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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史視野下的“評法批儒”運動研究

                        陳闖 · 2022-08-04 · 來源:永恒火炬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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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評法批儒運動被視為對學術的破壞,其大部分成果被視為是影射史學與一時之作。但實際上,評法批儒既與作為政治運動的批林批孔密切配合,又上接自章太炎等人而起的對法家思想之重估,有著清晰而深遠的學術源流。

                          編者按:一般而言,評法批儒運動被視為對學術的破壞,其大部分成果被視為是影射史學與一時之作。但實際上,評法批儒既與作為政治運動的批林批孔密切配合,又上接自章太炎等人而起的對法家思想之重估,有著清晰而深遠的學術源流。在評儒批法的視角下,中國古代思想史、社會史都有得到重估的可能,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也能夠借此實現真正結合。但這樣一場重要的政治—學術運動,卻因為政治的變化而被打斷了。我們今天重新審視評法批儒的成果,或許能夠取得反思中國革命成敗的新觀點。本文作者雖對這場運動整體上持否定態度,但也肯定了這場運動的一些成果,因此我們加以轉載,以饗讀者。

                        學術史視野下的“評法批儒”運動研究

                        以南京大學《韓非子》校注組為中心

                          摘要:作為一場政治運動,“評法批儒”給學術界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但因運動在傳統文化領域內展開,故還蘊含著一個悖論性現象:古典學術的整理與研究以畸形的方式得到了一定的展開和普及。南京大學《韓非子》校注組的學術活動正是這一悖論性現象的典型例證。校注組成員們在遵循古籍整理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取得了一定的??奔白⑨尦晒??!俄n非子校注》也因此成為一本深入淺出的學術著作。周勛初在進行集體任務的同時,還完成了個人研究型著作《〈韓非子〉札記》。此書同校注組的學術副產物《韓非子索引》一樣,背負了時代賦予的底色,體現了運動時期的“韓學”研究水平。

                          陳闖,女,1990 年生,河南南陽人,東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博士后,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史。

                          無須諱言,發生于20世紀 70 年代的“評法批儒”運動給學術界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顯示出鬧劇的色彩”。這場政治運動的特殊之處在于“將斗爭的場域設置在中國傳統的知識、思想和政治脈絡當中”,企圖利用對儒法兩家的取舍評判來“回應當時的政治危機”。換而言之,運動將傳統的儒、法兩家作為批判的武器,將先秦儒家與法家在文化上的對立當作政治上的對立,并將現實政治的對立投射在文化上。如龐樸先生所言:“批儒評法既然是政治運動,它的目的就不在于學術本身;而運動既然以批儒評法為名,又難免不給學術造成影響”。一方面,這種影響更多是災難性的,如濫用“影射史學” 導致的史學研究學術規范“遭到破壞,史實受到全面地、有組織地歪曲和篡改”等等 ;另一方面,儒、法兩家的文獻典籍本身并非專門從事政治運動的人所能理解,由此眾多文、史、哲相關領域的學者被召集至各種名目的“三結合”注釋團體內,對當時“欽定的”法家著作進行注釋,以使艱深晦澀的文言字詞變得通俗易懂,便于在人民群眾中普及。這就使古典文獻的整理、研究工作在特殊時期得到了非常態的、畸形的延續。具體而言,首先,不論是“評法”還是“批儒”,都需研究者們先了解兩家的思想,而后才能進行;其次,校注組成員在注釋古籍時,基本遵循了古籍注釋、研究的一般規律,一批學術青年在實踐中得到了一定的文獻學訓練。也就是說,在“評法批儒”運動中,古典學術的整理與研究以特殊的、畸形的方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展開和普及。南京大學《韓非子》校注組(以下簡稱校注組)的工作便是古典學術在這一時期畸形發展的典型例證。本文即以校注組的注釋、整理、研究工作為例,對這一悖論性現象進行探討。

