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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屠殺文學敘事的歷史記憶與國家認同

                        章顏 · 2022-08-13 · 來源:文藝批評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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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2月13日是第七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全國各地在這一天舉行公祭日活動,是為了勿忘國恥、牢記歷史、珍愛和平、展望未來。然而,就在12月13日當天,部分中文用戶在推特(Twitter)上發布南京大屠殺史料后被封號,相關圖片和視頻也被刪除。

                          2020年12月13日是第七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全國各地在這一天舉行公祭日活動,是為了勿忘國恥、牢記歷史、珍愛和平、展望未來。然而,就在12月13日當天,部分中文用戶在推特(Twitter)上發布南京大屠殺史料后被封號,相關圖片和視頻也被刪除。面對早已是國際公認的侵華日軍罪行歷史,推特給出的“封禁”理由竟是這些資料“無端血腥”。極為諷刺的是,被封禁賬號發布最多的圖片,是能夠很好展示日本侵略者的獸行與暴虐的真實照片——百人斬(百人斬り,ひゃくにんぎり)。這張照片在戰后廣為流傳,也成為侵華日軍在華犯下滔天罪行的明證。“當受害者不僅要被肉體消滅,還得蒙受羞辱之苦時,殺戮就融入了戲謔的元素。在折磨和殺戮之事上別出心裁,本身就成了某種娛樂。正因如此,南京大屠殺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件事竟然是一場殺人競賽,恐怕絕非巧合。”[1]而且與其他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物證不同的是,這些圖片與影像資料是來自于日本媒體,而且在當年,這些極端可怖的罪行是作為一種英雄行為加以頌揚的:《東京日日新聞》(即現在的《每日新聞》)連續刊登報道1937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日軍第16師團步兵19旅團第9聯隊第3大隊的兩個少尉軍官野田毅、向井敏明,在從上海向南京進攻的途中展開的殺人競賽[2]。但就在2020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同一天,推特卻縱容大量日本右翼分子,發表所謂的“南京大屠殺造假論”,散布謠言,無視戰爭罪行,居心叵測地企圖混淆視聽。

                          百人斬

                          南京大屠殺的“惡”,不僅在于二戰期間的殘酷史實幾乎完全摧毀了人類對美好人性、對人道主義的向往,引發了人類對現代文明/倫理進行釜底抽薪式的反思;更是在于,即使是與二戰歷史中最慘烈的節點相比,南京大屠殺仍是極為刺目的歷史碎片,它已然成為日本在亞洲戰場非人行徑的首要象征。然而在84年后,日本右翼仍舊有不和諧的雜音在抵賴和否認鐵證如山的史實,這提示我們:南京大屠殺作為一個遠未愈合的傷口,帶給中華民族的民族創傷記憶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如何再現這段歷史,不僅是要務,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南京大屠殺文學書寫,既是書寫歷史記憶和民族創傷,也應該是對侵略者罪行的深度揭示和批判性追溯。

