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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誰相干:1950年《婚姻法》宣傳的策略轉向與話語建構

                        林子 · 2022-08-10 · 來源:開放時代雜志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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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提煉出中國共產黨對封建壓迫者進行批評教育與建立新婚姻家庭制度兩條話語建構的線索,呈現其如何把握和運用階級、性別、經濟利益、情感訴求等要素,平衡新民主主義婚姻家庭的理想與現實的經濟社會狀況間的張力。

                          【本文節選自《開放時代》2022年第4期。圖片來源:搜狐網。請點擊左下角“閱讀原文”?!?/strong>

                          【內容提要】1950年《婚姻法》的前期宣傳工作套用階級斗爭的做法和粗糙的宣傳方式,造成了誤解,并強化了抵制。當時,一些干部、群眾對《婚姻法》的反對既出于維護封建父權與夫權秩序下的自身利益和價值認同,也有對清算封建壓迫的恐懼與困惑,以及對新民主主義婚姻家庭關系的迷茫。由此,《婚姻法》宣傳策略面臨向人民內部思想斗爭的轉向。這種思想斗爭的本質就是使宣傳工作既堅持反對封建壓迫的原則又不能因此制造新的誤解與沖突,因此宣傳話語建構也相應發生了變化。本文提煉出中國共產黨對封建壓迫者進行批評教育與建立新婚姻家庭制度兩條話語建構的線索,呈現其如何把握和運用階級、性別、經濟利益、情感訴求等要素,平衡新民主主義婚姻家庭的理想與現實的經濟社會狀況間的張力。

                          【關鍵詞】宣傳策略 話語建構 運動技術 1950年《婚姻法》

                          一、對《婚姻法》遭遇抵制的追問

                          1950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以下簡稱《婚姻法》)意在消除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確立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民主和睦、團結生產的新民主主義婚姻與家庭。然而,這部法律在當時卻引發了部分男子、父母、公婆(本文采用當時官方調查報告對《婚姻法》宣傳對象的大致分類)的抵制與詆毀,從群眾到干部都存在將《婚姻法》理解為“婦女法”和“離婚法”的傾向,其中一些人直接詆毀離婚、再婚行為,甚至暴力壓制青年婦女婚姻自由的訴求。青年婦女為爭取婚姻自由,或頑強抗爭,或被折磨、殺害,或自殺。為解決嚴重的社會對立和失序,化解對《婚姻法》的抵制與歪曲,中國共產黨領導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中華全國總工會等組織在1953年3月至5月集中進行全國性的《婚姻法》宣傳運動。這場運動集中懲處了殺害婦女和協助犯罪的不法分子,讓全體人民受到了較為全面深入的宣傳教育并最終接納了《婚姻法》,同時也在將舊家庭改造為新民主主義家庭上取得了進展。

                          既有研究在描繪運動的發展過程、歷史數據解讀及相應的理論解釋等方面已有突出建樹。但直到今日,仍有兩個問題引人深思:問題一,為什么《婚姻法》會遭遇激烈的抵制與歪曲?問題二,隨后,中國共產黨又如何化解了干部和群眾對這部《婚姻法》的抵制與歪曲?

                          關于問題一,女性主義視角提供了一種廣為流傳的解釋,即抵制、曲解和利用《婚姻法》的行為,實際上是封建父權、夫權體制的延續。男子、父母、公婆對《婚姻法》的抵制反映出不同地區、行業的群眾復雜的思想狀況,既有父權頑抗的共性,又演繹出個性化、經驗化的特點。然而,變遷中的婚姻關系和家庭關系難以被簡單概括為“父權-反父權”“女權-男權”相互作用的結果。這種二元結構視角,實際上簡化了彼時婚姻、家庭中不同主體間的互動,也忽視了對社會心態、思想狀況的考察與理解。首先,不同層級的干部對于婚姻自由的判斷及干涉傾向有所差異。村干部多對婦女的離婚訴求表現出阻撓或冷漠,但在鄉鎮一級,干部卻更傾向于執行《婚姻法》并愿意出面調解。司法干部的行為分化則顯得更為復雜。其次,新中國成立后的政治形勢和社會格局下,社會心態正在發生微妙的轉變,思想狀況也較為復雜,這影響到人們對婚姻以及《婚姻法》的態度。當時,男子、父母、公婆不僅對《婚姻法》有仇視,對中國共產黨的權威與宣傳也感到恐懼。干部、工人在擇偶中受到多數婦女的青睞,底層男性因此充滿剝奪感,抱怨新婚姻制度對他們的拋棄。社會階層的差異影響著對婚姻家庭問題的認知,此非男女對立框架可以涵蓋。

                          針對問題二,研究觀點則存在較大分歧。一種視角是從國家政權建設出發,認為家庭角色隨著原有基層秩序的改造而被重構。國家權力的下滲形成了新的政治認同,進而影響民眾的婚姻家庭觀念。另一種視角聚焦中國共產黨在《婚姻法》宣傳中的話語建構策略。調整后的宣傳策略和敘事,減輕了群眾對《婚姻法》的誤讀與抵制,具體表現在對婚姻案件中自殺、教育、懲戒等行為的選擇性報道,以激發群眾對舊制度的仇恨以及對新制度的向往,從而控制《婚姻法》運動的節奏與方向。

