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1948年的冬天,寒風蕭瑟,天氣顯得比往年格外寒冷。
隨著戰場上的節節敗退,國民黨官兵士氣低落,厭戰情緒日益高漲。
12月16日晚,蔣介石邀請國民黨駐寧空軍的全體飛行員,前往位于南京小營的空軍俱樂部觀看電影《國魂》,以期籠絡人心、激勵士氣。
晚間9點,南京城東南的大校場機場被夜幕籠罩,5位國民黨飛行員駕駛一架掛著重磅炸彈的轟炸機,在哨兵的錯愕中呼嘯著沖上了云霄。
瞬間,機場值守的官兵慌作一團,因為沒有人知道他們去執行什么任務,更沒有人清楚他們將飛向何方。
在南京城區一所民宅里,這名叫史永的男子,在昏暗的燈光下緊張地等待著一件大事的發生。
電影落幕,蔣介石上臺訓話,但突如其來的轟炸聲,讓訓話戛然而止。
首都南京遭遇轟炸,全城為之震顫,怒不可遏的蔣介石一頓斥責之后下令嚴查。而此時,史永也長長地舒了一口氣,精心策劃的這場奇襲,終于上演了。
時年38歲的史永,在南京的公開身份是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專員,他長期從事黨的地下情報工作,身經百戰。
1947年末,蔣介石策劃的重點進攻被粉碎之后,中共隱蔽戰線的工作重心也轉向了“策動國民黨黨政軍人員起義”。
1948年夏天,史永臨危受命擔任了中共南京市委策反委員會負責人,而第一個走進他視野的,正是國民黨空軍第八飛行大隊。
史永通過潛伏在國民黨空軍中的中共地下黨員,策動滿懷愛國熱情的俞渤、郝桂橋、周作舟、陳九英、張祖禮等5名飛行員棄暗投明。并制訂了一個石破天驚的起義計劃:駕駛飛機,轟炸總統府,飛往解放區。
五名起義的飛行員駕駛的B一24型轟炸機
俞星槎(音同茶)(1894-1940),譜名堯俊,原名詠裳,別號江東。先后就讀于浙江陸軍小學堂、武昌陸軍預備學校、南京陸軍第四預備學校。1914年8月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學習兩年,在這里,他遇到了日后在民國戰場上赫赫有名的同學——“小諸葛”白崇禧,兩人同桌同室。這也注定了俞星槎的一生都將與“桂系”一道起落沉浮。
當年12月,為了加強軍事獨裁,蔣介石在南京召開編遣會議預備會議,準備來一出民國版“杯酒釋兵權”。俞星槎與時任上海市長張定璠秘密策劃,于1929年3月25日晚協助桂系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借道香港逃回廣西。
隨著桂系勢力再度得勢,俞星槎相繼晉階陸軍少將、中將。1938年12月,俞星槎任軍事委員會桂林行營參謀部副參謀長。桂南會戰(即昆侖關大戰)時,日軍強行在防城港登陸,其時白崇禧在重慶,俞星槎為實際最高長官。次年5月,他在參加會議途中,在重慶菜園壩遭日機轟炸,車覆殉職。
俞星槎去世后的次年,他的夫人也飲恨身亡。1944年,其在中山大學讀書的大兒子帶領弟妹們去鄉下避難,在途中慘遭日寇殺害。當時也在中山大學讀書的三子俞渤毅然退學,考入國民黨空軍軍官學校并赴美受訓,回國后在國民黨空軍第八飛行大隊任飛行員。
1948年11月,在中共中央上海局及南京市委策動下,俞渤接到了“爭取起義”的通知 ,指令他炸毀大校機場和總統府。
1948年12月16日晚,趁著部隊組織大家看電影的機會,俞渤、郝桂橋、陳九英、周作舟、張祖禮等5人奔到機場,選擇了機號為514、掛著5顆重磅炸彈的B-24轟炸機,開始執行轟炸方案。
然而,因轟炸裝置失靈,彈落京郊,全城震驚。
于是,俞渤等5人駕機向北,于次日凌晨飛抵解放區石家莊,徹底投入人民懷抱。
在中共中央前委主管敵區情報和聯絡工作的羅青長奉毛澤東、周恩來命令,趕到石家莊,代表黨中央向他們表示慰問。
新中國成立后,俞渤長期在人民空軍任職。他和家人把位于杭州安吉路37號的住宅捐獻給了國家。
這處房產由俞星槎于1932年購地建成。而在東城西經澤巷西月門里,至今保存著俞家舊居,堪為這段紅色歷史的腳注。