                          一、

                          “后記憶”時代

                          中日南京大屠殺記憶差異與分歧

                          1945年8月15日對于我們而言,是侵略者日本走向最終的失敗的無條件投降日——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向全日本廣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實行無條件投降,結束戰爭。然而在日本國內,情況卻顯得曖昧不明,這個日期最清楚的含義被遮蔽。“將8月15日定為紀念日,日本經過了多年的醞釀。和大部分‘被創造出來的傳統’一樣,在今天看來歷史悠久的習俗,事實上并非由歷史必要性決定,而是后代人慢慢構建起來的,為的是象征、加強和重塑戰敗的政治含義。……此外,選擇8月15日還因為其他一些巧合,比如盂蘭盆節,人們會在這一天紀念亡靈。”[3]也就是說,在日本國內,8月15日是盂蘭盆節,這個節日本就是紀念逝去的人的節日,而在戰爭中死亡的軍人和平民,同樣也在祭奠之列,故而選擇這一天顯得尤為處心積慮和意味深長。在被美軍占領期間(1945—1952),日本方面在8月15日并未開展紀念活動,美軍也明令禁止參拜紀念戰犯的靖國神社,反而會在標志著二戰結束的日本簽字投降日——9月2日慶祝日本的投降。直到日本在1952年收回主權,才開始舉行陣亡士兵紀念儀式。“這次紀念啟動了記憶構建的過程,但焦點并不是向勝利者投降,而是集中在了天皇宣布戰爭結束這件事上。1963年,政府開始將紀念活動作為年度儀式在廣播和電視上播送。到1965年,這種世俗祭奠轉移到武道館之后,戰爭記憶的構建已經進行得如火如荼,將盂蘭盆節的亡靈同士兵、父輩與子輩的死亡聯系起來,融為一體。”[4]20世紀的戰爭,早已成為各國民族覺醒和國家認同的重要資源,個體在戰爭中的風雨飄搖使得人們意識到家國的庇護是何等重要。于是,遭遇殘酷戰爭的人們對民族、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但是在不承認戰爭罪責的政治大語境下,這種認同被挪移和顛覆。作為戰敗者的日本對文化記憶進行了悄然布局,將戰敗歷史的記憶接駁到對亡靈的懷念和追憶,運用障眼法對記憶進行挪移、改寫,甚至清零。漸漸地,日軍侵華戰爭發起方的罪惡感難覓蹤影,取而代之的是戰爭“加害者”同時也是戰爭“受害者”的思想內核。正因為戰后日本政府和國民對于侵略戰爭普遍缺乏必要的反省。使得他們認為在二戰中曾經帶給其他國家災難和屠戮,不過是由一些少數的日本人造成的,與己無關,甚至認為他們才是戰爭的受害者。侵略者的死亡被覆以崇高的外殼,被哀悼、紀念和懷念。一個典型的事例:早在1996年就被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原爆圓頂館”,和廣島和平紀念館中收藏的變形的飯盒、玻璃瓶以及人們在原子彈爆炸后皮肉熱溶的塑像,以及每年的原爆祭祀活動,無不在訴說著悲慘的記憶。在這里,歷史的起承轉合被切斷,似乎去追問“核彈緣何從天而降”是不合時宜的,在這里,歷史就是一個切面,用來挪移和混淆“歷史的整體記憶”和“整體的歷史記憶”。于是,“殘暴、嗜血的侵略者”和“悲慘、無辜的受害者”的形象再次重疊交錯,變得面目模糊。需要警惕地是,這種模糊化的處理正在很“巧妙”地轉移世界人民的歷史記憶并慢慢沉淀。

                          《終戰詔書》單張印刷版

                          正因為如此,日本大阪大學教授沃爾夫岡·施文特克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日本,很多人對戰爭期間的種種加害罪行沒有深刻反省,卻利用美國投下的原子彈讓自己成了受害者。德國把滅絕猶太人的事實根植在國民的認知中,而日本從來就沒有形成這樣的記憶共識,日本的歷史認知嚴重碎片化”[5]。因此,新世紀南京大屠殺歷史的再書寫,其重要性正是在于對該段歷史的“非歷史化”,對真實歷史的反復操演。同樣,這也意味著多重維度上的批判性思維和社會反思困難重重:主流意識形態負載或參與建構的“大眾文化”先天缺失的歷史真實認知,以及在清償“歷史遺產與債務”的時候缺失的省思和批判。日本方面甚至把這段完完全全侵略的歷史,美化為“進步的代價”/“必要的犧牲”——“明治維新后,由于所謂單一民族、明治政府的高效以及皇民化等復雜因素,隨著日本在包括軍事行動在內的各方面的成功,日本國民對于國家以及政府越來越認同,以至于盲從,而對于政府的制約力則不斷降低。相比之下,日本政府對待本國國民與對待亞洲其他國家的人民,態度差若天淵。由于不斷成功導致日本人自信心過度膨脹,他們不僅喪失了自我批判力,甚至竭力抑制別國人在自己國家對日本的批評抨擊。”[6]