                          第二個問題還有另一種答案來自女性主義視角,認為中國共產黨對既存父權體制有意妥協與退讓。代表性觀點是其在調解中對“離婚自由”加以限制以及在宣傳中討好男子、父母、公婆,實際上是對婦女解放失諾的表現。不過,如果堅持在離婚自由上的激進標準,并認為存在連續、統一且高度理性的父權制,就很難理解《婚姻法》面臨的現實障礙。首先,黃宗智、戴茂功(Neil J. Diamant)的研究都分別指出中國共產黨并非有意放縱基層父權勢力,對新制度進行父權化安排。即使在《婚姻法》運動結束后,婦女的離婚自由也未被限制,調解手段更有利于實現“實質正義”。其次,“婚姻自由”的激進政策源于五四運動中知識分子主張家庭革命的觀點。而在《婚姻法》之前,其實踐就已經在北方鄉村社會遭遇挫折。為處理法律規范與實踐之間的張力,“婚姻自由”被修辭為“婚姻自主”并調整了調解規則,最終平息了嫁娶問題上的混亂。從更大的視角看,為了平衡婚姻家庭的現代性主張與中國社會基層現實之間的張力,延安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努力建構“既聯合又斗爭”的“家庭統一戰線”,實現了對“婦女主義”和“家庭和睦”兩種單向路徑的融合與超越。這在一定程度上理清了婦女、家庭與革命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

                          上述討論的最大啟示或許是,在重新審視《婚姻法》運動時,應該著力把握中國共產黨分析社會思想狀況時的思考方向和策略調整的動態過程。這就需要將研究視野拓展到運動技術上。在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逐漸熟悉并掌握了塑造民眾階級觀念的運動技術,比如通過訴苦、公審等行為啟發農民的階級意識,構造其國家觀念。從更一般化的理論來說,這種運動技術的關鍵在于中國共產黨如何對社會結構的客觀現實進行表達性建構,進而為教化提供話語材料。據此,本文的任務是在中國婦女史既有研究的基礎上,引申有關運動技術、話語建構的視角,呈現中國共產黨如何識別、分析和運用階級、性別及各種社會要素來建構《婚姻法》的宣傳話語,以化解民眾對該法律的抵制與歪曲。

                          二、從“階級斗爭”到“思想斗爭”的宣傳策略轉向

                          民眾對《婚姻法》的反對既出于維護封建父權制下的自身利益和價值認同,同時也有對清算封建壓迫的恐懼與困惑,以及對新民主主義婚姻家庭關系的迷茫。當我們重新理解反對者為何反對,也就能更清晰地揭示《婚姻法》宣傳運動的話語建構策略與敘事邏輯。

                          在前期宣傳工作中,干部簡單套用了階級斗爭手段,曾提出應該把父母作為對象,團結未婚青年男女,依靠寡婦、光棍、童養媳來一場激烈的斗爭,主張翻出來的各種問題都交政府處理,任何違反《婚姻法》的情況均須法辦,或者直接指名道姓地限令當事人交代自己的問題等。激進的斗爭傾向使運動目標擴大,造成了思想混亂和恐怖情緒。如一些男子聽聞“運動”將至,聯系到自身婚姻、交往問題,害怕成為被打擊的對象,遭受懲處,恐慌情緒嚴重者甚至自殺。而且,慣用的階級斗爭手法也使得干部對《婚姻法》的介紹和說理十分粗糙。在前期宣傳中,干部忽視了對包辦婚姻的階級實質進行分析,群眾亦不理解封建婚姻的害處和《婚姻法》的意義。相反,由于宣傳過于偏重“婚姻自由”,很少具體地談如何建設新的家庭關系,導致了男子、父母、公婆十分恐懼和敵視可能出現的離婚。概括起來,階級斗爭傾向和粗糙的宣傳手法所制造的恐慌是抵制者反對《婚姻法》的主要原因,同時也放大了社會沖突。因此,現實的緊迫任務是要解決思想障礙并制止社會沖突進一步造成悲劇。

                          《婚姻法》的宣傳策略由此開始實質的轉向。1952年11月《中共中央關于貫徹婚姻法的指示》指出:運動首要任務是在干部中和群眾中進行教育,正確認識《婚姻法》。在思想上與封建主義婚姻制度劃清界限?;橐鲋贫鹊母母锏男再|,不同于農村中的土地改革和其他社會改革,其實質“是一種反對封建的民主改革”,它“純全是人民內部的事情,是各個階級、各個階層內部的事情,是要克服人們思想中關于婚姻問題方面的封建的思想意識形態,廢除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封建的婚姻制度,改善家庭中的夫婦、婆媳之間的關系”?!痘橐龇ā返男麄鞴ぷ?ldquo;不能采取粗暴急躁的態度與階級斗爭的方法”,一方面需要群眾性的宣傳《婚姻法》與檢查干部執行情況的全面運動;另一方面,運動中須堅持教育的方針。對一般干涉婚姻自由和違反《婚姻法》行為的干部或群眾,如果沒有造成嚴重惡果,經過揭發、批判和教育,只要決心改正錯誤,就不再予以處分。對極少數嚴重犯罪分子,包括虐待、虐殺婦女以及干涉婚姻自由而造成嚴重惡果,引發強烈民憤的,則須按法律予以應得的懲處。上述指示的中心思想,就是要求干部盡可能準確識別一般的宣傳教育對象和嚴重犯罪分子,并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但由于缺乏具體的操作標準,在地方試點運動中基層干部的急躁情緒仍相當普遍,更熱衷挖掘、批評、懲辦壞人壞事,泛化地放大婚姻問題。此外,干部自身對《婚姻法》的學習和自我檢查也抱有抵觸情緒和逃避思想。

