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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按勞分配”思想的發展與對“絕對平均主義”的批判

耿來意 · 2022-02-04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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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制度是生產關系的重要方面,不同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有不同的分配制度,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條件下,存在著剝削和壓迫,生產資料的掌控一方握有分配的決定權,不可能存在公正和公平,只會造成人與人之間的貧富懸殊;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條件下,生產資料為全體人民所有,使“按勞分配”成為可能,勞動與勞動成果實現匹配,從而實現相對的公平。

  生產資料私有制下的分配不公,是造成社會矛盾的重要根源,是社會革命的重要誘因。

  中學時代的毛主席,就開始思考分配制度的問題,他說:“我在韶山、湘潭和長沙見到的,廣大人民的生活是痛苦的,缺衣少食,挨凍受餓,目不識丁,做一世的文盲,還常常被地主、豪紳和貪官污吏勒索壓迫,被賣被殺。為什么廣大人民的生活過得這樣痛苦呢?只是由于有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的緣故。在這種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下,廣大人民的痛苦生活不會變成幸福的生活。”因此,年輕的毛主席就立志去改變社會,“以一生的力量為痛苦的人民服務,將革命事業奮斗到底。”

  毛主席在尋找革命道路的過程中,曾經寄望于設立工讀同志會,建立以新家庭、新學校及新社會于一體的“新村”,從事半耕半讀,實現“新生活之大端”。為此,他還認真地進行了選址,擬定村址岳麓山。他還草擬了長篇計劃書,對各種問題進行了詳細規劃。在計劃書里,他提出要實現適應時代的新生活,靠改良是不行的,惟有“創造其新者”,他舉例說:

  “與現今之工廠主謀與工徒分配平均,盡人而知其不可能也。故勞動者欲求完全之平均分配,非在社會制度改革之后,不能得到。”

  走上改變社會制度的革命道路之后,毛主席堅持把“分配制度”革命作為頭等的政治主張,通過“分配革命”實現社會公平,凝聚革命力量,以達到革命的遠大目標。

  1929年1月,紅四軍在向贛南、閩西轉進的途中,毛主席起草“紅軍第四軍司令部布告”,其中寫道“飯可充饑,藥能醫病,共黨主張,極為公正。地主田地,農民收種,債不要還, 租不要送。增加工錢,老板擔任,八時工作,恰好相稱。軍隊待遇,亟須改訂,發給田地,士兵有份。”紅軍的這些主張,是共產黨人對公平分配社會財富的政治命目標的具體化。

  紅軍在推行“分配革命”這一政治主張過程中,存在著絕對平均主義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毛主席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上提出了絕對平均主義的一些表現:發給傷兵用費,反對分傷輕傷重,要求平均發給;分物品要求極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別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點;住房子要分得一樣平,司令部住了一間大點的房子也要罵起來。 對這些絕對平均主義表現,毛主席指出:

  “絕對平均主義不但在資本主義沒有消滅的時期,只是農民小資產者的一種幻想;就是在社會主義時期,物質的分配也要按照‘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原則和工作的需要,決無所謂絕對的平均。紅軍人員的物質分配,應該做到大體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餉平等,因為這是現時斗爭環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須反對不問一切理由的絕對平均主義,因為這不是斗爭的需要,適得其反,是于斗爭有妨礙的。”

  在當時的中國,最大的分配不公是土地分配,解決土地問題是革命的核心問題。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毛主席在國民黨土地委員會第一次擴大會議上發言指出:

  “如何解決土地問題,即沒收土地有何標準,如何分配土地,此點實為問題的中心問題。”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是圍繞著土地革命這個中心問題開展的,打土豪,分田地,進行土地革命。盡管在不同的革命時期,關于土地的政策有所不同,但其根本的目標是平分土地,實現耕者有其田。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陜北米脂楊家溝召開會議,毛主席在會議發表“目前的形勢和我行的任務”的報告,他指出土地革命的兩條基本原則:第一,必須滿足貧農和雇農的要求,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務;第二,必須堅決地團結中農,不要損害中農的利益。只要掌握了這兩條基本原則,土地改革任務就一定能夠勝利地完成。他進而指出:

  “全黨必須明白,土地制度的徹底改革,是現階段中國革命的一項基本任務。如果我們能夠普遍地徹底地解決土地問題,我們就獲得了足以戰勝一切敵人的最基本的條件。”

  中國土地革命到1952年底徹底完成,完全廢除了封建工地所有制,實現了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土地這一歷史上最大的分配不公得到了徹底糾正,無數的革命者浴血犧牲所要爭取的“耕者有其田”的目標業已實現。然而,由于中國人口眾多,人均占有土地面積少,僅僅依靠個人手里的土地無法解決貧窮落后的面貌,農業合作化才是根本出路,正像毛主席所說:

  “分配了土地,但一看,農民土地還是很少,生活還是很困難,唯一的出路就是組織起來,搞社會主義。”

  從1953年開始,中國開始了全面的“三大改造”,即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業、手工業實行合作化,資本主義工商業通過國家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

  在這一過渡時期,農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采取了過渡時期的分配方式。農業方面,農民以土地、工具、牲畜等入股的方式參加合作社,并取得相應的收獲量,1953年3月24日,毛主席對《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進行修改的文字中對農民加入合作社的分配情況寫道:

  “在農民以土地人股后得以統一使用土地,合理使用工具,共同勞動,實行計工取酬,按勞分紅,并有某些公共的財產這些條件來說,它就比常年互助組具有更多的社會主義的因素。”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分配方式,則采取互相讓步的妥協政策,以換取國家資本主義。1953年7月29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此解釋說:

  “在紅利上,要給資本家讓利,使他們有所得,這就是進攻中的部分退卻。所得過少,他們就不愿意來。這里又牽涉到資本主義經濟法則問題。我對他們說:‘你們不應唯利是圖,而要兩利是圖,勞資兩利,一利不行。’‘五反’中進攻得太遠了,資本家躺下了,要給他一定的利益叫他起來,這就是百分之二十五的紅利。應當說服工人作這個讓步,以換得國家資本主義;如果不讓這一步,資本家無利可圖,無利可得,就不能換得國家資本主義。 我們調整商業后,商業方面的問題解決了,我們也退卻了,退到三比七。工業方面還要讓一步,才能解決。”

  毛主席對國家資本主義的分配還列了一個表:“所得稅百分之三十四點五,福利稅百分之十五,公積金百分之三十,資方紅利百分之二十點五,總計百分之百。”

  經過三年改造,新中國建立了公有制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基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在中國確立起來,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分配制度才正式走上前臺。

  1956年4月28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關于農村的收入分配,他說:

  “農業總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應該歸社員,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歸合作社和國家,其中包括合作社的公益金、公積金、生產費、管理費和各種雜費,包括國家的公糧和公糧附加。合作社和國家頂多占百分之四十,最好只占百分之三十,讓農民多分一點。這中間有百分之十是各地方可以調劑的。”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講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對農村的分配,他說:

  “在分配問題上,我們必須兼顧國家利益、 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對于國家的稅收、合作社的積累、農民的個人收入這三方面的關系,必須處理適當,經常注意調節其中的矛盾。 國家要積累,合作社也要積累,但是都不能過多。我們要盡可能使農民能夠在正常年景下,從增加生產中逐年增加個人收入。”

  1958年1月,毛主席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關于農村合作社的積累與消費問題,他寫道:

  “以一九五七年生產和分配的數字為基礎,以后的增產部分四六分(即以四成分配給社員, 六成作為合作社積累)、對半分、倒四六分(即以四成作為合作社積累,六成分配給社員)。 如果生產和收入已經達到當地富裕中農的水平的,可以在經過鳴放辯論取得群眾同意以后,增產的部分三七分(即以三成分配給社員,七成作為合作社積累),或者一兩年內暫時不分,以便增加積累,準備生產大躍進。這個意見是否適當,請各地討論。”