                          在當下被大眾傳媒緊緊包裹全面滲透的文化背景下,形成記憶的渠道和方式都有了多維途徑,接受和共情都可以在沒有地緣和血緣相關的背景中得以產生,歷史記憶也就亟需主流文化和政治信仰的多重關照。而事實上,南京大屠殺并非一個“深井”中的秘密,這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是發生在各國外交使節和媒體的眼前,而當時各國的傳教士、記者、軍官/士兵也曾以日記、錄像、照片的形式記錄下當時的情景。不論加害者采取何種荒誕的狡辯否認和抵賴,受害者一方卻不能忘卻,正如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利·威塞爾提出的警告:忘記大屠殺就是二次屠殺。文學的敘述或再現是記憶的共同傳承,“后記憶”(Postmemory)理論的代表人物瑪麗安·赫希(Marianne Hirsch)認為,所謂“后記憶”,并不是重復再現記憶,而是指記憶、創傷經驗的跨代和跨代傳遞結構。與此同時,“政治審美是國家意志楔入個體情感結構的重要手段,國家意志往往通過‘文學’的形式,以感性形象召喚民眾”[7]。迫切需要在史實、情感結構之外去尋找歷史豐富性,把握內在于歷史褶皺中的細微內涵與感覺結構,逼近“歷史當事人”的感覺世界,回溯歷史的真實。而建立一種歷史整體性觀念需要重新審視政治與文學之間的關系,重建歷史傳統與歷史記憶,從而正視歷史集體記憶與國家情感認同之間的關聯。

                          埃利·威塞爾

                          瑪麗安·赫希

                          二、

                          南京大屠殺文學書寫敘事策略:

                          微觀敘事“求真”與宏觀敘事“求同”

                          過往的歷史已經湮沒,但通過文學再現留下的文化記憶卻是歷史記憶的橫截面,如何讓不同時代的讀者真切感受到已經逝去的歷史,能夠在閱讀的過程中對那段未曾經歷過的歷史產生感同身受的切膚之痛,對逝去的同胞深切緬懷、深切哀悼,形成“不忘歷史、珍視和平”的記憶共同體,繼而產生一種砥礪前行的愛國豪情,是歷史題材文學書寫者們必須面對并加以認真思考的問題。因此,敘事方式的選擇顯得尤為重要。按照敘事類型的不同,歷史題材文學敘事可運用宏大敘事和微觀敘事。宏大敘事這一概念來自于利奧塔,同時與語言學密切相關,經過歷史學研究的運用之后,宏大敘事的概念有所泛化,解讀方式也難以統一,但就整體而言,宏大敘事具有主題性、目的性、連貫性和統一性,具有較為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與宏大敘事相反,微觀敘事呈現出細節性、多元性、無序性和個體性的特征。

                          體現在文學作品上,具有宏大敘事特征的作品通常體量較大,“宏大敘事”指代一種無所不包(an all-embracing story)的、對人類歷史進行總體性敘事。因此,宏大敘事具有整體史的關照和總體性的歷史觀照。文學創作一旦具有這樣的胸懷,可以在敘述和再現歷史記憶的時候,避免落入歷史虛無主義、歷史碎片化的窠臼。具體到敘述一段歷史,如南京大屠殺文學書寫,也應當具有“整體-部分”意識,也即對歷史的“一致性”(coherence)和“統一性”(unity)的信念。在麥考萊、蘭克、米什萊等史學家的“經典”史學觀念中,“個體史家的著述要有意義,就必須與這部總體歷史掛上鉤,或者指向這部總體歷史”[8]。也正因如此,歷史題材文學再現的作品需要有對意義的追求,這種追求在文學創作中的具體表現就是框架性和方向性。其一,寫作框架是整體歷史框架。牢牢把握民族國家歷史,與主流歷史、主流文化緊密相連,樹立正確的敘事模型,在文化認同、國家認同的大框架內,恰當運用苦難記憶對民族自豪感的激發、民族自信心的熔鑄,最終型塑民族認同、國家認同。其二,寫作方向是愛國主義情懷。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曾經對“本能的愛國心”( Instinctive patriotism)和理性的愛國心 ( Well-considered patriotism)加以比較,他指出理性對愛國心更富有理智,同時也非常堅定不移并且持久。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猶太族裔通過行之有效的多種文學再現方式的反復渲染,已經使族群記憶獲得世界性的同情與共情,讓納粹的罪惡被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們傳承、傳播、重構甚至“生成”著猶太記憶,文學作為集體記憶的重要媒介,構塑著文化記憶的深層底色因此具有牢固性和不可支配性。正如阿萊達·阿斯曼對于記憶媒介(文字)作用的判斷:“記憶的媒介自身并不是決定性的,起決定作用的還有和它們一起發展起來的不同的闡釋方法。我們在這里可以把通向不同過去的入口稱為路徑,一條是古典文本的路徑,人們保證這些文本被存儲在文字的永不消失的物質性里,并且將在一個跨歷史的共時性的共識中被閱讀。在這條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開創的路徑中今天的一位哲學家還能夠行走。另一條路徑是批判的歷史書寫的道路,它把文本置于殘留之下,并且帶著不斷增加的時間距離的意識來閱讀它們。第三條路徑是歷史想象的道路,它使殘留物在詩學的重構中重新‘獲得生命’。”[9]243作為歷史創傷記憶的南京大屠殺文學書寫,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本能的愛國心和理智的愛國心相輔相成,把“直覺的、無私的和難以界說的情感”與持久而理智的“真正的理解”[10]結合起來,以愛國主義情懷為寫作方向,堅定而不懈地展示歷史真相,展現南京大屠殺文學書寫的歷史責任和意義。