                          1南京大學《韓非子》校注組行跡

                          校注組成立于 1974 年夏,由南京大學文史哲三系的教師、學生以及一些工人等組成,“全部成員八十人,分成七個小組,每一個小組十人左右,內有教師兩名”,實行的是大兵團作戰模式,任務是注釋《韓非子》運動中許多有較深學術積淀的年富力強的學者被吸收進革命的陣營“充當主力”。如對“韓學”素有研究的周鐘靈教授和“出身不好,無黨無派”的周勛初 ,即被選為學術“顧問”。所謂“顧問”,實際地位并不高,只是“身處下層之下的一個具體工作人員”。其他教師的情形也大體如此。據周勛初回憶,參與注釋的教師們對“策劃‘評法批儒’的那些政客們的險惡用心和荒誕行為深惡痛絕”;但具體到注釋《韓非子》這一政治任務,他們還是比較滿意的,因為“韓非是標準的法家”,若能在工作中對其學理進行闡發,只要尺度把握得當,也不失為一部正規的學術著作 。也就是說,學者在運動中迫于政治壓力表示“順隨”,卻抓住一切可能的時機做研究工作。校注組在“顧問”等的指導下開展注釋工作,又在工農兵學員的努力下完成向工人、農民、解放軍戰士征求意見的任務。在注釋的過程中,校注組成員發現了一些此前“韓學”研究的不足之處,如王煥鑣《韓非子選》一書存在改字、改句等與“傳統校讎之學相左”的做法,他們便借外出征求意見之機向其當面請教。王煥鑣認為,“古書原來是文從字順的,如今文字不通順,說明在流傳過程中發生了差錯”,現在理應改順,“恢復其原貌”。校注組對王煥鑣的??崩砟铑H不認同,這從側面體現了他們的??睂W素養及對古籍整理規范的尊重。

                          后期,編寫隊伍進行整合,中文系洪誠、歷史系劉毓璜等任教多年的教師的加入,整體上提升了校注組的學術實力。其中,“劉毓璜先生負責歷史方面的問題,周鐘靈先生負責標點和分段,洪誠先生負責訓詁”,各依其能,各盡其責 。在校注方式上,校注組采用三結合的方式,集體逐篇逐句地推敲,各抒己見,達成共識后再改動,作風相對比較民主。隨著對《韓非子》研究的深入,校注組成員發現了梁啟雄《韓子淺解》中的一些錯誤及釋義不合原文的部分,學術水準有了較大的提升 。更為重要的是,隨著對《韓非子》文本及思想理解的加深,大家“深感韓非此書貼近現實太近”,讀時常感毛骨悚然,如《二柄》篇“君見惡,則群臣匿端;君見好,則群臣誣能”句,《五蠹》篇“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句,等等。這些文本使大家“對中國歷史和當前現實有了深一層的認識”。因此,在形勢尚未改變的情況下,校注組決定擱置出版事宜,以免被人視為借古諷今而惹出禍端。

                          “文革”結束后,校注組集體決定將原稿修改后出版,一方面“清除‘四人幫’的余毒”,“將此書改寫成一部真正的學術著作”;另一方面,廣求善本并增加??辈糠?,使作品取信于人,這也是書稿修改的中心任務 。??辈糠钟芍軇壮酹毩⒊袚?,他廣巡十種左右的善本,與“乾道本”底本進行對校,制成“??庇?rdquo;。相比于之后善本書難得一見的情況來說,此時的條件不可謂不優越。全書 1978 年已近完成,定名為《韓非子校注》,1982 年出版,印數為 13600 冊。此書遵循了古籍整理的基本規范,注釋雅俗共賞,學術性與通俗性兼具,因此在時隔近三十年后又出版了修訂本 。兩次出版均署名為“《韓非子》校注組”,此種署名方式保留了歷史的原貌,使人一看便知此書是在“評法批儒”的影響下而成,是學者們在特殊的瘋狂年代留下的學術成果。一些“韓學”研究者將此書視為八十年代的學術成果,明顯與實際情況不相符 。

