行動加緊限制,甚至加以迫害。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會后又陸續制定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異黨問題處理辦法》《防范共黨活動草案》等一系列反共具體政策,強化其法西斯統治。這次會議是國民黨在方針政策上發生重大轉變,由片面抗戰到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標志。國民黨認為“今日之處置共黨,決非僅消極所可奏效,尤貴乎本黨自身之充實力量,健全發展,積極推進各項工作,以與其作積極斗爭,方克有濟”,強調“以組織打擊組織,以宣傳對宣傳,處處于實際工作中與對方競爭”。即國民黨希望加強自身各方面建設,打擊中國共產黨各種“違法”活動。

  在宣傳方面,國民黨認為“惟自抗戰以還,某黨嘗假抗戰美名,乘機竊起,肆意挑撥離間,曲解三民主義,迷惑青年群眾,數年之間,其出版書籍,多如汗牛充棟”,約束中共之“非法”宣傳迫在眉睫。1939年,國民黨制定機密文件,密令各省黨政軍高級長官:“共黨如辦有報章、雜志、書店或印刷所等,均應依法辦理立案登記等手續”,“不得載有違禁之文字或廣告”,“共黨應即停止違反本黨政策之種種宣傳及共產主義思想之傳播與該黨黨章決議宣言實際活動情形之公布,關于‘統一戰線’、‘新階段’、‘拉丁化運動’、‘新啟蒙運動’、‘民主政治問題’與‘少數民族問題’等等宣傳活動,即應取締”,“其他報章雜志如刊載有共黨色彩之非法文字,亦應同予取締”。因而,這一時期中共及其領導人所發表的諸多著作常被查禁,例如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國民黨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認為“該文內容異?;闹?,某黨于此抗戰形勢更于我利之時,提出此種荒謬之名詞,顯系別有作用……凡遇有宣傳此類名詞之文字應予以檢扣或刪削”。除此之外,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等著作在國統區也被扣除查禁。為了盡量避免出現所謂的“共黨色彩”而遭查禁,中共中央要求在進行宣傳工作時,“需要改變和改善宣傳戰方面的組織工作,主要是出版發行工作”,“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必須一方面熟悉我黨政策、口號及其實際,熟悉我黨和我黨領袖人物的言論與文獻”,“又一方面熟悉三民主義及國民黨歷史,熟悉其文獻、政府法令,熟悉其內部派別,領袖人物及言論”。中共要求宣傳鼓動時,“應特別注意于發揚與運用當局黨政軍方面在演講、命令、談話與出版物等等里面的各種積極的東西,同時去批評和駁斥頑固分子的消極的黑暗的東西”。這其實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宣傳工作中“以子之矛”,不僅能很好地避開國民黨的新聞出版審查,事實上也能達到更好的宣傳效果。

  為了進一步壓制中共之宣傳,國民黨于1941年設置《特種宣傳綱要》,其目的在于加強宣傳以“揭露共黨之流寇面目及漢奸本性”,“揭發共黨在抗戰陣營中違背國家民族利益”,“揭露共黨之偽裝”,提出了應對中共宣傳的若干工作原則、方法、口號等。在書店印刷管理方面,國民黨實行嚴格管控,要求店員及其他使用人將姓名、籍貫及住址登記在冊,不得隨意變更工作人員,書店印刷店不得作為集會結社的場所。同時,國民黨當局也在加強自身的宣傳工作,“與其處處責備他人,不如事事求諸在我,而從本身努力”。為了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聞檢查工作,國民黨要求提高檢查工作人員素質,認為“新聞檢查范圍包羅甚廣,所有政治、經濟、文化乃至各種自然科學無所不包,無所不備,欲求檢查盡當,首重檢查人員素質精良”,要求“對每一從事檢查工作人員于工作之余極力注意其知識修養,除報章雜志、時代論著,網羅搜集,隨時閱讀外,每日舉行座談會一次,每周舉行學術討論會一次,交換見解,互相切磋”??紫槲醯热嗽趪顸h五屆中央八次會議上提出組織中央出版管理局以加強出版管理和監督。出版擴大宣傳案中提及“嚴格查禁以后,大小書店一時間竟有無書可賣之嘆”,在一定程度上說明這一時期國民黨查禁之嚴格。面對各種嚴苛的查禁政策與管控手段,中共中央要求“在國民黨區域的出版發行工作(黨的和同情者的),要以精干政策戰勝國民黨的量勝政策,以分散政策抵抗其統制政策,以隱蔽政策對抗其摧殘政策”,這就要求國統區宣傳工作必須講究斗爭藝術,以靈活隱蔽的策略與國民黨進行斗爭。