                          為進一步解決宣傳運動缺乏重點與斗爭泛化的問題,1953年2月,先后發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貫徹婚姻法的指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貫徹婚姻法運動月工作的補充指示》《貫徹婚姻法宣傳提綱》。這三份文件細化了運動策略,重申清除關于婚姻問題的封建意識,不能在短期內采用粗暴的辦法消滅婚姻和家庭的封建思想,而只能通過長期的、細致的、耐心的宣傳工作,禁止“訴苦運動”“召開斗爭會”“站隊”“家家評比”等階級斗爭的辦法,或者把運動擴大到一般的男女關系和家庭關系方面,以避免運動脫離正確軌道和規定目標。關于《婚姻法》執行情況的檢查不要在一般人民群眾中進行,應以宣傳教育為限。時任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的范瑾更直白地解釋了這一意圖:“婚姻問題那么復雜,主觀力量又只能抽出一部分力量來搞(不能停止生產和學習來搞),因此要抓住主要的問題來搞,即制止殺人和死人。要是什么問題都去解決,結果什么也解決不了。毛主席告訴我們,工作要抓住中心環節以推動一般。因此這樣作不是消極的……嚴重犯法的刑事案件,像殺害人命,傷害人身,這些不僅本人可以告,任何都可以告,我們主動的要管,不能見死不救”,而對于處理一般婚姻、家庭問題(夫妻關系不睦、婆媳關系不和、包辦婚姻、收養童養媳、重婚、納妾、男女關系混亂)則以“不告不理”的原則進行處理,實行有條件地介入干涉。她最后強調:“如果我們該宣傳的不宣傳,該管的不管,這會造成很大的損失,如果不該管的也去監管,也要造成糾紛及混亂。”相較之前,中國共產黨對工作對象進行區別對待的認識無疑更為清晰,但針對一般的婚姻家庭問題的判斷標準與介入則更加謹慎,轉向強調更深入的“思想斗爭”。

                          筆者通過對《人民日報》和《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1950年—1953年中央發出的運動通知和指示進行詞頻量化及對特定關鍵詞權重分析,清晰地觀察到《婚姻法》宣傳策略從階級斗爭轉向人民內部的思想斗爭的過程,即從前期片面、機械強調“貫徹”“執行”“斗爭”最終轉向“宣傳”(見圖1),其標志事件是1953年2月訴苦、公審已從指示中消失。

                          概括起來,這種思想斗爭指的是在限制簡單粗暴的檢查斗爭,制止殺害婦女和婦女自殺的前提下,進行全面、細致、耐心的宣傳教育,最終達到同封建主義劃清界限的目的。而結合前期的宣傳經驗,此時宣傳話語建構的最大挑戰正在于如何讓宣傳既普遍地批評教育全體人民,又不因此制造新的誤解與沖突。

                          三、對封建壓迫者的批評教育

                          封建父權、夫權是壓迫婦女的根源,干部、群眾以前對婦女的錯誤對待以及對《婚姻法》的抵制客觀上都可算是對婦女的壓迫。但矛盾之處在于階級斗爭式宣傳主張清算封建壓迫,而他們對此既感到恐懼,又很難在思想上認識到自己為何會帶有封建意識,為何會成為在批判封建壓迫過程中具體的批判對象,很難在主觀上承認自己的壓迫性。因此,挑戰就在于如何在反封建的原則指導下既批評和教育干部、群眾的封建思想和行為,又防止運動被引向或被誤解為對其人身的斗爭與攻擊。令問題稍顯復雜的是抵制行為的性質和程度存在差異,有些只是表現為對《婚姻法》不接受、不配合的消極態度,有些則是暴力侵害婦女的激烈行徑。前者是干部、群眾普遍存在的封建意識所致,而后者的特殊性在于一些男性干部與基層封建父權勢力的合謀。依據《婚姻法》宣傳的方針,宣傳話語建構亦需根據壓迫的實際程度及性質做出必要的區分。

                          批判“封建壓迫”是宣傳中批評教育的原則,其敘事范式概括起來是:先識別出違反《婚姻法》的現象,再指出其封建壓迫性質,最后分析對婦女、家庭、國家的危害。為了在說理上易于理解,并初步突破群眾的思想障礙,批判封建壓迫的首要策略是新舊對比。新舊對比“就是在宣傳內容中要著重指出舊婚姻制度的害處、新婚姻制度的好處,號召男女老少團結起來自覺的擁護婚姻法”,“生動地把新舊婚姻制度二者的說法、做法、結果擺在群眾、干部面前,并對群眾和干部中對婚姻法的各種錯誤認識加以分析批判,使他們初步了解婚姻法主張什么、廢除什么,幫助他們在思想上分清是非、辨明利害”。作為宣傳內容的綱領性文件,《貫徹婚姻法宣傳提綱》分別列出了對于不同群體《婚姻法》的好處與舊制度的壞處?!痘橐龇ā肥鼓凶涌梢宰杂傻剡x擇自己合意的配偶,只要對方同意,就可以不費錢而結婚,夫妻一起勞動生產,從而改善整個家庭生活。父母、公婆可以不再為子女的婚姻問題白操心,也不必再為此破費金錢,還能避免婚后子女發生夫妻反目、家庭不和,妨礙勞動生產,甚至造成人命慘案。由于廢除了包辦婚姻、婚姻買賣,勞動人民不會再因婚姻問題而弄到破產或生活水平下降的境地??梢钥闯?,新舊對比的慣常敘事實則是一種功利主義論述。其邏輯是先建構《婚姻法》給人民物質利益與情感狀態帶來的好處,反襯“封建壓迫”的弊端,引導群眾對舊制度的不滿,破除對《婚姻法》的疑慮。但這種做法遠未達到對封建婚姻、家庭秩序與價值的根本否定,也與確立新民主主義婚姻、家庭關系的完整內涵相去較遠。正如地方干部所言:“在這些問題解決后,有的鄉干部又覺得婚姻法要使男女老少都擁護是很難做到的”,并表示要繼續對封建宗法思想統治和舊婚姻制度展開批判。

