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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田|造反催生的基層管理民主:文革期間的生產關系變革與技術民主問題

                        老田 · 2022-07-17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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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實質民主,不是制訂憲法和法律就能夠規定和賦予的,而是要依托一個完全革新的干群關系和權力再分配狀況,如果沒有文革的群眾造反帶來的內在權力再分配,好話說再多也不頂用,把共產黨的宗旨和社會主義基本原則重申一萬遍也未必見效。

                          本文是在一個微群討論時的發言,稍加整理之后成文。文章追問這樣一個問題是如何產生的:為什么有些造反派現在討厭討論階級與革命,轉而走向制度設計?還以極端強硬的態度,不接受說理或者反駁?

                          本文傾向于兩個原因:一是局限于自身的慘痛經歷去回顧文革和歷史,看不到在造反派之外的革命成效,同時當然就忽視了制度改進需要以克服阻礙力量為前提;二是反文革勢力對于造反派的系列鎮壓,在其塑造的高成本記憶的反面,促成了一種追求低成本或者無成本改進的執念。本文以長航的革命性改進及其消失為例,粗略地展開了相關差別。

                          一、不體現在造反派身上的造反效果——密切聯系群眾的恢復過程

                          如果把造反派的局部體驗和經驗,放大為支持全局的判斷,那就扭曲或者遮蔽了全局的變化和趨勢,這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造反帶來的革命性變化和進步。換言之,就造反派的造反行為而言,確實受到很多不公正待遇包括野蠻鎮壓,但這確實不是全部的后果,在這個局部之外,生產關系乃至于技術進步的基礎改進,還是相當明顯的。

                          文革期間,因為造反派興起帶來的巨大批評壓力,當權派空前覺得保守派很親,而且是發自內心的感覺需要去結合那一部分群眾——哪怕僅僅是為了壓制造反派的這個狹隘目標。同時,長航與全國一樣,還搞了精簡機關和大量下放科室人員,長航的很多小干部,是建國后提拔的先進工人,他們自己就有兩部分經驗——從前的勞動崗位經驗以及后來的管理崗位經驗,在他返回生產一線的時候,在一個人身上就實現管理與勞動兩部分經驗的結合。這兩個方面的因素,綜合起來的作用,極大地促進了管理過程與一線勞動者的密切結合,逆轉了從前管理過程與群眾生產過程和技術改進嚴重脫節的大問題。

                          而真正的技術進步,也真的需要干部、技術人員和勞動者的緊密三結合,從生產技術與勞動過程的大數據中間,尋找一點一滴的進步空間,并進行系列化的相關改進,然后才能夠落到實處。到了1970年代,航運業包括延伸到造船業,出現了真正的革命性變化,在造船上把引擎與貨倉分開,同樣的運輸能力,設備造價下降一半以上;然后,在貨物裝卸與拖帶作業方面,推廣新的頂駁拖帶作業方式,組成船隊起運;其中,貨倉部分按照裝卸需要,可以在港口停留更長時間,而引擎部分和船員則以更快的速度往來——這極大地提高了昂貴設備的周轉和利用率,由此出現了更高的資金周轉率和裝備利用率。同時,對于船員必須跟船從起點到終點的舊作業方式,也進行了變革試點——此后船員主要跟隨拖船而非貨艙完成作業,配合了長江航運分段拖帶的改革,武漢起點的上水拖船只到荊州、下水只到九江,這樣,船員能夠在裝備利用率極高的條件下,一個星期左右往返,不需要長期離家在外。

                          對照改開之后的變化,就更能夠說明問題了。1970年代末期,放權讓利的改革開始,長航很短時間就基于壟斷地位和定價權,就搞了惡性漲價帶來對外競爭失敗和快速死亡(惡性漲價加快了鐵路公路運輸對水運的替代過程);在內部改革中間,則搞了層層分紅并帶來無窮的分利不均和瓦解人心;時至今日,長江上再也沒有一條長航的船了。與長航消亡緊密相關,是文革時期實現的造船業革命,以及運輸作業上以頂駁拖帶編組船隊的運輸作業合理化方式,也全面終止,造船方法又回復到單船單機的高成本老路上,船員跟船也全面恢復從頭跟到尾的反人性套路。1980年代開始的三峽工程論證中間,要求船閘能夠通過萬噸級船隊,這是長航基于文革時期運輸作業技術革命成果提出的要求,在三峽建成之后,一個萬噸級船隊都沒有等到,甚至連相關的運輸作業合理化成果,也完全喪失了。