  中共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分散政策抵抗統制政策”“隱蔽政策對抗摧殘政策”等并不意味著要與國民黨進行全面的斗爭性宣傳。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中共始終以抗戰大局為重,斗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斗爭的目的,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為了進一步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在進行斗爭性宣傳時,要求“必須使我黨的宣傳鼓動工作,循著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的道路來進行”。實質上,這一時期中共在國統區的宣傳策略是既斗爭又團結。

  《群眾》周刊作為中共在國統區的喉舌,嚴格貫徹落實中共中央的宣傳政策。1939年2月14日,《群眾》周刊發表社論《國民黨五中全會》,在談到團結時指出:關于加強團結,首先要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尤需親密國共兩黨之合作關系”,國共兩黨關系團結與合作抗日,“是全國人民和全世界朋友的希望,只有日寇、漢奸才希望之分裂,才進行挑撥離間的陰謀”。社論還針對蔣介石鯨吞中共的企圖嚴正指出:在加緊團結的基本原則下,不管國共兩黨合作的具體形式如何,“我們相信,在現存的國共兩黨關系基礎上,國共兩黨的合作必能繼續進步”。2月21日的社論又借蔣介石所說“政治重于軍事”一語,揭露國民政府的腐敗,指出:國民政府“行政效率,十分低下,政令之推行,大都是例行公事,敷衍塞責,甚至假公濟私,藉端漁利”,“政令到了此輩手中,便是‘等因’、‘奉此’之類的具文,或者成為營私舞弊的‘良機’”,“我們非把這種現象,徹底加以廓清不可”,“全國民眾要從各方面幫助政府,使新階段的政治能迅速趕上軍事”。

  1940年3月,國民政府頒布《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及實施辦法》,把抗日與反共貫穿于此綱領之中。對此,《群眾》周刊發表社論,借紀念孫中山之機會,抨擊蔣介石集團的反共行為。為紀念孫中山逝世15周年而作的社論指出:“中山先生的不妥協的革命精神,指示我們必須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中山先生的聯共政策,指示我們必須加緊團結反對分裂;中山先生的扶助農工政策和爭取政治上改進的精神,指示我們必須力求進步反對倒退。”《群眾》周刊在前一年的為紀念孫中山逝世14周年而作的社論也已指出:“孫中山先生不像那些頑固分子,唯恐革命勢力的聯合,也不像那些吃摩擦飯的人一樣,把國家民族利益視為無足輕重,而真能根據每一時期革命的需要,把當時各種革命力量、革命組織聯合一起,共同努力;同時,又能在聯合中保持現代政治家風度,互相尊重,互相策勉。這種偉大的革命精神,正是目前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極端需要的。”

  中共認為,國民黨反共即意味著有投降之可能。為了堅持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群眾》周刊借蔣介石之言,明批汪精衛之流的投降賣國,暗指蔣介石集團的反共和抗日妥協傾向。社論指出:“汪逆精衛賣國投降的資本是什么呢?很明白,是‘反共’!”“蔣委員長在對中外記者發表談話時也指出,對于漢奸賣國賊之妥協投降的邪說,要無情地給以致命的打擊。”所以,對于“一些尚隱藏在抗戰陣營中的同情于汪逆的份子,亦在各種各樣的掩護之下,在散布有害于抗戰的一切謬論”,當局要予以嚴懲,“對于這種民族敗類,是應該給予嚴厲的制裁的。這不但要在道德上宣布它們的死刑,而且在國法上,亦要宣布它們的死刑。因為,不如此,是不足以警惕奸邪的”。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后,蔣介石集團對《群眾》周刊的打壓愈加厲害?!度罕姟分芸?卷總共才出12期。第1、2期合刊與上兩期合刊的出版時間相隔兩個多月,而且發表的大部分是譯文,正如“編后”所說:“這一期的和讀者見面,已延緩了很久的時間,這是由于編輯人的更動、印刷的困難以及其他障礙。我們的人力原來不多,現在是更少了,而所遇的困難又是我們所無法克服的,因此,今后的編輯恐怕很難令人滿意。只有請讀者見諒,我們總希望能在讀者的支持下,盡可能的提供一些‘開卷有益’的材料。”這一段話,實際上是對國民黨當局限制和迫害的控訴。