                          在宏觀層面,中國共產黨對“男尊女卑”“重男輕女”等直接壓迫婦女的封建觀念進行批判時,通過指稱模糊化,將壓迫問題歸因于歷史上的階級壓迫,達到既控制誤解、對立,又批評教育的目的。在批判中,這些涉及性別要素的概念主要作為“封建婚姻制度”的定語成分出現,如“男尊女卑(重男輕女)的封建婚姻制度”,其構造重點在于“封建婚姻制度”,也暗示了“男尊女卑”“重男輕女”的歷史與階級根源。在批判“夫權”時,則有相對強烈的情感色彩,如“夫權統治思想”,不過,對這一表述的使用場合卻是有選擇的。宣傳通常只在分析群眾思想動態時,指出“男尊女卑”“重男輕女”“夫權”等現象。比如,“表現在對‘男女平等’的認識上的,初步搜集到下列一些(觀點——引者注)。婦女中主要是自卑、依賴思想,男子匯總主要是夫權、大男子主義”,“男女不平等,夫妻婆媳關系不很和睦,而夫權統治的殘余仍然存在”。但具體到布置任務、提出方法時,就很少觸及上述概念,即便有,也會強調對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階級壓迫的歸因。如“要從封建婚姻制度‘三從四德’以及‘父權’、‘夫權’等宗法思想統治婦女這一方面展開討論,使干部認識到舊婚姻制度是服從于地主階級封建剝削利益的”。也就是說,性別視角往往不是公開宣傳中話語建構的主流,對性別矛盾的表達通常要折疊進階級壓迫這一歷史視角中。這在對1950年—1953年《人民日報》的分析中得到印證。“夫權”“男尊女卑”“父權”“男權”相較于“封建意識”“封建壓迫”是十分少見的。(圖2)

                          “夫權”等詞匯應該是婦女壓迫敘事中最犀利的概念,中國共產黨完全可以更加嚴厲地批判“夫權”“男尊女卑”等問題。毛澤東在對舊社會的階級壓迫分析中明確地指出:夫權是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代表之一,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之一?!度嗣袢請蟆吩谠缙诘男麄髦性鞔_轉達這一觀點。但通過上文對彼時主流敘事結構的拆解和詞頻分析可以看出宣傳話語明顯表現出性別視角的克制。這一方面或許出于控制性別對立的考慮。北京市民政局在試點工作結束時的報告曾這樣描述男性的反應:“婚姻法宣傳了,我們的罪過加重了。”由于像“夫權”之類帶有對男性身份的全稱判斷,在傳播過程中更易吸引群眾的注意力,構成男子對《婚姻法》更多的誤解。有意對“男性”身份進行選擇性表達,有助于控制處于內部思想混亂狀態下的性別對立,并解除男性對于《婚姻法》的顧慮。另一方面,這種對性別的“模糊化”從根本上說是中國共產黨對婚姻、家庭問題認識發展的自然結果。中國共產黨對婦女受壓迫問題的思考,是從總體的階級關系和社會關系中進行把握的,進而彰顯性別視角的特殊性。由此,不難理解干部在向舊有階級關系進行歸因的過程中迂回地建立性別視角的反思。對群眾而言,這種虛實結合的做法的確普遍撬動了他們學習《婚姻法》的思想障礙。1953年5月4日的《高校黨委關于貫徹宣傳〈婚姻法〉的計劃、總結》匯報了全體學習情況和思想情況:“‘封建思想人皆有之’給大家的啟發最大。”這實際上體現了宣傳策略調整后群眾心態的轉變:今天人們的封建思想是階級壓迫的歷史殘余,無人能完全免于封建思想的毒害,在對婚姻家庭的態度以及對婦女的態度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問題和可以諒解的一些緣由。因此,批判封建壓迫是社會集體的責任,它不是指向特定身份的殘酷斗爭,而是要讓全體人民同封建壓迫的歷史徹底告別。

                          為了實現群眾與封建主義劃清界限并避免引發誤解,中國共產黨在具體的宣傳情境中特別強調“不要指名批評壞的”,尤其是在揭發和批判壞現象時,不準用壞典型去作坦白檢討。這就是“不指名”策略,一種模糊部分群眾和干部個人信息的原則性做法。它與對封建壓迫進行歷史與階級的分析相結合,形成了具有批評鋒芒又避免誤解和抵制的敘事。以封建婚姻問題最突出的廠礦為例。北京城子礦地區不僅有違反《婚姻法》的打罵、虐待婦女現象,還存在突出的男女關系混亂狀況,這使當地群眾一度被污蔑為“窮山惡水,淫婦刀(刁)民”。宣傳員指出這是統治階級污蔑勞動人民的說辭,“搞破鞋”是因為過去“工人受壓迫生活特別困苦,娶不起老婆”,而“由于男女關系混亂,造成工人身體、經濟上的損失,造成工人階級內部不團結,影響生產”。這樣宣傳后,有不少工人都檢討了自己亂搞男女關系的錯誤,并保證不再犯。在城子礦另一項宣傳工作中,王某經過類似的宣傳教育回想起日偽時期自己揩煤時被日軍抽打,心里又苦又氣,進而聯想到自己之前打老婆時為什么就從未想到她的苦,做了檢討。城子礦的案例集中體現了清算壓迫行為時的宣傳策略。盡管工人存在明顯有違《婚姻法》原則的問題,但是宣傳從階級不平等與性別不平等的糾纏狀況和歷史因素出發,理解男性工人身為“被壓迫者”和“壓迫者”的雙重屬性。獲得理解的工人卸下思想包袱,正視過去的這段歷史,通過自我檢討與舊社會的思想與行為劃清了界限。

                          在壓迫敘事上,除批判普遍存在的封建壓迫,亦需根據壓迫婦女的程度與性質對宣傳敘事的建構做出必要的區分。作為《婚姻法》的直接執行者,干部對《婚姻法》的認識和作為直接影響《婚姻法》最終的貫徹效果,同時也影響社會對黨和政府領導權威與工作能力的信任。1953年宣傳運動月開始時,中央承認之前有很多干部并沒有在《婚姻法》貫徹和宣傳中負起保護婦女權利的責任。宣傳話語必須回應黨的部分干部壓迫婦女的現象。

                          中國共產黨將這些問題歸因為“封建思想”和“官僚主義”的共同作用,因此要予以綜合批判。1953年2月,中央指示強調幫助干部克服封建意識,積極主動地擔負起宣傳和貫徹婚姻法的責任。對于干部侵害婦女的惡劣行為則應懲辦。對一般犯有錯誤的干部應該批評,錯誤嚴重的應給予一定的處分,并公開進行檢討。而在宣傳上,常見的范式是:先指出具體單位或干部不宣傳、不執行《婚姻法》的現象,接著將其歸因為官僚主義所致,最后要求當地干部做出深刻檢討或者公布對違法干部的處理結果。