  一九五八年秋,中國農村開始進入人民公社時期,分配制度發生了變化,由于對人民公社這一新事物內在規律性認識不足,對其中的分配制度也有一個逐步認識和發展的過程,甚至一波三折,才最終形成了較為成熟的分配制度。

  1958年8月19日,毛主席召集各協作區主任會議,對人民公社的生產和分配問題,他指出要逐步統一管起來,要實行工資制,他說:

  “關于人民公社,我的意見就叫人民公社,這仍然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不過分強調共產主義。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產規模大、各種事業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雞、鴨、屋前屋后的小樹還是自己的,這些到將來也不存在了。糧食多了,可以搞供給制,還是按勞付酬,工資按各盡所能發給個人,不交給家長,青年、婦女都高興,這對個性解放有很大好處。”

  1958年8月24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協作區主任會議,關于分配的問題,他說:

  “蘇聯干部職工的工資等級太多,工農收入相差太懸殊,農民義務交售制,負擔占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八,限制了農業四十年不發展。我們只拿農民收入的百分之五到八(間接負擔除外)。我們藏富于民,‘民食足,君食孰能不足。”

  1958年10月24日,毛主席聽取陳正人等匯報農業協作會議的情況,談到公社分配問題,他同意供給和工資各占一半的分配方法,他說:

  “今年有些社除了吃飯,一個月只能發幾毛錢,有的開不出工資,這要從增產增收來改變。吃飯不要錢,是供給制,工資還是要按勞取酬?,F在就不要按勞取酬了,那也不行;工資差別太小了,也不妥當。同樣,干部工資像過去差別很大,那不行;但是一下子搞得太小,沒有差別,那也不行,不能持久。實行供給制,勞力多人口少的戶收入減少了,估計有百分之二十五左右,有沒有那樣多?能不能不讓他們減少收人?”

  1958年11 月24日,毛主席審閱修改《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適應人民公社化的形勢改進農村財政貿易管理體制的決定》(修正草稿),他在這個決定中加寫道:

  “全國各地的公社雖然已經搭起架子,也可以說基本上建立起來了,但是要在思想、組織、生產、分配、生活福利和各項業務上都弄清條理、建立就緒和走上軌道,至少還需要幾個月的時間。”

  1958年12月10日,毛主席主持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全體會議,會議通過了《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決議關于生產與分配問題指出:

  “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繼續保持按勞分配的原則,對于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是兩個重大的原則問題。人民公社對社員實行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供給范圍目前不宜過寬,隨著生產的發展工資必須逐步增加。”

  1959年2月26日,毛主席在鄭州同河南省委負責人談話,對公社的收入分配問題,他說:

  “勞動力、產品為公社所有,縣、地、省都調,調太多了不行,隊就沒有了。一個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區和隊,有經營好壞、收入多少不同,糧食產量多少不同,吃得多少不同。隊多,生產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樣。社有富社、窮社、中等社,社內又有窮隊、中等隊、富隊,向富隊講清楚,去年挖了一點,今年不挖他們的,多勞多得。窮隊挖富隊不好,富隊的人是勞動者。吃糧標準還是要不同,多勞的多得,少勞的少得,都積極起來了,否則就傷一頭的積極性。”

  “平均主義主要來自縣、社。當然也要分析,想辦工業這是主要的,抽肥補瘦還不是主要的。不要砍富的補窮的,而是把窮的提高到富的水平,否則是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行政人員、服務人員不可太多,不然農業成問題,結果是食之者眾,生之者寡。講全國一盤棋,光你國家算棋,農民不算棋?大隊、小隊不算棋?你是半盤棋,而那半盤棋人數最多。他們反對,我們就坐不穩。”

  人民公社初期,由于干部們理論基礎薄弱,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因此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刮起了“共產風”,在公社范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對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代價上調,銀行把許多農村中的貸款收回,“一平,二調,三收款”。針對這些現象,在1959年2月27日開始召開的鄭州會議上,毛主席對平均主義和過度集中問題進行了批評,他說:

  “所謂平均主義傾向,即否認各個生產隊和各個個人的收入應當有所差別,而否認這種差別,就是否認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原則。所謂過分集中傾向,即否認生產隊的所有制,否認生產隊應有的權利,任意把生產隊的財產上調到公社來。”

  對于消費資料的分配問題,他要求:

  “隊有窮隊、富隊、中等隊,因此,吃糧和工資的分配,也應該有差別。一九五九年要向農民宣布公社的積累不超過百分之十八,連同國稅百分之七,總共不超過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即四分之一,以安定人心,以利于提高生產積極性,以利于春耕,使農民心中有個賬。”

  “鄭州會議”根據毛主席的意見,規定了十四句話,作為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指導方針,十四句話是:

  “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

  1960年11月3日,毛主席審閱修改《中共中央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稿,指示信共12個問題,其中包括:(一)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堅決反對和徹底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三)加強生產隊的基本所有制; (四)堅持生產小隊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六)少扣多分,盡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員增加收入;(七)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供給部分和工資部分三七開。指示信稿說“在現階段,人民公社分配的原則還是按勞分配”,毛主席在“在現階段”之后,加上:

  “在很長的時期內,至少在今后二十年內。”

  1960年11月28日,毛主席就甘肅省委貫徹“指示信”的報告起草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指示,要求:

  “無論何時,隊的產業永遠歸隊所有或使用,永遠不許一平二調。公共積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過多。不是死規定幾年改變農村面貌, 而是依情況一步一步地改變農村面貌。 ”

  1960年12月23日,毛主席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書記、第二書記等開會,在會上,他將干部分為六類,其中第四類為“情況不明,頭腦不清。不知道什么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不知道什么是全民所有、集體所有、個人所有,不知道價值法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不知道什么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毛主席稱之為“糊涂人。”

  對這些“糊涂人”怎么辦?毛主席給出的辦法就是教育和學習,他說:

  “糊涂人對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價值法則、等價交換等等,都是不清楚的。浙江幾十個縣委書記,只有一個人清楚。這么多人搞不清楚,我們就有責任了,是我們對他們教育不夠。我們要幫助這些糊涂人清醒過來。大辦社有經濟,必然刮‘共產風’。這是一字之差,要大辦隊有經濟,小辦社有經濟。”

  “現在許多同志不懂得什么是等價交換、價值法則、按勞分配,對于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界限、大集體與小自由的界限等也不清楚。應當提高他們的政治水平,包括理論水平,要使他們懂得這些原則。”

  “要抓緊對干部的教育,使他們懂得什么是共產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這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自留地是個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險。不懂得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這些道理,就會死人的 。”

  1961年3月13日,毛主席主持三南會議,主要解決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和生產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他指出平均主義非改不可,不改就不能充分地調動群眾的積極性,他說:

  “窮隊富隊拉平,現在已經證明,對富隊不好,對窮隊也不好。必須對生產大隊下面的生產小隊貧、中、富區別對待。小隊里頭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也就是勞動力多的與勞動力少的社員戶之間的矛盾。因為實行糧食供給制,勞動力少的戶跟勞動力多的戶吃糧都-樣,他橫直有的吃,所以就不積極;勞動力多的戶,他們想我干也是白費了,所以也不積極了。”

  為了規范人民公社的經營管理,毛主席聽取田家英的建議,從1961年2月起,組織起草了一個人民公社的工作條例,他說:“做什么不做什么,生產隊都做哪些事,規定好了就好辦事了。”毛主席對這份《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進行了長期、廣泛、深入的征求意見,并不斷進行修改完善。

  1961年3月19日,毛主席閱陳伯達報送的《一些社員和干部對于按勞分配問題的意見》,材料反映:河北霸縣的一位貧農說,不按勞分配,干活沒有勁。霸縣的一個貧農小組的代表說,實行按勞分配,社員干活就出力了。實行按勞分配,大伙也會幫助困難戶,因為那種幫助是明的幫助,他們要領這份情。廣東高鶴縣的一位貧農說,實行供給、工資三七開,不光勞動力多的擁護,就是我這勞動力少的也擁護。因為不實行三七開,工分不值錢,勞力多的就不好好生產。毛主席對這份材料做出批示:

  “這是一個全國性問題,必須迅速解決。”

  1961年4月9日,毛主席與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談話,了解湖南群眾對“六十條”(條例)的反映及整風整社的情況,對于供給制問題,他說:

  “基本原則是兩個,一個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一個是價值法則,等價交換。我看在兩三年內新的公社不要去搞積累了,萬萬不要再平調了。……我看就是要恢復一九五七年那個時候的評工記分、多勞多得那一套。……供給制,是多勞多得,還是多勞不能多得?是平均主義問題嘛!從前我們總認為鄭州會議解決了問題,搞了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價值法則、等價交換這一套。而到現在不但沒有解決問題,供給部分還占百分之三十,這太多了,這就違反了價值法則。”

  同張平化談話之后,毛主席又聽取胡喬木對湘潭韶山公社關于“六十條”的調查討論情況,對群眾關心的超產獎勵和分配問題,他說:

  “超產獎勵問題就是要求多產多吃,按勞分配就是多勞多吃,基本原則就是這么個原則,叫做不勞動者不得食,各盡所能,按勞分配。這里是兩個方面,一個是生產,一個是分配。分配中又有交換,按照價值法則實行等價交換。”

  1961年5月21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內容之一是討論修改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對于“共產風”時期的退賠問題,他說:

  “一天沒有退賠,一天不是馬克思主義,一部分沒有退賠,一部分不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是根本反對剝奪農民的。我們與農民的關系,一是所有制,一是人與人的關系,一是分配。所有制主要是講全民所有制同集體所有制的關系,還有同個人所有制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有黨和農民的關系、干群關系、領導者與生產者的關系,這其中也有所有制問題。生產是集體的,你瞎指揮行嗎?分配主要是反對平均主義。”

  1961年8月23日,毛主席主持召開有中共中央局第一書記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會上詢問了結徹“農業六十條”后農村的情況,他說:

  “公社工作條例六十條,講的是所有制、分配、人與人的關系,都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究竟如何?你們說有了一套了,我還不大相信。……現在剛搞了一個‘六十條’,不要認為一切問題都解決了。搞社會主義我們沒有一套,沒有把握。”

  毛主席精心修訂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于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經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通過,“條例”規定了它的總的分配制度是:

  “它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是社會主義的互助、互利的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多勞多得、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

  “條例”貫徹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基本原則,生產隊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具有生產和收益分配的自主權。多種經營的產品和收入,都必須根據社員大會的意見,進行分配,任何人不許多吃多占。對于具體的分配方式,“條例”規定:

  “生產隊對于社員的勞動,應該按照勞動的質量和數量付給合理的報酬,避免社員和社員之間在計算勞動報酬上的平均主義。……凡是有定額的工作,都必須按定額記分,對于某些無法制訂定額的工作,可以按照實際情況,采用評工分的辦法。……農業、畜牧業中有技術的勞動的報酬,應該高于普通勞動。……生產隊制訂、調整勞動定額和報酬標準,不僅要注意到農活的數量,尤其要注意到農活的質量,并且都要經過社員大會討論通過。……不論男女老少,不論干部和社員,一律同工同酬。”

  毛主席關于“分配”的思想中,有平均的成份,這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必然選擇,要改變私有制下極度的分配不均,必然要進行平均,但這種平均不是絕對的平均主義,而是互助、互利性質的平均主義,是有共產主義成份的平均主義,例如照顧五保戶、困難戶等。毛主席始終是反對絕對平均主義的,并一直對絕對平均主義進行批判,他最終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分配制度是:盡所能、按勞分配、多勞多得、不勞動者不得食。有人一提起人民公社體制來,必與“大鍋飯”劃等號,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毛主席的思想里,壓根就沒有“大鍋飯”這三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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