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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首“主人翁”時代——改革前三十年國營企業內部的身份認同、制度約束與勞動效率

                        十年非夢 · 2022-08-11 · 來源:十年非夢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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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毛澤東時代國營企業職工的勞動效率問題,長期以來較為流行的一種說法,是認為當時企業內部物質激勵的缺位,帶來工廠生產過程中懶散狀態的普遍存在和勞動效率的低下。本文基于對若干城市近百位退休工人的深度訪談,強調應該在由一系列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所構成的特定情境中,重新認識國營企業勞動管理中的激勵和約束機制。文章將論證,當時影響工人日常生產行為的,不僅有政治壓力、規章制度和同伴監督等約束手段,同時更為重要的還有源自國營企業職工特殊地位的集體意識、對本單位的認同以及由精神刺激所帶來的晉升機制。工人在工廠勞動中的具體表現,根據這些約束和激勵機制的變化,因時因地而異,但總的來說,除了“文革”初期因動亂導致生產秩序受到嚴重沖擊之外,在絕大多數國營企業,物質激勵的缺失并未導致嚴重的消極怠工現象。

                          1  工人們“單純”嗎?

                          在解釋為什么毛澤東時代工人們生產積極時,受訪者用得最多的,就是“單純”一詞,也就是說,那時的人們,想法很簡單:

                          那時候人確實聽話,純!純粹得不得了!和現在比,一個天,一個地。(C3,南京江南造鐘廠工人)

                          那個時候的風氣就是拼命地干,好像不加班加點很丟臉的。那個時候大家看重一種榮譽感,講究為人民服務,講究多做貢獻,沒有講錢的,是這樣一種思想……(N10,廣州華僑糖廠技術員)

                          那時根本不講報酬。就悶頭干,……一門心思撲在工作上,都想多干呢。(B1,北京青云航空儀表廠工人)

                          現在想來,過去有點呆啊,腦子不開竅!……工人(自身)的利益擺在后面,國家、公家的利益擺在前面,人都是這樣想的,沒有先想到自己。(C5,南京水泥預制廠工會干部)

                          至于工人們為什么顯得“單純”,受訪者提到一些明顯的原因。首先是黨和政府的宣傳教育。平時的政治學習和思想工作,也對公眾的政治和道德意識,產生一定影響。思想教化的核心,是大公無私的品德。寧波港務局港口機械廠的一位檢驗員,這樣描述當時的情形:“那個時候大家積極性是很高,主要是大家沒有私心。領導啊工人啊都沒有什么私心。你要是說一點沒有就夸張了,但是的確比較少。那個時候主要靠教育,50、60年代很多教育的,什么學雷鋒啊,學陳永貴啊”。他以自己為例,有一次檢查汽車,車輛突然起火,他不顧危險,抱著起火的部件,從汽車上跳下來,使腳部嚴重受傷。山東勝利油田的一位退休工人回憶,他們在“石油大會戰”中顧不上家,“家就在廠門口,但是大家都連續三周不回家睡覺,不脫衣服在廠房打個盹就再干。”有時“甚至半夜跑到車間干活,那時候叫做好事不留名,做無名雷鋒。原因我認為是當時的政治學習使得人思想單純,就知道干活,勁往一處使。毛主席就是厲害,能把人團結起來”。

                          經常性的政治運動和定期學習討論,以及有關思想品德的日常話語,也對普通工人產生無形壓力。“文革”軍管時期,政治壓力更為強烈。在北京某無線電微波設備廠,工人在生產上馬虎不得,否則就會被“軍管會”扣上破壞軍工生產的帽子。前面提到的武漢葛店化工廠,軍管一直持續到“文革”結束。工人被編入軍事單位,受到嚴格控制。

                          工廠生活的政治化,在工人中產生壓力和不安的同時,也給他們帶來機會和動力。正如受訪者經常提到的,準時上下班,在工作崗位上恪盡職守,義務加班加點,工友之間相互幫助,積極改進生產技術等,這些都是一個人奉獻于企業和愛社會主義的表現,關系到個人的上進機會,如入黨入團、評為先進工人或勞模,成為工農兵學員讀大學,或者由普通工人提升為小組長或部門領導。