  1942年,《群眾》周刊對國民黨五屆十中全會宣言及特種研究委員會的報告發表看法,肯定了宣言中提出的“必須有舉國一致之真誠團結,而后乃能負起空前之使命”,希望國民黨中央能堅持此種正確意見,能使國民黨“一般同志皆有確切之認識”,并在實踐中真正能夠如宣言中所說“政府當一視同仁,不予歧視,果能如此,不僅我全國人心,為之振奮,為之慶幸,國際人士當亦為之欣慰”。這些言論實質上是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言行不一致的兩面行為進行迂回控訴以及對實現國內團結的殷切希望。

  03

  團結中爭民主:抗戰后期

  《群眾》周刊的宣傳方針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重大戰績和轉機,在這種形勢下中國社會內部迫切要求加強團結,實現民主改革,鞏固擴大抗日力量,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據此,中共中央確定1944年的斗爭方針是:繼續團結國民黨共同抗日,集中力量打擊日、偽軍,鞏固和擴大抗日根據地。但蔣介石統治集團仍然堅持一黨專政,實行反民主、反人民的政策。廣大人民群眾的言論、集會、出版等自由權利被剝奪,個人財產和人身安全毫無保障。國民黨不僅于政治上實行專制獨裁,在文化宣傳上也是如此。1943年3月,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出版,此書是希特勒的《我的奮斗》在中國的翻版。全書以反對共產主義、宣揚法西斯主義和封建主義為中心內容,污蔑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是“新軍閥”“新式割據”,暗示兩年內要“解決”共產黨,為其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作輿論上的宣傳,對中共的所謂“反動”宣傳進行強烈打擊。比如陳伯達所著的《評中國之命運》一書,重慶圖書雜志審查處認為“查該奸黨所著是書自別有用心,不僅曲解本黨主義,怪論百出,且以奸惑伎倆離間民族團結……飭屬隨時密查,予以沒收”。甚至倡導思想言論自由的學校也被特務機關化,桂林《力報》于1944年4月9日發表短評:“最近本報迭獲學生讀者的投書,都說他們的學校當局以特工的方式對待他們。有些學校對學生所出壁報,厲行檢查制度,甚至有興文字獄者,……學生人人自危。”《新中國日報》發表社論:“現今聽話看報,都需要高度的技術。有時‘言在此而意在彼’,有時‘偷關漏稅’,有時‘指桑罵槐’,有時‘指鹿為馬’。今日登講臺者,或周旋文壇者,大半都對于此等技術甚為熟練。”諸如此類,比比皆是。

  面對國民黨推行的專制獨裁政策,諸多民主人士深表不滿。1943年7月6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主席張瀾致函蔣介石:“必須實行民主。不能以國家政權壟斷于一黨”,“徒貌民主之名,而不踐民主之實,內不見信于國人,外不見信于盟邦,則國家之前途,必更有陷于不幸之境”。在九一八事變12周年紀念日上,張瀾在《中國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中針對蔣介石“一個領袖,一個黨,一個主義”的主張進行猛烈抨擊。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大好的時候,國民黨卻出現了豫湘桂大潰敗,國民黨貪污腐敗及軍隊作戰之無能進一步凸顯。國民黨對內專制獨裁,而對日作戰卻屢屢失敗,人民對于這樣的國民政府已失去信心。1944年2月,張瀾等民主人士在成都組織民主憲政促進會;4月,周新民在昆明發起建立憲政促進會;5月,左舜生主編《民憲》,李公樸、聞一多等人在昆明創辦《自由論壇》,疾呼民主,抨擊國民黨的專制獨裁,掀起了第二次民主憲政運動。廢除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憲政,已經成為民主人士的共同呼聲。中共積極響應民主吁求,推動憲政民主,毛澤東曾言:“沒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則抗他十年八年,我們也一定會勝利。”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國民參政會上正式提出要求國民黨結束一黨專政,聯合各黨派建立民主政府。這一提議獲得各界民主人士的支持,社會上各類呼吁民主的文章涌現,從此要求國民黨廢除一黨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成為國統區民主運動的主流和方向。