                          從表面上看,這些革命性的變化,多數是在造反派被審查或者關學習班期間完成的,造反派直接參與的也較少,多屬于當權派緊密結合保守派群眾的成果。但是,造反派所起到的作用依然是決定性的,當然造反派自身的作用相對隱晦——作為一個外部的有組織批判壓力,促成了干部放下架子,重回生產一線,并主動去緊密結合勞動者與生產過程,在管理民主的基礎上推進了技術民主,在技術民主的基礎上促進了革命性的制造技術與作業程序變革。這樣的案例僅僅說明,造反派只是一個局部,其自身的遭遇本身,還不足以全面體現和評價文革的相關問題,其造反行為帶來的影響也不是只有自己吃虧這個片面。

                          二、當干部面對著組織化的群眾:制度改進的依靠力量在哪兒?

                          經歷過文革的大規模群眾運動之后,1970年代各種單位內部的管理中間,哪怕是作風惡劣的干部,也感到很難延續從前的粗暴作風了。有個老工人告訴我說:我們廠從前最愛罵人的車間主任,現在說話都很好聽了。當權派“主動”改進管理作風,緊密結合保守派群眾,這些進步應該說相當普遍,但獲得這樣的改進,也是付出了巨大成本的,不過是造反派單方面背負了這個進步成本罷了——還有些是以自己的犧牲才帶來政治上的點滴改進。

                          當然,干部作風的全面改進,極大地緩解了勞動者的“政治貧困化”體驗,很多老工人由此陷入政治上的“無事件境界”——似乎除了工資低點就沒有啥子事兒了。這個恰好是鄧小平改開的社會民意基礎。

                          喜歡制度設計的人,可能看不起這些基層發生的實質性變化,也不認為這個有多少“制度”價值。但是,對于身在局中的勞動者或者下級而言,那就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民主,群眾不怕官了不說,官反而要矮下身段遷就群眾了,甚至,還不得不,比從前更多地為群眾著想了。

                          我個人贊成農民的說法——“天高皇帝遠”,宏觀制度設計也許有用,但比較間接,個體的政治體驗,主要是與實質民主建設或者“政治貧困化”的緩解有關,而這需要微觀機構內部的權力關系發生根本性變革。文革帶來的進步,就是這樣發生的,有了造反派組織起來批判當權派,當權派就去緊密結合保守派群眾——在心理上和需要上都更親近那一部分群眾了,不得不“主動和自覺地”恢復了這一部分的群眾路線;然后,還不得不面對兩部分——造反派和保守派——有組織的群眾,去重新檢點自己的管理方式方法,這是一個內在的權力再分配過程。真正的實質民主,不是制訂憲法和法律就能夠規定和賦予的,而是要依托一個完全革新的干群關系和權力再分配狀況,如果沒有文革的群眾造反帶來的內在權力再分配,好話說再多也不頂用,把共產黨的宗旨和社會主義基本原則重申一萬遍也未必見效。

                          有人說文革有兩大問題,一是缺乏規則,二是無政府主義,這種狀況大量存在,是實踐深度不夠的結果,在后續發展確實應該優先關注這些,把成功的成熟經驗,都條例化形成規則;然后,也需要在群眾的參與和經驗中間,逐步引導出共識,給各種破壞性的無政府主義行為設立“否定清單”,逐步實現大多數人的自覺;而各種投機現象還能夠獲利的可能性,也應該逐步得到遏制和消失,達成規范和提高。

                          要評價和分析文革,最后就歸結為一個這樣的基本問題:社會或者制度改進,是依靠精英或權貴自上而下施與陽光雨露?還是反過來,依靠有覺悟的群眾組織起來斗爭,為自己的較好處境而付出自覺的努力奮斗?文革從批判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開局,就是以歷史隱喻現實:要爭取一個較好的未來,可以依靠誰?清官靠得住嗎?