                          《南京大屠殺: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遺忘的大浩劫》

                          張純如 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

                          同時,還應當深刻地理解戰爭記憶在不同國別、不同文化立場、不同記憶集體中展現出的差異性,這就需要有效區分“宏大敘事”和“主導敘事”(master narrative),后者更為側重于一個時間段或國別的敘事。也就是說,既要有效指明“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在反法西斯戰爭史、抗日戰爭史中的位置,關于它的敘事與整體歷史密不可分,緊密相連。如果對南京大屠殺對再現敘事僅采取“宏大敘事”的方式尚有缺憾:“如果幸存者對一個事件的個人記憶與官方的記錄出現分歧,那么官方描述就會受到個人記憶的排斥。一種似乎更加合理的假設是,蘇聯官方對戰爭的解讀完全與蘇聯人民的經歷相一致,因此官方解讀才被人民的歷史記憶所接受。這種歷史記憶深深地內化為個人的歷史記憶,盡管有許多質疑之聲,但它仍然留存在大多數人的內心深處。”[11]是否能喚起普通讀者的情感記憶,是否能內化人民的歷史記憶,成為該題材文學書寫國家認同建構中的重要環節。

                          宏大敘事架起意義和價值的整體性框架,為作品樹立品格和精神,具有這樣品格的作品是具有感召力的,影響著歷史記憶和精神基因的形成。失去內在的整體性框架,無視歷史真實的任意寫作,是一種“軟性歷史虛無主義”,將歪曲人民的創傷記憶、混淆歷史的整體性。微觀敘事是宏大敘事的有效補充,恰當運用兩種寫作方式,使再現敘事更為充滿血肉、貼近生活,宏大敘事所自帶的意識形態屬性,也能夠通過微觀敘事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滲透。宏大敘事指向一致性和統一性,微觀敘事展現歷史記憶的多樣性、差異性和復雜性,能夠讓文學作品在展現斑駁酷烈的歷史時避免“碎片化”,建構敘事的“政治—歷史框架”有助于培養一種常識性的歷史記憶。“無論是個人記憶還是集體記憶,歷史過去都豐富了它,而這個歷史過去逐漸成為我們的歷史過去。閱讀接替對‘老年人’話語的聆聽,它給予過去痕跡的概念一個既公共又私密的維度。就這樣,歷史記憶漸漸地和鮮活的記憶融合在一起。在我們自己記憶的那些空白得到填補,它們的晦澀也隨之消失不見的同時,讓遙遠過去的敘事難以理解的神秘性減少了。一種整體記憶的心愿露出頭來,它把個體記憶、集體記憶和歷史記憶聚集到一塊去。”[12]