                         ?。?nbsp; 單純背后:身份、地位與自我認同

                          宣傳教育和政治運動確實是動員民眾的有力手段,運動高潮時期尤其不可或缺。然而,僅僅靠這些手段,并不能維持工人群體的長期的、日復一日的生產勁頭。其他一些因素,尤其是工人們所處境遇的變化和由此產生的自我認知,也會影響到生產中的表現。一些受訪工人說,他們積極工作,是因為自己是“解放以前過來的人”,有“報恩的思想”,因而會做好分配給他們的“任何任務”,“就是哪怕是加班加點,都是要把任務完成的,都是單純到那種程度”。

                          這種幸運和感恩的心理,在從農村招募來的工人中尤為強烈。50年代后期實施的戶籍制度,不僅帶來城鄉居民在就業和福利待遇上的巨大差別,而且阻止了人口自由流動,使農村居民極少有機會成為國營企業職工。因此,與身后眾多農村青年相比,那些“跳出農門”的職工,覺得自己非常幸運,努力工作成了他們保持職工身份和尋求升遷機會的唯一途徑。前面提到的廣州瀝滘碼頭做水泥預制件的許多工人,便是從農村招工過來的。他們感到“滿足”:“從農村來到城市,進了大型國企,成了職工、城市居民,生活問題國家會負責保障,又有比較高的政治地位,所以有一種榮譽感。所以大多數人的精神很飽滿,這跟現在唯物質的狀況有很大的差別”。

                          對于城里人來說,進入國營企業也很重要。在60年代和70年代,城市人口增長很快,國營企業的就業競爭日益激烈。越來越多的待業者,只得到地方政府辦的集體企業中工作。集體企業職工占職工總數的比重,1957年為26.5%,在“大躍進”時期因急于向國營企業過渡,曾降至15%,但是到60年代很快升至30%—33%,在70年代保持在27%—30%之間。國營和集體企業在工資水平和福利待遇上差別明顯。福利待遇尤其是就醫方面的差別則更大。另外,國營企業的職工,無論每個月做多少,都拿全額工資,而集體企業的工人,只有完成了當月的全部任務,才能拿到全額。國營企業的女工在56天產假中拿全額工資,集體企業里的女工只拿50%。此外,國家政策禁止工人在集體企業和國營企業之相互流動,工作調動只能在同類企業之間進行,從而固化了兩類工人之間的差別。集體企業職工感覺低人一等,士氣大受影響,武漢工農服裝廠的一位退休工人因此“自認倒霉”。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營企業的職工有一種強烈的自豪感。這種感覺在中央直屬的大型國營企業或軍工企業中,表現尤為強烈。北京第768廠的一名職工這樣描述自己:他當時到各地出差,常帶有一張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機械工業部公章的介紹信,無論走到哪里,只要出示一下,總能得到熱情接待。石油行業的工人,也因為石油在國民經濟中的關鍵作用,工資比一般行業要高,在社會上普遍受到尊敬。

                          國營與集體企業職工在就業、工資、福利和崗位流動性方面的不同待遇,產生一種無形的、根深蒂固的社會和心理障礙,影響各自的自我認知和相互態度。國營企業的職工不時會流露出一種自視高人一等、對集體企業職工不屑一顧的心理。因此,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社會,除了由家庭出身標簽和階級斗爭話語所強化的不同的政治地位之外,影響人們的集體意識的,還有由城鄉戶籍以及所在國營或集體單位所決定的不同身份,以及由此產生的等級意識。對每個人來說,這種社會經濟上的不平等,比階級標簽所帶來的政治上的不平等,顯得更加真實和強烈,盡管它在公開的政治話語中被人人平等的辭藻所掩蓋。以婚姻為例,城鄉戶籍之間的差別和障礙,使城鄉居民之間的通婚幾乎不可能;同樣,國營與集體企業職工的不同待遇,也使這兩個系統的職工之間要建立婚姻關系,十分困難。我們所訪談的退休者反復提到,在找男朋友時,女孩子多回避集體企業的職工,因為后者的工資、住房和其他福利都差。相反,國營企業的男職工有著明顯的優勢,“單位的小伙子找對象都容易找,姑娘都樂意嫁”。一位受訪者的說法很典型:“我們是國營企業,是大單位、福利好、工資高些,找對象也好找”。女職工找對象時則更加挑剔。上海解放塑料制品廠的一位女工回憶說,她曾拒絕了某位民警的求愛,因為跟她相比,“他條件不好”。