這次起義,雖然由于轟炸器失靈,炸彈未能命中總統府,不過轟炸聲,也切實讓國民黨統治集團深深地體會到大勢已去。
俞渤機組起義成功后沒多久,史永又接到了一項更為艱巨的任務,配合策動國民黨最大的軍艦重慶號巡洋艦起義。
1949年2月,隨著三大戰役的結束,國共兩黨勝負的形勢已然分曉,但蔣介石還想依托長江天塹,為他撐住剩下的半壁江山,不過現實卻給了他一次次地重擊。
1949年2月25日凌晨,在史永和上海局領導的“重慶號”士兵解放委員會的協作下,重慶號巡洋艦的艦長鄧兆祥在上海吳淞口率部起義,以一級戰備狀態沖過封鎖圈,于次日凌晨抵達解放區煙臺港。國民黨引以為傲的海軍防線也被徹底撕開。
空軍、海軍的接連起義,震驚中外,令國民黨上下驚慌失措。
但史永的策反工作并未就此停止。
有著“御林軍”之稱的首都警衛師,師長王晏清,蔣介石對其極為看重,寵信有加。
史永在審視了王晏清的社會關系后,發現只要用對方法,策動的可能性很大,所以決定放手一搏。
通過王晏清的舅父農工民主黨成員鄧昊明聯系,王晏清提出與史永見面。
但王晏清的真實動機,究竟是實意投誠、還是請君入甕,沒有人知道。見還是不見,史永舉棋不定,考慮到王晏清在這起策反中的份量,史永最終決定鋌而走險,只身赴宴。
一次徹夜長談,一番赤誠坦蕩,最終成功策動了王晏清。
可就在王晏清準備率部起義之際,國民黨首都衛戍司令張耀明察覺到了一些端倪,將王晏清軟禁訊問 ,但未能發現絲毫破綻。
在一個朋友的幫助下,王晏清僥幸逃出衛戍司令部。3月24日當晚,王晏清果斷發布命令:全師渡江,提前起義。
“御林軍”的“叛變”,使得四面楚歌的蔣介石驚恐不已,統治集團內部更是互相猜忌。
每一次成功策反的背后,都暗藏著一場驚心動魄的較量。
在渡江戰役前夕,史永和戰友們戰斗在敵人的心臟,秉持堅定的理想信念,竭忠盡智、舍生忘死、屢立奇功。在“百萬雄師過大江”的不朽詩篇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印記。
第二部分
實際上,國民黨早在1946年就有第一個起義的飛行員,這位英雄前輩就是劉善本!
劉善本(1915—1968),山東安丘泊莊村(今屬山東省濰坊市昌樂縣鄌郚鎮)人。
初中畢業后,他只身前往北平,以優異成績考入北大附中。在校期間,他不但認真學習,還曾參與北平進步游行活動和附中師生員工的護校斗爭。
高中畢業后,劉善本懷抱航空救國的愿望,毅然棄筆投戎,先后在中央軍??哲娙胛樯鸂I、洛陽航校、杭州筧橋航校、成都空軍軍官學校轟炸科、空軍高級機械學校接受初、中、高級飛行訓練。
學習結束后,他先后任準尉飛行員、中尉飛行員。1941年5月,他隨航空第八大隊撤退至蘭州五里鋪機場進行掩蔽訓練。
其間,劉善本曾與同學李鑫淼赴蘭州八路軍辦事處,要求參加八路軍,打擊日寇。因擔心影響國共合作,當時的負責人伍修權勸其暫緩行動。
1943年2月,航空八大隊奉命,為抗戰開辟高原空軍基地,但2次進高原均未成功。
劉善本不畏艱險主動請纓,在高原缺氧的情況下大隊長蔡錫昌,命令全機組停止用氧,給劉善本用,因為他是駕駛領航全能,全機組進入缺氧昏迷,劉善本臨危不懼,在復雜惡劣的氣象下,沉著駕機安全飛回,為在高原玉樹建立第一個航空基地立下功勞。
此事當時各大報紙都給予了報道。
8月,劉善本在國民黨《航空雜志》發表的《飛機上高壓氧氣裝備》和《混合氣濃度表》及《天體運行與夜間轟炸》等航空科技論文獲金獎,受到八大隊傳令嘉獎。
當月他入選赴美重型轟炸機大隊,到美國道加拉斯空軍高級飛行學校學習B—24式重型轟炸機的駕駛與領航。
在美學習期間,他以優異的成績和對改進教練機上的高空儀表技術,獲圣地安娜航校技術獎金2000美元,并被美國航校作為未來教官給予重點培養。
飛行員的生活很是優裕,劉善本又素以學習成績優異、飛行技術超群而負盛名,在一般人眼里儼然已經是一位“人生贏家”了。
然而,與其他愛國青年一樣,劉善本參軍是想為國效力、參加抗戰。當校方多次要求下,他的回答,“我之所以來美國學習,是為了回去轟炸日本本土的,因為我的祖國還在日本的侵略下。”