                          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微觀敘事將個體生命的遭遇、記憶和感悟纖毫畢現地加以展示,個體的“小歷史”正是大時代、大歷史的微縮景觀,特別是英雄個體在時代中的成長和選擇,正是民族所內在的召喚和期待。使讀者感受到逝去時代的民族傷痛和危亡時刻的個體選擇,正是宏大敘事和微觀敘事協作達到的效果,從而實現歷史創傷記憶對國家認同的型塑作用。

                          三、

                          南京大屠殺文學書寫敘事突圍:

                          不容置疑的歷史與民族記憶的溫度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創傷”這一概念在學術和公共話語中的意義得到了極大的擴展。創傷的語義擴展為不同方向:從軀體到精神、直接到間接、個體到集體。正因為苦難記憶的恰當運用能爆發出巨大的情感力量,在書寫和再現苦難記憶的時候就需要辯證思維和政治智慧。“在近代中國,民族主義作為一種對列強欺壓和侵略予以自覺回應的現代性思潮和運動,其勃興、發展和高漲始終都與‘日本因素’特別是其連續不斷的侵華活動密切相關。”[13]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對中華民族不斷實施掠奪、侵略和戕害,是民族的巨大創傷,同時這些苦難記憶,也成為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最為重要和持續性的動力之源,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漸次覺醒,同時在這場恥痛交加的歷史中,南京大屠殺依舊是其中最刺眼的、傷害最深的一段,這段血的歷史,不僅是人民的集體創傷記憶,同時也應當成為“焦土抗戰”、凝聚著億萬同胞渴望打敗日本侵略者,在逆境中高漲的奮斗意志與最終實現民族復興、走向勝利的信念。

                          戰后,在德國與受害民族、受侵略國的和解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只有真正認識到侵略戰爭的罪行和給他國帶來到巨大戕害,并且作出真誠而深刻的反省和道歉,才能取得諒解、達成最終的和解。福澤諭吉所謂的《脫亞論》,按照子宣安邦的解讀,是一種文明評價的兩分法:“‘脫亞’這個話語結構,乃是在西洋文明發達國家與非西洋的亞洲非文明國家這一兩分法的世界認識中,將日本規定為新興文明國,并以文明國與非文明國的關系結構來說明日本與其他亞洲諸國的關系的。”而日本的國家志向是“使之于亞細亞的東邊誕生一大新的英國”,其他亞洲各國是與日本相反的“非文明國”,“因‘文明進化的先后’而規定了其國家的優劣。”[14]其中的精神內核與德國納粹是相似的——高貴與劣等、文明與非文明。

                          福澤諭吉

                          但是頗為諷刺的是,一個志向“脫亞”,成為新興文明國、以“新的英國”自我期許的日本,卻妄圖用侵略、掠奪為捷徑,邁向它長期以來希望與西方平起平坐的地位。而長期以來渴求的進步、理性與文明,都在南京大屠殺面前撕掉了虛偽的面紗。日軍士兵親筆記錄的1937年(昭和12年)戰地日記:“12月19日 晴 今天沒有大事發生。第三小隊去收拾了前天中國兵尸體,我的腳還是有些痛。大家都說收拾尸體很有趣。”(柳沼和也)“12月7日 清晨六點半向昆山前進。沿途凈是敵兵尸體,經過時不禁感慨皇軍的努力。”(伊藤喜八)“11月20日這是我第一次殺人,手法非常規范,但刀刃有點受損。沒想到我殺人時內心竟如此沉穩……讓剩下但人做苦役然后再槍決或是斬首。沒有憤怒或興奮但感覺,看到噴涌但獻血很平靜。12月15日 在長江岸邊觀看槍殺俘虜,每批三四十名進行一輪掃射。”(堀越文男)“今天也逮到了一個中國人,他被戰友揍了一頓,其中一人把刺刀捅進了他的眼里,紅色的鮮血流得到處都是。被他的堅強所震驚,翻譯來了也仍是一言不發。估計是被砍頭了。”(目黑福治)[15]不僅如此,在堅如磐石的各類史料面前(包括暴行發生時目睹和加以記錄的西方各國領事館資料和記者的影像、圖片記錄),卻缺乏多種集體記憶敘事,不同的人群和社會群體秉持的視角并不相同,如前述日本人對廣島的深刻記憶,當這個事件在公共話語場域傳播的時候,輕易地就成為明確的受害者話語。如此一來,施害者、受害者和旁觀者的視角和立場混亂駁雜,使得過去的記憶和認知變得模糊不清,南京大屠殺似乎是“遙遠的苦難”,但事實上,幸存者仍在,傷口遠未愈合。正是因為政治結構和文化因素但影響,權威、有力、有效地將這些創傷和記憶詮釋并傳播的方法仍需探索。