                          2《韓非子校注》??钡某删?/strong>

                          ??笔枪偶碇凶罨?、最重要的內容,具體而言,“??敝畬W無處不靠善本,必須有善本的互校,方才可知謬誤;必須有古本的依據,方才可以證實所改的是非”。因此,校注組校注《韓非子》的首要工作便是從眾多的版本中選擇好的版本作為底本。從《韓非子校注》一書的“凡例”中可以看出,校注組選擇了流傳最廣的乾道本,即吳鼒影宋乾道黃三八郎刻本作為底本。此本是“韓學”研究中公認的善本,也是后來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韓非子》的底本,歷代的“韓學”研究者們如王先慎、陳奇猷等皆以此本為底本 。又“用善本對校是??睂W的靈魂,是??睂W的唯一途徑”,因此,南京大學校注組在底本確定后,便選取善本對底本進行對校。據《韓非子校注·凡例》可知,校注組據以對校的版本主要有八種:

                          1.清黃丕烈校影宋抄本《韓非子》(上海商務印書館曾據以影印,即四部叢刊本)

                          2.明正統年刻《道藏》本《韓非子》(簡稱道藏本,1925 年涵芬樓曾據以影?。?/p>

                          3.明正德年刻《韓非子》(簡稱正德本)

                          4.明嘉靖四十年張鼎文刻《韓非子》(簡稱張鼎文本,清代校讎學者常稱之為張本)

                          5.明萬歷六年刻《韓子迂評》本(簡稱迂評本)

                          6.明萬歷十年趙用賢刻《韓非子》(簡稱趙用賢本,清代校讎學者又稱之為今本)

                          7.明萬歷年刻張榜《韓非子纂》本(簡稱張榜本)

                          8.明刻本凌瀛初訂注《韓非子》(簡稱凌瀛初本)

                          由此可見,校注組選取的對校善本涵蓋了世傳《韓非子》的三大版本系統:乾道本系統、缺刻本系統及全刻本系統。其中,黃丕烈校影宋抄本和四部叢刊本皆源于清初錢曾述古堂影抄本,此本同為南宋黃三八郎刻本的影抄本,屬乾道本系統;而道藏本、正德本、張鼎文本、迂評初刻本均屬缺刻本系統;趙用賢本則為全刻本系統,張榜本、凌瀛初本實分別為趙本之刪節本、節選本。這些版本的選擇體現了校注組深厚的版本鑒別功力。周勛初即發現許多“韓學”研究者將迂評初刻本、重刻本與趙用賢本混淆的問題。他認為,迂評初刻本屬五十三篇缺刻本,而趙用賢本是足本。趙本出現后,迂評本又據趙本進行了補足,即迂評重校本 。校注組選取了??眱r值更高的迂評初刻本,顯示了校注組扎實的版本分辨能力。但是,由于諸多因素的限制,校注組在??鄙票镜倪x取上仍存在一些有待商榷的地方。

                          首先對乾道本系統善本重視不足。校注組所選的四部叢刊本雖據黃校本而來,但并非完全一致。商務印書館在影印四部叢刊本時未用朱墨兩色套印,因此無法區分述古堂影抄本原來的文字和黃丕烈朱校之文字。校注組對此有著清楚的認識 ,但在??睍r卻仍以四部叢刊本代替黃丕烈影校本。且據筆者統計,《校注》一書的??庇浿袥]有據黃校本??钡挠涗?,甚至全書也僅有二十條??庇浭菗牟繀部舅???梢娦W⒔M對這兩個本子的利用程度不夠。此外,李書年的藏書還被張敦仁借去影抄了一份,因沒有刊刻,故流傳不廣,但此本并未失傳。有研究者以黃校本書末所附的七葉樣張文字與吳鼒本、張敦仁影抄本對勘,發現“吳鼒影刻本改動者達十八處之多,張敦仁影抄本僅兩處點劃有出入,可見張敦仁影抄本態度鄭重,照錄原書,甚得宋本之真”。但可惜的是,校注組在??睍r并沒有利用此本。