                          在這種綜合批判中,性別視角的批判性得以彰顯,以突出《婚姻法》宣傳中婦女的主體地位。1951年11月6日,中央曾就婦女潘氏被殺事件點名批評山東省蒼山縣委:“蒼山縣的每個同志都可以檢查一下自己是不是以完全平等、民主的態度看待婦女。蒼山縣對許多婦女受壓迫、受迫害的事件,處理得不認真,不嚴肅,以致一年來發生‘婦女因婚姻不能自由而致死的事件有五十余起之多’,應該引起該縣負責同志們深刻注意,深刻檢討,不要停止在‘官僚主義作風’,‘學習不夠’等一般的檢討上”。宣傳策略調整后,中國共產黨強化了在干部壓迫婦女這類宣傳話語上的斗爭性,形成了點名批評(公開檢討)與歸因思想作風問題的范式。

                          這種策略依據問題程度輕重建構批判性話語。如果問題程度較輕則點名批評到單位,如福建省閩侯縣枕峰鄉干部曾因逮捕自由結婚的一對夫妻被區上批評,但之后不久又干涉一對青年男女的婚姻自由,甚至開群眾會斗爭他們,開除女方團籍,撤銷其婦女代表會主任職務。當地干部在運動中檢討道:“這都是封建思想在作怪和不懂得婚姻法的緣故,要是不檢查,犯了法自己還不知道錯在哪里!”如果壓迫程度嚴重,案件性質惡劣,則點名批評到單位和當事人,如《人民日報》文章痛陳逯清連殺妻事件的教訓:“在陳運蘭被殺事件中,村干部顯然應當毫不猶豫地打門破窗而入,制止逯犯行兇。但他們卻一再去區請示,不肯或不敢自己動手去救人。在區里,又恰恰碰上對婦女生命漠不關心的官僚主義分子尚風田和安喜龍,這個婦女的生命就終于被耽擱了!特別不能容忍的是師莊村支部書記逯清貴。他對殘害婦女的行為完全無動于衷;既不制止逯清連行兇,也不允許別人破窗搶救,硬要坐待逯犯將妻殺死!對于干部來說,這是嚴重的犯罪行為!獲嘉縣人民政府判處逯清貴徒刑是完全正確的。今后如有類似的事情發生,也應該這樣辦!”

                          為解決干部壓迫婦女的問題,中央一方面采取同普遍宣傳教育一致的批判封建壓迫的做法,另一方面將婦女利益和訴求納入一般化的干群關系進行審視。公開點名體現了中國共產黨自我批評和自我革命的決心與能力,歸因于思想作風的策略既抓住了干部壓迫婦女這一問題的主要癥結,又因不涉及關于《婚姻法》立法理念以及對中國共產黨的大政方針和體制的討論,將對干部問題的反思鎖定在可控的范圍。這種策略的深層邏輯依然是將現狀歸咎于歷史與階段的成因。毛澤東認為:“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在我們的黨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還將是一個大問題。就其社會根源來說,這是反動統治階級對待人民的反動作風(反人民的作風,國民黨的作風)的殘余在我們黨和政府內的反映的問題。”

                          在干部壓迫婦女這一相對特殊的問題上,宣傳話語的建構邏輯與處理普遍的封建壓迫問題顯示出共通性和連續性。無論是不指名的普遍批評教育,還是對干部問題點名批判,對于壓迫者的清算邏輯最終均向封建歷史與階級歸因。前者以此突出《婚姻法》宣傳對社會各方心態的疏導與平衡,收斂了性別視角的批判性;后者以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的運動和常態性自我反思話語化解了干部壓迫婦女這一問題的特殊性。這種虛實結合的話語建構,重在以迂回的策略消除抵制心態,實現具有實質內涵又不引起受眾反彈的批評教育。不過,宣傳工作仍需要進一步解答如何確立新民主主義婚姻家庭形態,完整地呈現其豐富內涵及與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本質區別。

                          四、對新婚姻家庭制度的建構

                          根據《婚姻法》和《貫徹婚姻法宣傳提綱》的規定,新民主主義婚姻制度的核心原則是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而對家庭關系的要求則是保護家庭中婦女和子女的合法利益。在對新民主主義婚姻家庭關系建立正確和具體的理解過程中,宣傳話語的建構需要進一步將法律理念轉化為新婚姻家庭關系的實踐,內化為人民的價值觀和行為規范。其具體做法是:一方面針對婚姻關系繼續宣傳反對封建包辦及各種陋習的原則,主張“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另一方面針對家庭關系在《婚姻法》條款的基礎上所構造的“民主和睦”“團結生產”等宣傳口號展開說理。在實際的宣傳工作中,這些話語相互嵌套。常見的范式如“只有在工人職員群眾和職工家屬群眾當中清除了封建殘余思想,‘民主和睦、團結生產’的新家庭關系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來”。

                          然而在前期工作中,教條的宣傳無法突破群眾思想障礙。比如針對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問題,北京市試點運動經驗指出:“今天重男輕女還在各階層中大量存在。這表現在:男的有夫權思想:認為女的‘吃我穿我,就得聽我的’,‘男女掙的不一樣,就不能平等’,婦女本身也看不起自己,有依賴思想,認為‘嫁漢隨漢,穿衣吃飯’”。又如針對家庭問題,在試點中宣傳此次運動是為建立民主和睦的家庭,但是群眾感到“好是好,就是少辦法”。“民主和睦”的初始理念通常指男女雙方平等自由地結合組成新家庭,并不明確涉及他們與原生家庭間的關系。由此,不難理解一些群眾的無感。這些現象更深刻地反映出在封建父權制下的利益格局、身份地位、情感關系、角色分工等受到沖擊,且新制度還未普遍確立的轉換關頭,群眾對自身在婚姻家庭關系中的定位容易陷入迷茫和混亂。由于婚姻與家庭問題難解難纏,封建思想觀念在群眾主觀范疇上亦存在自洽性和封閉性,實際的宣傳工作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在缺乏有效策略的情況下立刻就會引發群眾的誤解或不解。中共中央中南局宣傳部的總結說:“有的地方一開始就強調‘結婚自由’、‘離婚自由’、‘寡婦再嫁自由’,或反對虐待婦女、干涉子女和別人婚姻,則造成群眾恐慌,增加顧慮。”北京市委亦指出堅持教育方針就必須在運動全程中堅持向群眾正面地、全面地宣傳《婚姻法》,先樹立起正確的認識再批判原來群眾對《婚姻法》的一些誤解。