                          對于南京大屠殺的當代書寫,有著別樣的難題,對于這樣的民族創傷,如何去再現和回憶,如何重返血色殷紅的歷史場域,是書寫者的困境之一,這些困境不僅制約著文學創作的形式,更桎梏著內容的選擇。首先,是再現尺度的困境。真實史料已經型塑了我們的前認知,日軍侵略暴行的極端罪惡和反人類、反人性,譬如百人斬、萬人坑、屠村、屠城、奸淫燒殺與吊詭辱尸,無不在一個最原始而又直接的感官層面設置了恐懼與憎恨。因此,假如敘寫方式不加細考,直接加以描繪,反而有可能降低其真實性,因為南京大屠殺的恐怖除了幸存者口述和各國使館記錄以及幸存的影像之外,南京大屠殺的恐怖絕非人類想象力可以完全涵蓋的,它在生與死兩界之外。由于僅存的幸存者在1937年幾乎都是未成年人,他們在幼年、童年階段經歷人間地獄,可以想象他們幸存后的創傷后遺癥(PTSD)是如何伴隨著成長變成永遠不曾愈合的丑陋傷口。

                          《南京大屠殺:日軍士兵戰地日記》

                          [日] 小野賢二 藤原彰 本多勝一 編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

                          于是當幸存者們口述那段記憶時,語言永遠無法抵達殘酷本身,因為在一個人倫、人性常態的世界里,無法理解也無法想象失倫和獸性的瘋狂,因此也就完全以語言再現歷史是困難重重的。就正如猶太幸存者戴維·羅賽特將他寫的德國集中營時期的報道稱為《我們死亡的日子》(Les Jours de Notre Mort)是再正常不過的表述。正是由于真實經歷,使用比喻、比擬有欠妥帖,會分散線性記憶的直敘效果。而在更深的心理層面上,正是由于南京大屠殺令人難以理解的恐怖,使得幸存者們無法理解,只能復述最根本意義上的歷史真實事件。盡管南京大屠殺與納粹屠猶在性質等諸多方面有巨大差異,但不妨引用阿倫特所直言的,大屠殺展示出侵略者從人類可以轉變成獸性人的種類(specimens of human animal)。

                          納粹曾經殘酷折磨和殺害的人群絕并不僅僅是猶太人,但是猶太人的苦難卻經由一代代寫作者的耕耘不輟,達成了世界性的矚目關注和同情。藉此,納粹的罪惡被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從納粹魔掌下死里逃生的猶太幸存者“見證文學”“見證敘事”,正是再現歷史暴行、敘述苦難的民族心靈史的寫作。這也是在提示我們,在觸及敏感歷史的“再現與詮釋”“承認與否認”“歷史與罪行”的南京大屠殺文學書寫中,“怎么寫”和“寫什么”同樣極為重要。所以作家在以南京大屠殺為題材的小說創作里,尤其要具備強烈的文學倫理觀和正確的書寫正義立場。我們也需要留意部分否定和反對戰爭的記憶書寫,它們通過強調和渲染戰爭給日本普通民眾帶來的悲慘經歷從而否定戰爭的罪惡?;趹馉幨芎φ吡龅呐泻蛦栴}意識,成為了日本戰爭記憶以及再現戰爭的獨特手法之一。但我們需要察覺到其中的詭辯術成分,從普遍的人性、人道主義角度來回溯戰爭,展現戰爭片段,視“戰爭惡”為激發和觸動“人性惡”的原動力、將戰爭中遭受的傷害和痛苦,以“小截面”來移置戰爭性質是悄無聲息地偷換概念的一種手法。因此,從特定角度切入戰爭,不僅無法認識整體真相,更是對被侵略國人民情感的忽視和戕害,甚至和日本右翼戰后戰爭記憶的重構形成了同樣的結構——頗為反諷的是,結構上的相似,結果卻完全指向不同的結果:戰爭的罪責被歸咎到少數人群,集中在東京審判中被判定有罪的那些數量有限的相關領導人,而剩下的軍人、幕僚、政府、平民則可以置之度外,甚至可以把自己說成是戰爭受害者。對歷史和過往的鮮活生命,我們都應保有一顆敬畏之心,雖然再現歷史和歷史本身只能是無限漸進、趨近,但是應凸顯歷史邏輯思維的嚴謹性,戰爭記憶不能在文學書寫中面目模糊,斑駁陸離。我們對歷史的重述和再現,是為了一個終極目標——還原現場、照亮現實、指引未來。既不能一味地展現暴虐和血色,也不能忘記苦難和黑暗,懷抱理性的真誠,抓住創傷記憶的主流、主題和本質。