他毅然放棄了“優厚”的物質條件和留美任教的“機會”,帶著一腔熱血和駕駛技術重返華夏。
劉善本壯懷激烈,一心要在對日寇的最后一戰中獻上自己的滿腔熱血,但他失望了——在卡拉奇,他們突然接到了“就地待命”的命令,而且一“待”就是六個多月。
六個月后,國民黨當局才準予他們回國。但在卡拉奇中轉待命時,日本已無條件投降。
回國后,劉善本已是一級飛行員,作訓參謀兼作訓科長,劉善本本來是滿心歡喜,看到千瘡百孔的土地上人民喜悅的表情,更是對這個國家的未來充滿希望。
但國民黨在蔣逆帶領下一心盤算著挑起內戰,這讓劉善本對自己以后的日子再次產生了懷疑。
“雙十協定”簽署幾個月后,眼看著國民黨軍隊越來越咄咄逼人、隨時準備進攻解放區的態勢,此時已是國民黨空軍第八大隊上尉飛行員的劉善本在深思熟慮后,終于作出決定:
駕機起義,飛赴延安!
1946年6月26日,他主動要求任務,駕駛530號美制B—24式重型轟炸機,由成都前往昆明運送美軍移交的通訊器材等內戰物資。
B-24轟炸機
機上除5名機組人員外,還有搭乘飛機的國民黨空軍通訊學校
無線電修造廠少校副廠長陳泰楷
以及該校畢業生李榮琛等6人。
這樣當時飛機上的11人,前艙除機長劉善本外,還有上尉副駕駛張受益,空勤機械士唐世耀,通訊士唐玉文和領航員李彭秀;后艙有國民黨空軍通訊學校無線電修造廠少校副廠長陳泰楷及該校畢業生李榮琛等6人,搭乘飛機去昆明探親。
起飛后,劉善本告訴他的朋友陳泰楷少校說:前艙有共產黨,千萬別過來。又跟副駕駛張受益說:后邊都是共產黨,他們拿著武器要挾我們去延安!
機上人員并未產生懷疑,估計很多人也抱有“棄暗投明”的心態,沒有任何反抗。
于是劉善本駕駛飛機調轉方向直奔延安。
途中,他機智勇敢、沉著指揮,在沒有延安導航的情況下,避免了氣候、地勢等不利因素,于下午3時安全降落在延安機場。
劉善本和同機到達的10名人員受到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劉少奇副主席、任弼時秘書長和延安黨政軍民各界的熱烈歡迎。7月2日晚,劉善本在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發表《趕快退出內戰漩渦》的演說。
7月5日,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頭版頭條以“決心退出內戰漩渦,劉善本上尉駕機飛延,號召空軍人員拒運軍火拒炸同胞”為題,報道了起義消息。
這可給國民黨軍扔下了一顆重磅炸彈,蔣逆立刻下令封鎖相關消息,以免造成更大影響,并將劉善本的家人們嚴密監控起來。
此時,劉善本的妻子周叔璜正懷有六個月的身孕,住在上海,因身處兩地、事發突然,劉善本飛往延安的事周叔璜并不知情。
起初國民黨封鎖消息,周叔璜一度以為自己的丈夫出了事故,悲痛萬分。但緊接著國民黨的特工前來盤問“劉善本為什么‘叛逃’?”了解情況的周叔璜一顆懸著的心才終于放了下來。
劉善本與周叔璜的結婚照
劉善本起義后,家里唯一的經濟來源被切斷,一家八九口人的生活變得非常艱難。好在周恩來此時正在上海,正密切關注著此事。此后,在周恩來安排下,位于上海的地下黨組織千方百計地接濟劉善本家人,盡全力想方設法予以救助。
周叔璜在后來的回憶中,生動地講述這段時間中的一些故事:施劍翹曾化名蔡梅影,有一天乘坐一輛國民黨國軍小轎車前來,穿戴非凡的她下車后對著門口監視的特工們一頓訓斥,然后大搖大擺地進了門。
特工們見這位女士派頭不小,竟然也沒敢盤問,還以為是上頭派來的高級官員。而施劍翹也并未多言,賞給門衛一點小錢,讓他們去買點煙酒,然后悄悄塞給周叔璜幾疊現鈔,說明了來意以及周恩來對于他們生活的關心。
后來,周叔璜輾轉回到四川老家,直到全國解放后,才終于同家人與劉善本團聚。
在延安,劉善本接受八路軍總部任命,擔任延安總部航空教員。不久,他接受命令赴東北參加全軍第一所航校建設。
1947年1月,劉善本抵達哈爾濱,任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副校長,兼任領航班主任教員。