                          其次,明代尤其萬歷以后之人好以己意篡改古書,“動輒失其本來”,導致許多本子不可靠 。凌瀛初本便有此問題,此本“往往追求文從字順而輕易改字”,“很不嚴謹”。另外,一些本子多次翻刻后錯版、爛板嚴重,與初刻本的面貌已不一致。這便要求??闭哒鐒e版本,重視初刻本的價值。但校注組選取的正德本、張榜本、凌瀛初本及張鼎文本,均非??眱r值較高的初刻本。尤其是張榜本的選取,有研究者認為周勛初實將武光賜翻刻的《管韓合纂》誤視為了珍本 。這均是校注組版本選取的不足之處。盡管在版本的選取上存在上述不足,但從整體上來說,校注組以乾道本為底本,匯校眾本并參校先秦典籍及類書等,充分吸收了歷代校讎學者的成果,取得了豐富的??背晒?。究其原因,主要是校注組尊重版本,“凡能用版本為據的,都用版本確定,并詳列各種版本根據”;對版本不能解決的問題,則參校他書,總匯眾說,取其中最合理的一種說法作根據,最終確保了《韓非子》文本的可靠性。在此基礎上,校注組綜合運用現代??睂W的基本方法,校訂出了乾道本《韓非子》文字的訛、脫、衍、倒等現象,并對這些錯誤加以改正,取得了豐富的校釋成果。

                          現代??睂W的基本方法最早由陳垣先生總結而出,即著名的“校法四例”:對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后來的研究者或將??狈椒ǚ譃樗佬7ê突钚7?nbsp;,或分為對校法、他校法、本校法和綜合考證法 ,實際上都是“校法四例”的簡化或變通。校注組大致遵循了陳垣的“校法四例”,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其工作的學術性。

                          具體而言,對校法是校注組運用最多的方法。陳垣認為對校法“即以同書之祖本或別本對讀,遇不同之處,則注于其旁”。校注組將此方法進行了簡化:遇到乾道本與其他校本的不同之處,若采用乾道本文字,則不列??庇?;若采用其他校本的文字,則在??庇浿辛谐銮辣镜脑暮托?钡囊罁?。這樣讀者便能夠知曉乾道本的面貌,同時對別的版本有一大致了解。如《存韓篇》有“攻伐而使從者間焉,不可悔也”一句,其中“間”字乾道本作“聞”,校注組據迂評本將此字改為“間”,釋義為“空隙,鉆空子”,并將整句話理解為“秦國出兵攻韓而使合縱的國家鉆了空子,后悔也來不及了”,較為合理。另《孤憤篇》有“處勢卑賤,無黨孤特”一句,“勢”字乾道本作“世”,校注組據乾道本、正德本、張鼎文本等將此字改為“勢”。又《解老篇》有“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猗頓、陶朱、卜祝之富”句,其中乾道本“而”下有“天”,校注組據道藏本、正德本、張鼎文本、迂評本、趙用賢本、凌瀛初本將此字刪去,使上下文意更為通暢。

                          其次,他校法的運用。他校法即“以他書校本書。凡其書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書校之。有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書校之。其史料有為同時之書所并載者,可以同時之書校之。此等校法,范圍較廣,用力較勞,而有時非此不能證明其訛誤”。如《外儲說右上篇》中有“夫馴烏者斷其下翎焉。斷其下翎,則必侍人而食,焉得不馴乎?”乾道本兩個“翎”字均作“頷”。而“翎”一般指翅膀和尾巴上長而硬的羽毛,“頷”指下巴頦,因此“斷頦”顯然在句意上不通順。校注組改二字為“翎”,其中第一個“翎”是據《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引文而改 ,即為他校法之運用;第二個“頷”字據上下文語境將其改為“翎字,是為理校法之運用,下文將詳述此法,茲不贅述;在此基礎上將整句話理解為“馴養烏鴉的人剪斷它的翅膀和尾巴下邊的羽毛。剪斷了它翅膀和尾巴上的羽毛,烏鴉就必須靠人給它吃東西,怎能不馴服呢?” 較之王先慎《韓非子集解》中將第一個“翎”改為“頷”,并將“焉斷其下翎”五字刪掉為好 ,校注組的校對結果顯然更為合理。

                          復次,本校法的運用。此法即以書中的前后篇章進行互證,“抉摘其異同”,進而“知其中之謬誤”?!峨y四篇》中有“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于衛國”句,乾道本此句無“專”字,而“專”在此是“專權”之意,無此字則句意不通。又《內儲說上七術》中也有此句,且有“專”字,校注組據此補《難四篇》“專”字;又《難四篇》有“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灶乎’”句,乾道本此句無“見”字,句意不通。而《內儲說上七術》篇中有此句,故校注組運用本校法將《難四篇》中之闕文用《內儲說上七術》篇之文字補足 。此為本校法之運用。