                          這種人為制造的社會等級和不公,對國營企業來說不一定是壞事。工人的自豪和優越感,加上生活來源上對本單位的全盤依賴,使得他們對所在單位產生一種強烈的歸屬感。當然,這種認同還不一定帶來社會學意義上的團體凝聚力,因為工人們無法選擇是留在這個群體,還是離開它去追求更好的報酬和待遇;工人們之間也不一定會像有著高度凝聚力的團體成員之間那樣,為了一個共同目標而相互吸引著。然而,在促使工人們遵守所在群體的準則和職業道德、保持士氣、恪守職責、提高生產績效方面,工人們對單位的認同,跟社會學家們所討論的團體凝聚力,在功用上相差并不太遠。已有不少社會學作品探討了成員認同對于任何組織維持其運轉的重要性。工人對自己所承擔的工作或所屬組織的認同感,被認為是“愿意勤奮工作的唯一源泉”;就組織的運作效率而言,團體認同所起的作用,跟個人謀取金錢報酬的動機同樣重要。換言之,認同擔當了另一種激勵手段或控制工具,促使團體成員投入角色。在毛澤東時代的國營企業,由于物質激勵幾乎不存在,工人們對所在單位的歸屬感和認同意識,在激勵其勤勉工作方面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可或缺。

                         ?。?nbsp; “以廠為家”?工人的忠誠度問題

                          然而,對單位的認同,并不必然意味著對它的忠誠。這里所謂的忠誠,社會學上通常界定為“遵從個人所在的社會單元及其目標、標志和信仰”,或是“遵守集團內部的規范和真誠對待集團成員”,或是“關心團體福祉甚于關心個人福祉”的承諾。不必說,一個群體或組織的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成員的忠誠度。因此,這里要回答的是,毛澤東時代國營企業的工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對所在單位保有忠誠?

                          整個毛澤東時代,政府和企業都在向工人灌輸工廠“主人翁”的意識。在所有廠里,一條常見的標語是“以廠為家”。

                          把工人的忠誠僅僅歸因于他們的想法簡單或單純,不能真正回答問題。當然,要就工人對所在單位的忠誠度問題做出一個可靠的判斷,尚有待一個大范圍的涉及不同年齡層、不同行業職工的系統調查。盡管如此,我們的有限訪談結果仍然為回答這個問題提供了一些線索??偟膩碚f,以下這三類人對企業的忠誠度相對高些:首先是廠里的精英、骨干,包括廠長、書記、工會主席、車間主任和小組長等各級領導,還包括一些黨員、先進分子和勞動模范,他們的身份、地位決定了他們對企業比普通員工更為忠心。其次是那些在廠里干了幾十年、對新中國成立前后對比感受很深的老職工。他們對企業的依戀也比一般工人更強烈。

                          工人對企業的忠誠,還跟他們在生計上全面依賴單位有關。正如一位受訪者所說,“當時雖然物質水平較低,但是職工不愁吃喝,生病了也有職工醫院看病,還是很無憂無慮的,所以大家對企業的感情很深,不會損公肥私,廠里的東西就和自己家的一樣,很愛護”。