                          因此,解決矛盾的關鍵在于理順新舊轉換中婚姻家庭倫理打結的位置,建立新民主主義婚姻家庭制度在思想觀念上具體完整的內涵,并同步破壞封建思想觀念內部的自洽性。具體而言,宣傳話語的任務就是要說清《婚姻法》頒布后家庭內外之間應該建立怎樣的關系,為什么應該是這種關系而不應再是封建主義的關系。

                          在具體話語建構中,率先突破思想障礙的做法依然是基于新舊對比的功利主義敘事,但重點是新婚姻家庭制度的建構。讓我們回到中央的《貫徹婚姻法宣傳提綱》,揭示另一條建制性的線索。提綱已經提出《婚姻法》可使群眾不費錢結婚并有利于勞動生產,同時還強調:子女的婚姻自由有助于夫妻的感情,自然有助于父母、公婆的感情,有利于家庭和睦,避免“不和”造成的損失甚至命案。在照料方面,《婚姻法》規定子女的贍養義務,父母、公婆不必擔憂養老問題。此處,父母、公婆與子女的情感和利益被塑造出更多的一致性和相互作用的關系。北京市提供了一個典型案例:“北京市門頭溝工人劉某因為在家與老婆吵架,憋了一肚子氣就下井干活,結果一斧頭砍在手上了。造成了家庭經濟損失。在通過廣播知曉上述宣傳內容后,其他地區的群眾也被帶動起來重新思考家庭關系。”將經濟利益和情感關系植入敘事的做法極大地減輕了人民的思想顧慮并成為地方進行《婚姻法》宣傳的普遍手段。中共中央中南局宣傳部指出:“首先抓住這點進行宣傳,群眾最歡迎,因為這一點是廣大群眾的共同要求,是在對婚姻法現有認識水平下最易接受的。”

                          當取得對群眾思想障礙的初步突破后,宣傳緊接著向建立新民主主義婚姻家庭,確立婦女權利與地位的本質方面深入。北京市委宣傳部強調:在運動深入一步時,就要解決“怎樣做”,即怎樣達到婚姻自由、家庭和睦。除對比自由婚姻與包辦婚姻的好壞,還要著重批判重男輕女的思想,宣傳男女平等的原則。西南區的試點亦有共識。在對男子做工作時,當地有的干部一開始認為,貫徹《婚姻法》是要廢除夫權統治,所以男子一定想不通,但經驗證明,“只要能夠正確地講婚姻法,說明婚姻法不只對婦女有利,對男、女、老、少都有利,并使男子正確地認識到婦女的勞動智慧和在封建婚姻制度下的痛苦生活后,是能夠改變男尊女卑的思想的”。也就是說,在建立對婚姻家庭關系基本的是非利弊觀點之后,一個繞不開的環節就是處理直接事關婦女權利與地位的思想問題,說服群眾真正接納男女平等。而這正是新民主主義婚姻家庭關系的內核,是根本地確立新民主主義婚姻家庭制度的前提。

                          然而,在理解和執行上述的宣傳深入要求時,各地出現了分化。一些正確的做法是在新舊對比中直接引入細膩的情感動員進行更深入的說理,同步實現對男女平等的宣傳。湖南瀏陽縣鐵山鄉的干部在對婆婆宣傳時,提出要使家庭和睦,必須樹立尊婆愛媳的新氣象。在解釋為什么要禁止童養媳時,先敘述童養媳的痛苦,再引導婆婆們回憶自己做童養媳曾受過的折磨。講解為什么要支持男女平等時,則提出婦女想自己送禮物時卻因無財產權只能用裹腳布包起禮物偷偷行事,以防丈夫知曉。這使婆婆一輩人深受觸動。宣傳話語喚醒了她們遭遇封建壓迫的記憶,嘗試挖掘出過往日常中男女并不平等的異常狀態。這種手法得以成功在于對比了今日之婦女同往日之婦女的地位,通過女性內部共情打通新舊兩種制度理念同群眾自身經驗的關聯,否定了封建父權和夫權的秩序與價值。然而,當缺乏領悟能力和工作水準時,宣傳便遭遇停滯。北京市試點中,“有的教員在對婚姻自由的宣揚時只是庸俗地、消極地宣傳省錢、省力(看不清)、省心、省得聽埋怨。因此,一些群眾對新婚姻制度的領會也只是停留于此,而對新婚姻制度并沒有信心”。同樣宣傳尊婆愛媳卻產生完全相反的結果:“有的教員在宣傳改善婆媳關系時延用了‘尊婆愛媳’的舊口號,但不著重批判婆婆的封建思想,以致有的婆婆把尊婆理解為‘孝順’,‘我說什么,你就聽什么’,有的婆婆聽了宣傳后對兒媳說:‘婚姻法是讓著婆婆的,婆婆還是婆婆,兒媳婦還是兒媳婦’。”報告精辟地概括了宣傳停滯的原因:“只簡單宣傳家庭要和睦,沒有指出要和睦即需要民主化,即需建立在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基礎上;沒有指出我們主張的民主和睦家庭與建立在‘三從’基礎上的封建和睦家庭有本質的區別。”