                          最后,理校法的運用。關于此法,胡適極不推崇,認為“向來中國??睂W者,往往先舉改讀之文,次推向其致誤之由,最后始舉古本或古書引文為證”,“極易倒因為果,迷誤后學”。但陳垣先生認為,如“遇無古本可據,或數本互異,而無所適從之時”,則不得不用此法,且此法在運用時“須通識為之”,若“以不誤為誤”,則“糾紛愈甚矣”。也就是說,理校法并非不能用,只是運用時需慎之又慎,“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校注組對此法的運用較為慎重。如《韓非子·喻老篇》有“處弱小而重自卑損,謂‘弱勝強’也”句。其中,“乾道本‘損謂’作‘謂損’”;校注組根據文意,將“損謂”二字顛倒過來,并將“損”字斷在上句,“謂”字斷在下句;進而將整句釋義為“處在弱小地位而能注意自覺地謙卑克制,這就叫‘弱能勝強’”。另《韓非子·問辯篇》中有“故有常,則羿、逄蒙以中五寸的為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為拙”一句。乾道本無第一個“中”字,此字為校注組據下半句句式所補,補后前后句中“以……為巧”與“以……為拙”相對,“中五寸的”與“中秋毫”相對;進而將整句話釋義為“所以有固定的目標,羿和逄蒙射中五寸的靶子就算是高明的了;沒有固定的目標,胡亂發射而射中微小的東西仍然算是水平低下”。如此,則文意更為通暢明了。

                          當然,《校注》一書的校釋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不足之處。最大的問題即源于《校注》將《韓非子》的文字由繁體豎排改為簡體橫排,并將文中的異體字改為常用字、簡化字。此舉縱能使《校注》通俗明了,方便普通讀者,卻導致《校注》中正文與乾道本相差甚遠,更造成了一些新的版本問題。究其原因,實為處于寫作為了工農兵、人民大眾的時代中,校注組致力于寫出科學性和通俗性相結合的著作,力求同時滿足專業工作者和一般讀者的需要。因此,時代背景是定位《校注》一書不可忽視的因素。

                          此外,《校注》還存在參校他人注釋但并未指明的問題。如《難一篇》中有“是故四封之內,執禽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句,乾道本“禽”作“會”。校注組于??庇浿杏浧鋼讹@學篇》中之“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一句,將《難一篇》之“會”改為“禽”字 。但細察前人研究可知,高亨于此已有論述。在《諸子新箋》一書中,高亨即認為:“會當作禽,形近而誤。周禮春官:‘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此執禽之意。顯學篇:‘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執禽而朝’四字與此同,即此會為禽誤之明證。” 且陳奇猷在《韓非子集釋》中也采用了高亨的這條注釋 。高、陳二書同為《校注》的參考書目,故此處未注明,似有不妥。

                          盡管《韓非子校注》一書存在上述不足之處,但整體而言,校注組在特殊的年代,克服重重困難,貢獻了這一部通俗而不失嚴謹的學術著作,是極為可貴的。此書受到了其后“韓學”研究者們的認可。陳奇猷、張覺認為,在《韓非子》相關校釋著作中“最值得稱道的,當然是《韓非子校注》。作者??睍r利用了國內各大圖書館珍藏的善本,取舍比較慎重,凡有校改,必列出校記。注釋雖也有不妥當的地方,但大多比較簡明精確、深入淺出。所以,該書也可以說是一種雅俗共賞的《韓非子》讀本”。廖強認為,此書“注釋簡要精確,不失為好的讀本,現在許多的注本、譯本都借用了該書的成果”。鄭良樹認為,20 世紀前八十年大陸和臺灣所出版的《韓非子》注解方面的書,“全面性的注解一共出版了七部”,《韓非子校注》即是其中一部 。另外,《校注》因其??钡膰乐?,屢被后來的研究者選為研究底本 。諸多“韓學”研究者對《韓非子校注》一書的認可,說明了此書在“韓學”史上的價值。