                          相比之下,那些對單位的忠誠度較低的,可能是以下三群人:一是那些對自己期望值很高但無法實現抱負,從而對所在單位和自身狀況產生不滿的人。二是那些一直粗心、失職、懶惰,不時給同伴帶來煩惱或給單位制造麻煩,受到領導批評、同伴嘲笑,乃至紀律處分,直至被開除的人。三是那些日子過得艱辛、勞累的工人。他們整日埋頭工作,顧不得其他事情。最后,有相當一批普通工人和一些不指望晉升的底層干部,既不失意也不滿足于現狀。他們對企業的態度,處在明確的忠誠、感激與失落、憤恨之間。

                          為了進一步估計工人對企業的忠誠度,讓我們看一下受訪者對他們是否經歷或見證過任何損公肥私現象這一問題的回答。大約50%的訪談對象否定損公肥私在本單位是一個嚴重問題。他們所提供的原因,可以分為三種。第一仍是工人們思想“單純”。據稱,當時很少有人把廠里的產品或其他東西拿回家,因為他們“珍視企業的財產”。第二個原因是廠里的東西即使拿回家也沒用。第三個原因是工人之間的相互監督和嚴厲措施。上海鋼鐵一廠的一位食堂廚師說,任何人從食堂拿東西回家,一旦被抓住,須賠償相當于所偷東西價值100倍的罰款,情節嚴重的會被開除。

                          損公肥私現象最嚴重的地方,往往是食品加工廠和單位食堂。不過,在承認單位存在損公肥私問題時,絕大多數受訪者強調這只限于少數人。

                          在食物、住房和其他生活物資緊缺的時代,人們很可能利用工作之便,發生自私自利的行為,食品加工廠和單位食堂更容易成為化公為私的場所。換句話說,絕大多數國營企業職工看起來兢兢業業,不一定是因為他們受政府宣傳而變得“單純”,更可能是由于以上提到的兩個基本原因。首先,無論干部、職工,損公肥私的空間都相對有限;對大多數工人而言,他們所生產的產品是自己無法消費和轉手的。第二,即使這樣做,也得不償失,因為一旦被發現,不僅僅是罰款了事那么簡單,而且更致命的是,在一個臉面比其他任何東西更要緊的社會中,還不得不面對喪失自身地位和聲譽的風險。因此,面對自肥行為,絕大多數干部職工不得不三思而行。概言之,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國營企業乃至整個社會,比起后來的貪腐之風盛行,之所以顯得純潔些,與其說是因為工人們所斷言的單純、忠誠,不如說是單位體制和客觀環境限制了他們的行為抉擇。

                         ?。?nbsp; 規章制度、生產線、同伴壓力

                          除了意識形態和政治工具,規章制度和其他紀律措施,對勞動管理也是不可或缺的。提高生產效率的另一項手段是質量控制。毛澤東時代的大多數國營企業,在這一方面均有嚴格措施。嚴格的質量控制,并不限于軍工企業,在普通的國營工廠一樣常見。在寧波和豐紗廠,有廠實驗室的質量控制小組定期巡查車間;檢測人員經常會取出剛紡出來的紗線仔細查看。工人的工資級別,也跟紡紗質量直接掛鉤。

                          最后,我們在理解工人的生產表現時,還必須考慮機器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在大多數工廠,制造過程采用生產線或裝配線的方式,每位工人執行一項特定任務,或作為整個生產過程的一個環節,與本組工人做同樣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工人遲到、早退或懈怠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會影響整個生產線的進度。誠然,總有一些人想在工作時磨蹭,或者天生手腳慢;在這種情況下,工廠負責人就得把他們調離生產線,分配其他任務,諸如分發工具、制服或清潔地面等。

                          由于工人們在生產過程中,通常以團隊的形式,為同一件任務或同一條生產線一道工作,他們之間的相互協調,對生產線的順利運行必不可少。再加上同一組或同一生產線的工人,通常要為生產中因玩忽職守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承擔集體責任,因此,團隊內部勢必會對每個人的行為進行集體監督,對公然的偷懶、懈怠加以集體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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