                          三、為什么有些造反派刻意地“忘記了毛教員”

                          今日應該說已經實現了雇傭奴隸制的普遍化,沒有什么民主可言,選票真的屁用不頂。正是毛教員的變修走資預言全面實現的今天,一些親歷文革的人,反而從思想上和感情上都疏離了毛教員的思考,甚至還否定了自己的歷史經驗和貢獻,轉而喜歡一些大詞和頂層設計——試圖透過設計新制度去解決相關問題,而不是透過斗爭求得進步。

                          可能的一個原因是:因為群眾造反根本性地威脅到官僚階層的利益,迫使他們放棄特權,甚至不得不“假裝”深入群眾,這樣的損害和貶低,催生了反向的鎮壓愿望和行動,很多造反派由此付出了極高的個人成本——包括家庭離散和職業生涯終結等等,還有無窮無盡的批判和“五不準學習班”審查。為了規避這些慘痛的記憶,本能地追求一種低成本乃至于無成本的改進方案;這樣,實際上就走向了一個追求制度自己起作用,無需革命或者造反這樣的高投入、也能夠獲得高產出的夢想;然后,就間接地否定了自己的歷史和經驗,轉而在自己完全不熟悉的頂層設計領域發言——殷切地向往一個沒有革命性投入的進步。顯然,這樣的制度設計偏好,是與嫌棄造反帶來的高成本與犧牲有關的執念,然后,從追求低成本這個執念出發,還全面改造了自己的記憶和追求——把自己慘痛經歷比附為缺乏合理制度保護的惡果。

                          但是,在涉及到重大利益調整的方向上,制度設計和制度自行運作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剝奪一種重大利益,如果沒有真實的斗爭和力量對比的實際改變,就不可能“強迫”既得利益者讓步。在一定程度上,文革造反派屢遭鎮壓,實際上是其對于特殊階層根本性利益的威脅帶來的“系統反撲”,而鎮壓造反派的各種手段和力量憑借,實際上都是不合法或者違犯政策的,之所以還能夠如此,顯然,是反對造反派的勢力,能夠在政策和法律許可的空間之外,自行創造出“違法行動空間”,還能夠找到各種集結反對造反派力量的方法,有能力把力量投入使用并一定程度上規避違法成本。

                          在公有制社會中間,權貴結合馬屁精式的積極分子,可以隨便劃右派或打反革命,這個非法行動空間,會逐步地改變機會分配格局:獎勵溜須拍馬的,苦了當牛做馬的。這樣的小圈子異化,雖然不屬于政策和法律許可,但是,卻能夠在現實社會中間不斷地擴張自己的地盤,并損害越來越多的人的正當利益。這個非法利益的擴張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制度和政策難于制約的,這顯然是現實的力量對比有利于那些人,從而他們能夠開辟法外空間還難于被制裁。

                          不惟如此,一些造反派從嫌棄高成本出發,轉向低成本的制度設計,實際上假定:有可能以制度設計的方式,完全剝奪反文革勢力的策略空間,這個幻想顯著地無視了一個基本事實——鎮壓造反派的勢力也同樣是在“法外空間”選擇策略并集結力量的。時至今日,鎮壓造反派的各種手法,在官學主流那里,依然不能夠公開講述,原因不在于別的,因為這些手段和方法,不僅違法政策法律,很多做法還擊穿了道德底線。

                          在很大程度上,非程序的造反之所以需要,主要原因在于:已有的制度性規范力量,很難節制各種有能力創造“法外空間”并越界撈取非正當利益的系統行為,所以,需要在程序之外重新集結力量去平衡去野蠻生長的力量。同時,前文長航的案例還揭示出:在制度的合理改進空間之內,有利于多數人的改進措施,往往聯系著各種下里巴人的經驗和要求,如果沒有某種強制性的力量,新加入進去起作用并施加“外力”推動,僅僅依靠掌握制度和政策那種體制性的力量,這些重大改進潛力,一樣會被長期忽視或者埋沒。