                          3《札記》與《索引》對“韓學”研究的推進

                          周勛初在參與集體編寫《韓非子校注》的同時,還完成了一部個人研究型著作《〈韓非子〉札記》(以下簡稱《札記》)。此書是周勛初在熟稔《韓非子》文本的基礎上,對其中所涉及的版本目錄、史實、思想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終形成 48 篇札記,結集成書 。有研究者認為,這 48 篇札記都是“有根據、有心得的學術論文”,體現了周勛初先生鮮明的治學特點。

                          首先,最鮮明的學術特點即是打通文史哲,注重綜合研究。如《札記》中的《〈亡征〉史實例證》一文,是周勛初將韓非在《亡征篇》中高度概括的亡國征兆中的大部分用史實加以補充,從而使其如《內儲說》等篇一樣,做到論點和例證相結合,以精彩的現實事例來證明韓非高度概括的歷史經驗。這是典型的史學方面的研究。另外,周勛初在《寓言漫談》一文中詳細分析在“先秦諸子都喜歡用博喻”的情況下,為何劉勰在《文心雕龍·諸子》中“不稱荀況而舉韓非”的原因。作者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應是韓非在《喻老》等文中用形象化的“喻”來解說《老子》中的深奧理論,而“‘內、外’《儲說》的情況也是一樣”。韓非借助“經”提出理論,并于“說”中用許多故事加以證明 。這又將作者作《〈亡征〉史實例證》一文的意義點了出來,使前后互相貫通。作者進一步認為,韓非用“喻”的手法與《莊子》有著實質的不同。韓非是運用現成事例來闡述理論,《莊子》中的故事卻是“出自他本人的編寫,并不是從生活中汲取來的”,這兩種文學創作模式分別影響了后世的現實主義文學和浪漫主義文學的創作 。這又屬于文論方面的闡發??傊?,周勛初所堅持和強調的綜合研究方法至今仍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其次,以新的視角探討哲學問題。在《“堅白”“無厚”綜述》一文中,周勛初認為,“‘堅白’、‘無厚’,實際上是先秦名辯思潮中最有代表性的兩個題目”,且是先秦各個學派都在研究和運用的兩種學說,不能僅歸于名家。因此,他認為《問辯》篇中韓非認為“‘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只是代表了韓非“對整個名辯思潮的態度”,并非是對名家的一概否定 ?!缎堂g的由來》一文梳理了申不害與黃老學派之間的繼承關系,又論述韓非的哲學思想實“遠承黃老學派,近承申不害的學說”;順此邏輯,周勛初在其后的《研究韓非哲學的一條新途徑》一文中,即主張用稷下黃老學派的專門術語來解釋《楊權》篇中“左右既立,開門而當”中的“左右”“開門”二詞,角度十分新穎。他認為“左右”一詞可以黃老術語理解為一對內容抽象、內涵豐富的對應的概念,具體在《楊權》篇中則指“一系列對應的政治措施,如刑德、文武……”;又“稷下黃老學派把耳目看作溝通外界的門戶”,故“開門”可理解為“打開耳目來觀察外界,傾聽意見”。周勛初又從韓非與黃老學派的思想繼承關系出發,強調研究韓非與《管子》的關系,進而用黃老學派的概念勾勒韓非學說發展的線索,避免了照字面意思解釋的突?;蜻^度解釋造成的迂曲 。

                          第三,周勛初認為,那些用“正史”的記載來糾正韓非所記之歷史事實的做法是不科學的?!妒酚?middot;宋微子世家》中誤將宋辟公與剔成認作父子,《竹書紀年》于此也有失誤,周勛初根據《韓非子》各篇之記載,得出剔成即司城子罕的結論,而司城子罕實是弒宋桓公并奪其位之人,并非宋辟公之子 。周勛初認為,雖然“韓非寫下的文章絕大部分的史料來源已經無法一一考索了”,但據《韓非子》正文可以推斷他“閱讀過‘百國春秋’,掌握了豐富的史料”,因此應該用“它所記載的許多歷史事件”來“補正現存史書之不足,呈示古代史學領域內的一些原始面貌”,而非相反 。