  面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動行為,中共中央決定“對國民黨應極力避免大的軍事沖突,使彼方一切力量均用在對敵上”,始終堅持國內團結的立場。中共中央南方局會議討論了共產國際解散之后國民黨可能對中共采取的方針,在文化宣傳方面決定采取“要宣傳我方抗戰、建設的成績,宣傳我方堅持團結、民主的主張和事實”的策略。1943年國民黨趁共產國際解散之機,準備以武力進攻陜甘寧邊區,同時脅迫各地參議會等團體發電要求解散中共,逼迫中共妥協。在此情況下,中共決定避免發生大規模沖突,進行全面的宣傳反擊,主張國民黨應取消特務統治和停止傳播法西斯主義思想等。由于地域的特殊性,中共在國統區的宣傳策略自然不能與邊區和根據地一樣。中共中央在對重慶、桂林文化界反抗壓迫的指示中提出:“渝、桂文化界反壓迫抗議事可行,惟望注意:一、除少數知名之士外,不要暴露隱藏的文化人。二、發表的形式可采取多樣的。三、盡量爭取中間人,在中間刊物發表抗議。四、譯成英文向美英出版界揭露。五、新華(即《新華日報》)、群眾(即《群眾》周刊)多登載反法西斯主義文章,以開展思想斗爭。”中共在國統區要運用多種宣傳方式,爭取中間民主人士,爭取英美支持,利用《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展開反法西斯、反國民黨獨裁專制的斗爭,推動民主政治發展。雖然國民黨頑固推行反動政策,但在1944年中共中央仍然認為“自去年國民黨十一中全會以來”,國共兩黨關系趨于緩和,決定“為了繼續團結國民黨,準備對日反攻計,爭取時局的進步,應該改變前此(去年七月到九月)對國民黨公開正面猛烈抨擊的態度”。中共為加強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努力,在團結中不斷爭求民主,認為只有在團結中取得民主,中國革命的勝利才會實現。

  針對國民黨頑固派大力制造的反共輿論,《群眾》周刊采用迂回方法予以揭露?!度罕姟分芸l表時評《認清誰是我們的敵人》。這個時評主要是針對蔣介石的言行及其《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而發。時評首先指出,英美和蘇聯在制度上是水火不相容的,然而這三個國家現在結成同盟了,全世界人士都稱道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英武明智,贊嘆不已,他們并沒有放棄各自的主義,為什么會合作呢?因為他們面前有一個共同的敵人,他們認清了這一個共同的敵人。時評接著又提出,為什么英明的領袖給人以信心和勇氣,而不適當的言論則會造成陰森可怕的氣氛呢?其關鍵就在于能否認清一個共同敵人。時評還對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出版以后彌漫的反共言論作了揭露和批判:“始而一些不相干的刊物,散布親痛仇快的蠻語,近又在帶有代表性的機關刊物上公用‘奸匪’字樣來污蔑抗日武裝,而‘奸黨’之聲也常會出之于應被視為負責人士之口”,“這種言論除了灰人之心、快人之意而外,試問還會有什么后果?”強調“大敵正在當前,千萬要認清,不容絲毫模糊”。

  全面抗戰需要國民黨實行政治改革,實現憲政和民主,這是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和真實愿望。但是,國民黨當局始終堅持一黨專政,拒絕進行民主改革。1944年3月12日,周恩來在延安發表《憲政與團結問題》演說時指出:國民黨及其政府如欲實施憲政,就必須真正拿革命的三民主義作基礎,首先實行保障人民自由、開放黨禁和地方自治三個最重要的先決條件;如果真愿用政治方式解決國共關系問題,就應該承認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承認陜甘寧邊區及各抗日根據地為其地方政府,承認八路軍、新四軍及一切敵后抗日武裝并給予接濟,恢復新四軍的番號,撤銷對陜甘寧邊區及各抗日根據地的封鎖和包圍。周恩來提出的上述意見,即后來林伯渠赴重慶談判時的基本條件。周恩來的這篇演說發表后,《群眾》周刊設法予以登載,以讓大后方和全國各地的讀者知道,從而在國統區廣為傳播。