                          四、作為一種鎮壓效果的低成本制度設計執念

                          在一定程度上,一些還對社會進步存有希望和熱望,也還沒有停止思考的造反派,往往會產生以某種低成本路徑去改進制度的執念,向往制度改良方面的低投入和高產出,從而就轉向制度設計而非總結自己的歷史經驗與教訓,這恰好體現了“鎮壓與高成本”之下的常規效果——讓你以后永遠都不敢設想再造反和再革命了。“造反是殺頭的罪名”,歷代統治者都賦予造反者無窮責任和最高成本,其追求和警示目的是不言而喻的,很顯然,高成本會產生反向的執念和追求,造反派當然不會完全例外和免俗。

                          而喜歡搞制度設計的人,應該讀一讀曼海姆的《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中間關于政治科學的部分。據我所知,目前學界有關政治制度“可設計性”的相關認識,還沒有超過他的。

                          曼海姆的看法,包含兩個重點,一是他發現官僚保守主義者的慣習是把所有的政治問題都理解為行政問題,呈現出行政權力一貫地反政治狀況;他接著分析這種系統性的認識誤差如何發生的,他說國家政治生活中間,真正具有成熟經驗指導可以條理化的,只占一部分,另外部分領域,則處在未知和缺乏成熟經驗指導,或者處于競爭者相互爭奪的狀況,要強行條理化或者框定這些,實際上都是以想當然去規范現實。

                          在曼海姆看來,各種不同的政治態度和主張,都與特定的立場和角度有關系,對此需要有自覺。說自己有絕招或者普世真理的人,實際上是弄不清自己站在哪兒說話,針對了什么,又遺漏了些什么。

                          地產豪強任志強諷刺過“地命海心”——吃地溝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我們看到,這個狀況還很常見,這沒有任何奧秘——草民最希望一個公正的制度,畢竟,草民是生活在制度之下而非之上,而土豪們高居于制度之上,他們有能力追求各種越界乃至于非法利益——所以制度越模糊甚至沒有才最好。

                          不過,在親歷過文革的造反派中間,以制度設計熱望體現出來的低成本改進追求,則是一個巨大的扭曲——體現為一種鎮壓與高成本產生的附帶后果。當然,親歷者可以反駁說,你們完全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不過,不管腰疼還是不疼,都改變不了根本性的利益改進,需要以抑制豪強的既得利益和越界力量為前提條件,而這個條件,在制度范圍內往往難于集結起來并起到作用,所以革命和造反就和過度壓迫剝削一樣,成為永恒的主題,是反作用力與作用力之間的關系。背負過極高鎮壓成本的造反派,如果有一部分人形成嫌棄程序之外行動和相關高成本的執念,乃是階級力量博弈必然會有的結果;雖然不值得為此感到奇怪,但是,依然需要指出,他們所竭力推廣的那個設計:不需要反作用力的集結和起作用,以制度設計就能夠抑制作用力的撈越界,那終究不過是基于執念的幻想。

                          階級和階級斗爭,總是體現為權貴豪強主導的作用力和撈過界,為此,受侵害的民眾,不得不參與反作用力的重新集結過程,同時還只能夠找到一個背負極高成本的力量運用方式。這個規律在公有制社會中間,一樣是存在和起作用的,所以,毛教員的判斷依然是唯一有道理的判斷——奴隸創造歷史而非英雄創造歷史,而依據文革的經驗,還需要補充的是:奴隸創造歷史并帶來進步的過程,往往需要以革命者自身背負高成本為代價。

                          作為斗爭規律的補充和附帶部分,豪強權貴會不加節制地打擊革命者及其帶來額威脅,然后把造反說成毫無作用只會有壞處的方法,應該信托精英和制度才能夠帶來更好的效果,結果,在部分革命者中間,也會形成嫌棄高成本的小小支流,還會以較為隱晦的方式,去曲折肯定頂層設計和精英壟斷的合理性——當然這一次是站在底層視角的好設計,顯然這樣的好設計一時還找不到強制豪強遵循的路徑——如何讓中南海聽命的通道目前還沒有建立起來。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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