1947年8月,航校接受緊急任務,為所轄一總隊運送作戰地圖,劉善本主動請戰,以高超的飛行技術圓滿完成任務,為部隊的秋季大反攻立了第一功。
東北全境解放后,劉善本奉命率接收小組先后到錦州機場和沈陽北陵機場接收飛機7架。
其中,錦州機場的C—47巨型運輸機多處受損,修復后在無擋風玻璃的情況下,他冒著生命危險駕機飛回航校。
1949年1月,劉善本奉命到北平南苑機場參與接收飛機,先后搶救出飛機10架。當月,他被任命為航校第一大隊飛行教育主任。
4月,中共中央組織部電文批復東北局政治部組織部,同意劉善本加入中國共產黨。
6月,軍委航空局任命劉善本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航空學校飛行第一大隊大隊長。8月,他接受毛主席、朱總司令交辦的特殊任務,指揮三架運輸機從北平南苑機場經西安、蘭州至酒泉,給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運送軍餉。
9月21日,劉善本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被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24日,他與傅作義、鄧兆祥等人一起出席了毛澤東主席為國民黨主要起義人員舉行的招待宴會。
25日,劉善本在全國政協大會上作《建設人民空軍》的簡短發言,次日被《人民日報》刊登。
26日,新疆和平解放,他奉命率三架C46飛機經甘肅酒泉赴新疆哈密,不久,又駕機送王震司令員等赴疆。
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劉善本擔任領隊機長,率17架飛機26次飛臨天安門上空,接受開國領袖和首都人民的檢閱。
此后,連續四個年度的國慶節,都是他率領大機群飛臨天安門上空,代表空軍將士接受黨和人民的檢閱。
致力培養航空力量,編寫多部空軍教材
1949年11月,中央軍委在東北航空學校的基礎上重新組建新航校,劉善本被任命為第一航空學校校長。
1950年5月,他任華山部隊(轟炸團)隊長。6月,中央新組建空軍混成四旅,劉善本任副旅長主抓訓練和作戰,并兼華山部隊訓練負責人。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爆發,在《混成四旅》四個團的基礎上,空軍相繼迅速成立了9個戰斗化師。11月,混成旅一部與步兵208師一部混編為空軍驅逐第2師,他擔任師長。
抗美援朝開始后,51年1月成立轟炸機10師,他擔任轟炸第10師師長他,對敵我雙方空中力量的對比非常清楚。
為對付敵方的空中優勢,劉善本第一個提出夜航,并駕機進行夜航試飛取得經驗,訓練出了能夠熟練進行夜戰的轟炸大隊。
1951年11月29日夜間的戰斗中,他組織完成人民空軍首例夜襲作戰和首次使用電子對抗和照明轟炸的作戰法,
這是人民空軍首例也是唯一的一次夜間轟炸。一些外國軍事專家甚至不敢相信這是年輕的中國空軍所為。
1955年,劉善本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委員,被授予一級解放勛章和大校軍銜。此后,他還擔任過軍委空軍軍事訓練部第二副部長、空軍軍事訓練部副部長。
1959年,劉善本參加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委員。1960年,軍委任命劉善本為空軍學院領航系主任。
1961年,劉善本到濰坊廿里堡機場進行例行的轟炸機轟炸演習飛行訓練,他自32年離開家鄉,這次是第一次回到家鄉,受到家鄉民眾的熱烈歡迎。
1962年,劉善本到上??哲娬螌W校編寫《領航條令》《轟炸條令》和《兵團領航戰術教科書》。12月,任空軍教育學院副教育長。
1964年4月,劉善本被授予空軍少將軍銜!