                          單純的新舊對比僅從所有家庭成員的視角去想象新婚姻家庭的秩序面向,自然容易停留在對各方利益、情感訴求的平衡上。但新婚姻家庭制度與舊者的根本區別正是以婦女為中心的“民主化”,即她們是否獲得平等的家庭和社會地位,是否有婚姻上的自由。這就意味著宣傳話語需要就男女平等這一原則構筑婦女權利與地位的根本支撐,同時又盡可能彌合婦女解放與其他家庭成員存在的張力。中國共產黨選擇繼續挖掘男女平等中的經濟內涵,在總結當地婦女積極參加勞動生產與社會活動的成就與進步中實現了婦女權利,本質上確立了其地位。同時,基于家庭整體視角的功利主義思路,中國共產黨嘗試消除家庭內部張力。

                          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生產是群眾集體解放、自我解放的基礎。在中國共產黨眼中,勞動是人民群眾實現集體解放的根本路徑,也是婦女解放理論的核心。延安時期,婦女運動領導人蔡暢指出,只有鼓勵婦女從事農業生產和手工業活動,才能爭取到經濟上的獨立,從而提升在家庭中的地位。1949年創刊的《新中國婦女》的雜志扉頁上,毛澤東的題詞是:“團結起來,參加生產和政治活動,改善婦女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實踐范疇中,婦女的生產勞動能夠動搖乃至摧毀封建父權制的經濟基礎,但這不意味著社會觀念的根本轉變,相反婦女獲得生產勞動責任和權利則會迎來負面的解讀。比如,北京市一般市民中還存在著女子參加工作是給丈夫丟臉的想法,怕被譏諷“養不起老婆”。一些自由結婚均有工作的夫婦間,丈夫常抱怨妻子專業心重,不體貼自己,妻子有成績則嫉妒,認為妻子不能高過丈夫,否則就不好駕馭。有的甚至因此埋怨:“不如要個包辦的好”。北京大學醫學院的女干部較男干部多,有人認為是“陰盛陽衰”,有人認為“動大手術女的不成,還得男的來”。這都表明了夫權思想的頑固和男女平等的艱難。正是因為婦女參與生產勞動將根本改變其角色和地位,實質觸及其與男子及其他家庭成員的利益與倫理關系,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實質內涵才在日常生產生活的范疇中充分暴露出深層的受限性。只有在思想觀念層面使婦女的生產勞動獲得普遍承認,才能使男女平等真正內化為價值認同與行為規范。

                          正因為看到了這一點,宣傳工作一方面強調“我們首先要宣傳婦女在社會上、生產中各種工作上的作用”,“在舉例時既要列舉新中國婦女的重大成就和各種戰線上的旗幟人物,又要指出當地或本單位婦女的成就和進步,才能使男人服氣,婦女有信心”;另一方面要在賦予婦女社會責任與權利的同時,建構可以說服社會接納、認可婦女的新角色、新地位的話語。具體來說,就是通過生產勞動話語建立婦女自身爭取獨立與平等的觀念基礎,同時又將生產勞動話語作為一種中介以宣傳婦女社會責任、權利與貢獻,改變封建父權夫權的性別、婚姻、家庭觀念。

                          以河北集訓基層干部的報道為例,當地的經驗指出:

                          本來,婦女和男人只有生理上的區別,而沒有人格上的差異,婦女和男人在社會勞動各方面有同樣的能力,在階級社會以前很長的年代里,是以女性為中心的。自從階級社會產生以來,特別是自從封建社會以來,在封建道德統治下,特別在舊的婚姻制度與家庭關系的束縛下,使婦女幾千年抬不起頭來,這樣,才大大限制了婦女的勞動與活動的范圍,因而也就限制了婦女的智慧的發揮,形成了婦女現有的許多弱點。婦女是不是“不行”呢?絕不是的。事實上,婦女不但擔負了沉重的家務勞動,成為家庭分工所不能缺少的重要成員,而且有不少婦女還可以擔負田間勞動,并能成為勞動模范。新中國成立之后,已有成千上萬的婦女,參加了國家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光榮工作。由此可見,不是婦女根本不行,而是長期受舊的封建禮俗統治的結果。如與男人處在相同的條件下,她們的能力并不比男子差。