                          《札記》還在版本???、文學、史學等方面對《韓非子》有著獨到的闡釋,對“韓學”研究頗有助益。但由于此書創作時所處的時代背景,不可避免會出現一些極具時代性的語言。如在《田常與宰予的斗爭》一文中,作者有“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殺掉奴隸主貴族的世襲諸侯,當然會在政治舞臺上激起巨大的政治波瀾。舊秩序的維護者孔丘,聽到這個消息后,如喪考妣”等充滿了儒法斗爭氣息的判斷 。盡管在“文革”后,周勛初已對《札記》進行了修改,但由于階級斗爭觀念深入當時知識分子的骨髓中,仍很難做到與之截然決裂 。因此,要全面評價此書,便不能忽略成書的時代背景。

                          此外,南京大學“《韓非子》校注組”還有一惠及學林的學術副產物——《韓非子索引》(以下簡稱“《索引》”)。1975 年冬,南京大學中文系部分教師和校外的幾個同志,“深感像《韓非子》這樣的著作還沒有一部詞語索引,確是一種缺憾”,于是便決心編制《索引》,“供多種學科的研究工作者查檢資料之用”?!端饕冯m非《韓非子》校注組的任務,但其創作和《校注》同步——1976 年夏完成全部卡片,1977 年冬整理、審定詞目,校核材料,1979 年春最終完成了全書的編排、謄抄及校對工作 ?!端饕返闹骶幹恢茜婌`教授正是《韓非子校注》一書的學術顧問和重要參與者;更為重要的是,《索引》“所用《韓非子》原文的校訂,主要是由《韓非子校注》編寫組的同志們完成的”。因此,《索引》一書可以看作是南京大學《韓非子》校注組的重要學術副產物?!俄n非子索引》的出版,填補了“韓學”研究的空白 。

                          事實上,中國學者自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才開始倡導用西方現代科學方法編寫索引。胡適認識到“不曾整理的材料,沒有條理,不容易檢尋,最能消磨學者有用的精神才力,最足阻礙學術的進步”,因此將“索引”式的整理作為系統整理國學的第一步 。此后,何炳松、劉復、林語堂、袁同禮、萬國鼎等人“紛紛撰文支持通過編制索引來整理傳統典籍”,有學者將其稱為中國“索引運動”之萌芽 。而洪業創辦的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真正從理論方面發展了、從實踐方面實施了現代化的索引編纂事業,在成立的二十余年間編出 64 種 81 冊引得,在“中國研究古籍的學術上創立了新紀元”。因此,索引的發展改變了傳統的治學之法,使研究者對古籍的運用步入了科學的時代。經此梳理,我們便能領會《索引》對《韓非子》研究的價值。

                          《索引》整體上是按漢語拼音的順序進行檢字的,即音序查字法。這是目前編纂現代漢語字典的一般做法,但據此編纂古籍索引卻有其難以克服的缺陷,如難以應對異讀字、通假字、多音字等復雜情況。因此,有研究者倡導古籍據字形排序,以避開古籍中漢字讀音復雜的困難?!端饕返木幷邆冿@然認識到了這一問題,因此除據音排序外,《索引》還備有筆畫檢字和四角號碼檢字這兩種方法以為輔助,也就是說,不管是據音還是據形都能在《索引》中查到,使用比較方便。且《索引》“以詞為收列的最小單位”,改善了前人所編引得只重視專用名詞的缺陷,并為此“作出了可貴的探索”。但由于時代的局限,《索引》的正文參照了韓非子校注組的成果,也就是說,該索引使用的是經校注組校改過的《韓非子》原文。而“《韓非子校注》對于原文的校定,雖大都可以,但也不免有失當之處”,因此在編纂時應特別注意那些在《校注》中被改動過的文字,為其作出索引,可惜的是,《索引》并未達到此要求 。盡管《索引》有著上述不足之處,但卻是“韓學者所必不可少的工具書”。此書同周勛初的《札記》共同代表了“評法批儒”運動期間“韓學”的研究層次,具有學術上的價值。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當時以南京大學《韓非子》校注組為代表的眾多“三結合”校注組或注釋組“無心插柳”的學術成就與“評法批儒”運動開展的初衷無關。這更加提醒我們應關注到一個健康的外部環境對于學術的正常發展的重要性。

                          《孔子研究》 202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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