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當時還是兩個超級大國之一的蘇聯，戈爾巴喬夫當選為最高領導人。隨之，在戈氏主持下，蘇聯開始了在其所謂“新思維”指導下的經濟、政治體制改革。這場改革幾乎未取得任何正面效果，反而使經濟每況愈下，還不如改革前的狀況；在思想、政治方面則更加糟糕，思想上質疑、批判、攻擊直至否定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政治上漸漸倒向所謂的西方民主制度。一些別有用心的野心家煽風點火、渾水摸魚，人民群眾在不知所云的“新思維”指導下思想混亂，對前途感到迷茫。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當時作為蘇聯衛星國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工人黨紛紛失去執政地位，國家性質也因而發生質變；到1991年，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也遭到了解體的厄運。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人們普遍認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蘇共的蛻化變質。這個由列寧親手締造的政黨，由最初的代表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利益的政黨逐漸蛻化為一個脫離人民群眾的特權階層，這個特權階層以及其他一些戈氏改革的既得利益者為了使自己的特權和利益合法化，不惜迎合西方勢力的“和平演變”，攻擊蘇共、肢解蘇聯，他們陰謀得逞之后，搖身一變，成為了聯盟解體后新國家的“新貴”。
蘇東劇變的原因基本上是主觀方面的。劇變之時，蘇聯并沒有發生戰爭和重大自然災害；當時蘇聯人民的生活固然面臨“物品短缺”的困境，但并沒有達到饑荒的程度，相比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而言甚至豐裕得多；固然蘇共的特權階層脫離了人民群眾，蘇聯人民已經不再信任他們，但這種不信任遠未達到試圖推翻政權的程度；雖然一些所謂的“改革家”紛紛指責蘇聯“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失去活力，但在戈氏改革之前，蘇聯在這種“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發展尚可滿足人民群眾基本生活需要，而且，這個國家在當時的世界仍然是一個舉足輕重的超級大國。試想一下，如果沒有戈爾巴喬夫之流作死的“新思維”和改革，即使蘇聯經濟還是在“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運作，即使西方國家還是不遺余力地搞“和平演變”，蘇東劇變的悲劇也不至于就這么匆促地在世界歷史舞臺上上演。
就在蘇東劇變的同一時期，中國許多城市也發生了政治風波，但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旗子沒有倒下，至今還被打著。后來，社會上紛紛流傳這樣一種說法：從前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現在是“只有中國才能救社會主義”。為什么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旗幟紛紛落地，而中國的紅旗還能繼續飄揚呢？是因為改開之后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嗎？誠然，當時中國經濟的發展很是可觀，但那時的中國經濟水平與蘇聯相比顯然還有相當大的差距，人民生活水平也還遠未達到蘇聯人的水平，因而說經濟問題是“蘇東動蕩，中國保持穩定”的原因并沒有很強的說服力。我認為，中國之所以還未發生“紅旗落地”的悲劇，也還是主觀方面的原因。20世紀8、9十年代，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僅僅結束10年，“余威”尚在，那時的中國人還是受“文革”運動熏陶的一代人，因而即使在當時世界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遭受嘲弄、社會主義紅旗“紛紛落地”的國際環境中，深受毛澤東思想教育的那一代中國人還是能夠堅定自己的立場，沒有盲目跟風、受敵對分子的利用，我想，這才是中國的社會主義紅旗至今還未倒下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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