第三部分
80年代以前,大陸和臺灣都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對來自對方駕機飛來的人員給巨額的獎勵,當時大陸的經濟還在艱難爬坡,但是給起義飛行員的獎勵還是非常大度的。
第一個從臺灣地區駕駛飛機起義的飛行員叫戴自謹。
戴自謹是1939年抗戰時的飛行員,他駕駛飛機轟炸鄭州的黃河大橋,使日軍在3個月的時間里,都無法利用黃河鐵橋輸送兵力,為國軍武漢會戰爭取了時間,深得國民黨空軍司令周至柔的賞識。
俞渤等駕機起義后半年內,上海、青島、杭州、漢口、漢中、臺灣等地國民黨軍隊,相繼有人駕機起義,飛向光明。
1951年,戴自謹駕駛周至柔的專機起義飛回大陸。
1956年,國民黨飛行員韋大衛駕駛蔣經國的專機起義飛回大陸。
戴自謹與韋大衛的起義投誠,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義,這反映了當時的人心所向,也反映出國民黨的腐朽。
60年代的時候,解放軍福建前線指揮部發出通告,規定了國民黨駕駛飛機起義人員的獎勵細則,對駕史U2高空偵察機和P2V型低空偵察機起義人員的獎勵最高,達到黃金8000兩,駕駛先進戰斗機獎勵2500兩黃金。
1963年6月1日,國民黨空軍飛行員徐廷澤駕著F86型美制佩刀式噴氣戰斗機起義,他從臺灣新竹飛抵福建龍田。
這次起義不僅政治意義重大,更重要的是軍事意義,因為他駕駛F86佩刀戰斗機,是美國設計的第一代噴氣式戰斗機,也是世界上第一種裝備空對空導彈的戰機,當時算得上世界上非常先進的戰斗機。
我軍對這架F86型戰斗機進行研究后,基本上掌握了F86的技術,為我軍航空工業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后來這架飛機留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充當展品。
由于徐延澤的突出貢獻,我們授予他少將軍銜,并給予2500兩的黃金獎勵,周恩來總理、葉劍英元帥等領導人親自接見了他。
1981年8月8日,國軍軍官黃植誠駕駛F5戰斗機起義飛越海峽抵達福州。他是國民黨第90位駕機起義的飛行員。
黃植誠與其他飛行員并不一樣,因為他出生在臺灣,對我國的統戰工作非常有示范作用,他被獎勵65萬元人幣民,這在當時是一筆巨款。
當時北京的一套四合院不到1萬元。
馬未都曾這樣說過:“1990年,我開海馬歌舞廳,賠了43萬!那時候北京一套四合院才1萬塊錢,如果我當時用這些錢全部買北京四合院,到今天我一定是北京首富。”
1988年,我軍取消了對駕機起義的獎勵方法。
1989年2月11日,臺灣空軍中校林賢順駕機起義,他成為最后一位國民黨空軍起義的飛行員,他是臺灣苗栗縣人,他的起義并不是貪圖獎勵,而是因為向往中國大陸,為國家發展做貢獻。
林賢順駕駛的是F5E戰斗機,國民黨發現他起義后,立即出動了12駕戰斗機攔截,林賢順憑借著高超的技藝一一躲過,最后回歸大陸。
之后兩岸關系緩和,臺灣同胞想回大陸的可以坐船、坐飛機回,沒必要再冒風險駕機起義。
那么在如今的條件下,需不需要花重金鼓勵臺灣飛行員駕機起義歸來?
其實從軍事意義上來講并不大,因為臺灣空軍的各類戰機非常老舊,臺軍最先進的為F16V戰機,人民解放軍五代機都出來了,這些飛機根本入不了我們的法眼。
不過從政治意義上來說還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反映了人心所向。至于獎勵,在北京五環內給一套房,肯定就會有臺軍飛行員蠢蠢欲動。
當然,如果像林賢順那樣,并不是為了巨額獎勵,而是為了社國統一,為了中華民族發展而起義,那就會名垂青史了。
電視劇《北平無戰事》中飛行員的原型,也是有跡可循的。
方孟敖其實應該是雜糅了很多人的縮影,國民黨空軍先后有100余人駕駛42架飛機起義,基本上每個人身上都能找到方孟敖的影子。從筧橋航校軍官的出身看,“方孟敖”的原型應來自解放戰爭時期兩位著名的國民黨空軍起義人員。
第一位是筧橋航校上尉飛行教官謝派芬。謝派芬畢業于國民黨航空機械學校、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空軍軍官學校。1942年春,受國民黨政府空軍派遣赴美國進行戰斗訓練。
1943年秋回國后,參加中美空軍聯隊,先后在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國上空對日作戰39次,因“作戰勇敢,戰績輝粕”,曾獲國民黨政府空軍授予多枚獎章和三級復興勛章。
他1948年秘密加入共產黨,1949年1月,謝派芬駕機從杭州起飛,投奔解放區。開國大典的時候,他與劉善本一樣駕機飛過天安門接受檢閱。
第二位原型是開頭我們已經說過的國民黨空軍第八大隊中尉飛行員俞渤。
總結
為什么有這樣多飛行員會起義?
也許微博里的這段話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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