                          這種整體性分析,在新舊對比中打通了婦女地位和作用與宏觀的歷史和現實之間的聯系,十分具有說服力。其關鍵在于通過將婦女受限歸因于歷史與階級問題,來破除對婦女身份的歧視,即婦女身份本身不是“婦女不行”的原因,而是封建壓迫所致。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以生產話語為中介重新建構了婦女的社會責任,其主要做法是宣傳“團結生產”,具體而言就是先將家庭整體視作生產單位,在借助生產勞動話語對家庭-集體-國家意義的論述中,帶出對男女平等、家庭和睦的反思?!度嗣袢請蟆穼λ拇ㄅ钕h紅旗鄉做法的宣傳報道十分具有代表性。報道先指出:“工作組初到該鄉時,發現該鄉互助組中普遍存在不民主、不等價、耕牛飼養糾紛、農具無償使用、男女同工不同酬等問題,及違反婚姻法如打罵婦女、干涉婚姻自由、阻止婦女參加會議等現象。這些,都限制了部分男女群眾的勞動積極性,影響了生產?;ブM組員鐘平安過去經常虐待妻子,他的妻子受氣不過,因而生產消極,沒參加互助組勞動”。當地的解決辦法是將生產與《婚姻法》教育結合,報道接著指出,鐘平安在接受宣傳教育后認識了自己的不是,自動提出保證搞好家庭關系,其妻非常高興,也參加了互助組,并積極地揭露與解決了互助組內存在的問題。因為組內及組外和睦團結、搞好生產的模范夫婦、模范公婆的帶動,全組乃至全村解決了更多婚姻家庭糾紛,加快了互助組的整頓進程,訂立了家庭增產計劃。最終,大家都直接或間接受到了《婚姻法》的宣傳教育,模范夫婦和模范家庭得到表揚,群眾生產熱情普遍提高了。表面上看,此處“民主和睦、團結生產”的話語建構,并不直接指向男女平等和婦女解放,因為這里的生產勞動話語更多是為了滿足家庭-集體-國家在經濟建設上的共同目標而建構的。但其深層邏輯則是因為這種共同目標給改造家庭內部關系和改變婦女的角色與地位創造了條件,并逐漸取得實質性成果。生產勞動中婦女與家庭成員的身份既是家庭的人也是國家的人,而生產集體化促進著集體與私人間的協調性,國家權力借此通過地方黨組織打開了家庭內部,婦女的角色與作用因此開始發生變化,社會對她們的認識也就逐步轉變了。而婦女角色轉換和地位變化對家庭成員內部的影響,則以增產增收的功利主義敘事予以應對。當婦女客觀上逐步獲得抵制封建父權與夫權勢力的經濟基礎,家庭其他成員支配婦女的能力則會受到削弱。同時,因中國共產黨將婚姻家庭納入集體話語中審視,婦女獲得了官方話語的承認與支持,帶動了對男女平等的反思,促使社會承認婦女的權利與地位。山東省聊城縣的經驗這樣說:“牛家村牛興寬互助組在討論到男女平等問題時,大家都檢討了過去只發動婦女參加田野勞動,但有事卻不與婦女商議的男尊女卑思想,認識到今后要想發揮婦女參加農業生產的積極性,一定要去掉男尊女卑的思想,聽取婦女們對生產的意見。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他們馬上補選了一個女組長。”而在上述過程中樹立模范夫婦、公婆的做法將男女平等、民主和睦的抽象理念轉化成可供參照的言行舉止,以權威確認《婚姻法》給每一個家庭成員造成的新的倫理。至此,宣傳完成了它的全部目標。

                          五、結語:平等與誰相干

                          本文指出《婚姻法》宣傳的困難主要在于部分干部、群眾試圖維護自身既有的利益和價值認同。在前期宣傳中,干部忽視了婚姻、家庭、性別、階級關系的復雜性,簡單套用了階級斗爭方式和錯誤的宣傳方式。這使得干部、群眾對清算封建壓迫抱有恐懼與困惑,對新民主主義婚姻家庭關系也感到迷茫。為了化解對《婚姻法》的抵制和歪曲,中國共產黨全面限制乃至禁止使用階級斗爭手段,并進行全面、細致、耐心的宣傳教育,之后通過運用階級、性別及各種社會要素建構了《婚姻法》的宣傳話語,最終收獲了顯著的宣傳成效,實現了人民內部對封建父權和夫權的思想斗爭。

                          本文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將革命時期政治運動技術同婦女解放結合的過程。革命戰爭中誕生的階級斗爭觀點、方法貫穿了土地改革等運動。當男性-女性、家長-子女客觀存在的對立關系同追求敵我政治的階級斗爭思維存在親和性時,階級斗爭的工作慣性也就影響到了《婚姻法》宣傳工作。革命時期的經驗表明,運動在深入過程中會觸及更多復雜狀況,階級斗爭手段通常會引入更為細致的分類策略。同時,運動往往會面臨工作成本與成效的取舍,從而發生一些妥協,以滿足現實的經濟建設、政治穩定等更為迫切的需要。而《婚姻法》運動也有著極為相似的過程,體現為禁止對群眾貫徹《婚姻法》狀況的主動檢查,禁止激烈的階級斗爭形式,重點解決因《婚姻法》貫徹而造成的死人殺人案件,引入“不告不理”原則。這有利于維護社會秩序穩定,并為全面、深入的宣傳教育減輕抵制和歪曲。

                          不過,《婚姻法》運動的宣傳策略轉向不只是權衡工作成本和成效的結果。這一轉向意味著中國共產黨進一步認識到《婚姻法》運動的人民內部民主改革性質?;橐?、家庭、性別、階級關系的復雜性決定了男子、父母、公婆不應被片面地視作封建壓迫階級的實體加以對待,也意味著無法在短時間內靠疾風驟雨的階級斗爭手段徹底消滅封建父權和夫權。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正確的做法是進行全面、細致的宣傳教育,依靠宣傳話語建構達到深刻的思想斗爭效果。于是我們看到以往運動中采取利益分配、情感說服、身份建構的動員技術,如何應用在解決婚姻、家庭矛盾的話語建構上,以實現對封建思想和行為的批評教育并建立新的婚姻、家庭關系。在對封建壓迫的斗爭上,中國共產黨首先以功利主義敘事突破思想障礙,再清理具體范疇上的壓迫行為、思想、主體與宏觀的制度,文化范疇上壓迫的區別與聯系,以同情式批評教育和收放性別視角的對抗性完成對封建主義的批判。這暗含著既名實有別又名實相生的微妙特點,是一種虛實結合的思想斗爭。而在新婚姻家庭制度的建立上,單純的功利主義觀點已經無法滿足宣傳的最終目標,必須在法律、倫理、價值觀上實現根本和全面的性質變化,向確立婦女權利與地位的本質方面深入。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宣傳話語建構在處理利益關系、情感關系之外,更突出地使用了生產勞動話語建構婦女的新身份。它帶動了社會承認婦女的權利與地位,同時也緩和了家庭內外因婦女解放而造成的利益、情感關系上的張力?!痘橐龇ā愤\動的宣傳策略轉向和話語建構表明中國共產黨已經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過程中逐步探索出更為一般化的觀念治理技術。

                          這段歷史也表明,正是因為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同社會中的每一個人息息相關,其真正內化為人民的價值觀和行為規范才如此艱難曲折,所得成果才尤為珍貴。也因為婦女問題與我們每一個人息息相關,更呼喚我們超越身份政治的迷思和意識形態的激情,回到具體情境探尋中國婦女解放、性別平等的過程性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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