  1944年,為紀念巴黎公社成立73周年,《群眾》周刊發表專論,高度贊揚巴黎公社的意義,“便是建設一個新的、沒有貧窮和奴役的世界,一個由人民主宰的世界。‘公社給共和國筑下了真正民主機關的基礎’(馬克思著《法蘭西內戰》中語),全世界的人民需從這里吸取教訓,法蘭西共和國的英雄的子孫們尤其要在這個基礎之上邁開他們底前進的腳步”,“這種民主就不再是屬于少數人的舊的民主”?!度罕姟分芸l表紀念巴黎公社的文章,意在影射國民黨統治集團的獨裁專制,表達中共民主建國的政治訴求。

  抗戰后期,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嚴重腐敗導致其軍隊幾乎完全喪失戰斗力,豫湘桂戰役的大潰敗,使得國統區民主運動更加高漲?!度罕姟分芸瘧獣r而動,于1944年9月30日發表社論《挽救危局,準備反攻》,用大號字排版。社論對潰敗的正面戰場、僵持著的國共談判以及9月18日閉幕的國民參政會等問題作了評述,指出挽救目前危局的中心環節是召集國事會議與組織聯合政府。同日,《群眾》周刊刊登《林祖涵在參政會關于國共談判的報告全文》,希望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統治的局面,召集各黨各派、各抗日部隊、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國事會議,組織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振奮全國人心,鼓勵前方士氣,以加強全國團結,集中全國人才,集中全國力量,這樣就一定能夠準備配合盟軍反攻,將日寇打垮。

  而在抗戰即將取得勝利之時,針對國民黨當局企圖發動內戰以達到獨裁之野心,《群眾》周刊發表社論指出:從任何觀點來看,中國的民主團結問題已經變成世界政局中的頭等重要的問題,民主團結的問題不解決不僅不能在中國大陸上對日進行決戰,“而且大有可能的是,在這決戰尚未到來之前,中國內戰就已經爆發了。中國的人民曾經進行過幾十年的流血抵抗,更何況今天中國人民的力量千百倍強大于此前。且從英美蘇中合作說,中國民主團結的問題更非解決不可”。社論將國內國際形勢密切聯系,呼吁國民黨放棄內戰、放棄獨裁,以實現抗戰的最終勝利。

  抗戰后期,無論是從國際關系還是國內形勢來說,國共兩黨加強團結、實行民主建國是不可逆的大勢,《群眾》周刊很好地響應了這種大勢,為推動國內的民主與團結鼓與呼。

  04

  結語

  全面抗戰時期,運用報刊進行輿論宣傳是中共革命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共與各界人士交流溝通、傳達信息的重要途徑,是中共取得抗戰勝利的重要手段。中共不僅在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運用報刊進行輿論宣傳,更可貴的是在環境極其復雜的國統區建立“據點”,因時因勢靈活地進行輿論宣傳?!度罕姟分芸鳛橹泄苍趪y區的喉舌,嚴格貫徹落實中共的各項宣傳方針與指示,充當著中共靈活宣傳策略的踐行者。

  作為踐行者,《群眾》周刊的宣傳策略由全面抗戰初期的“團結抗戰”,到抗戰中期的“既團結又斗爭”,再到抗戰后期的“團結中爭民主”,以“團結”貫穿始終,而又根據各時期的斗爭形勢和宣傳需要,提建議、作斗爭、反專制、爭民主。在中共的領導下,《群眾》周刊因時因勢調整宣傳策略與內容,在抗戰時期對國民黨的反共、對日妥協、專制獨裁行為進行了靈活斗爭,在國統區宣傳了中共的各項方針與政策,極大消除了各界人士因對中共了解不足而產生的負面影響,推動了各界人士聯合抗日,最終取得抗戰勝利?!度罕姟凡粌H為中共自身發聲,也為民眾發聲,順應民意,事實上這就為其存在及后來的新生政權的合法性提供了民眾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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