                          四、

                          南京大屠殺文學書寫的歷史任務:

                          保存歷史記憶與凝聚國家認同

                          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是歷史題材文學再現的重要立場。正如丁曉平所指出的:應創造和改造價值觀,真正回到歷史現場與現實語境中,“完整書寫整體的歷史和歷史的整體”,同時,也要注意以客觀的、辯證的、唯物的、理性的態度對待歷史英雄人物的塑造,必須要牢記歷史敘事是十分嚴肅的事情,要塑造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人物,因為這關涉著民族和國家形象的塑造,更是國家主導價值觀的表達、對人民價值觀的引導。這就要求我們堅持唯物史觀,堅決反對調侃崇高、扭曲道德、顛覆歷史的寫作方式。因此,民族的共同記憶和認同塑造,無論是文化的還是政治的層面都同等重要,在融入集體記憶的過程中,獲得文化維度的自身合法性。

                          具體到南京大屠殺文學書寫,創作中表現出來的精神品質與話語形態與時代產生深層次的互動。大體呈現出四個階段:戰時創作期、沉默期、中日邦交阻隔期、“后張純如”時期[16]。這些階段的產生同時也與作家的創作態度和文學作品本身的功能相關,戰爭在當下被重新敘述,正是某種程度上的重構、重塑。同樣,將過去的災難和創傷重新提起,使讀者了解未曾謀面的同胞的遭遇,感受到祖國曾經受到的艱難險阻,感受到中華民族復興的不易,感受到個人與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連,進而對民族和國家產生強烈的認同感。張旭東曾指出:“‘民族主義與當代中國’不是沒有答案的字謎,更不是知識話語的禁區。當代中國是一個正在展開的歷史文本,而民族主義無論其概念多么飄忽不定,卻是一個已有幾百年歷史的客觀存在。在其興起、發達、普及的過程中,人們在自覺不自覺地投身乃至獻身中積累了經驗、觀察和初步的分析框架。從民族主義起源的經濟學、社會學本質著眼,我們可以看到它在當代中國的表現與中國經濟的崛起和社會生活的多元化同步。在日益廣泛的經濟、文化交往中,普通中國人正逐漸擺脫經驗的局限和意識的朦朧狀態,開始對個人、集體和國家的利益與前途表現出越來越多的體認、關心和參與意識。”[17]歷史創傷記憶成為全民共享共有的共同記憶、集體記憶,這正是對國家歷史產生連續性認知、認可,并進一步激發國家認同的過程。國家認同,是指國民對于國家的政治道路、歷史文化、核心道德觀念等方面的高度認可,從而產生的一種歸屬感,同時,也是主觀上對自我身份以及國家的心理認同、情感皈依。它既是民眾心中生發出的一種自然情感,同時也可以通過不斷地社會文化渲染得到不斷深化。而在國家認同建構的方法與路徑中,歷史記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張純如

                          歷史記憶喚起的是集體的情感共同體,“落其實者思其樹,因其流者懷其源”,南京大屠殺是歷史書寫,“‘被回憶的過去’并不等同于我們稱之為‘歷史’的、關于過去的冷冰冰的知識。被回憶的過去永遠摻雜著對身份認同的設計,對當下的闡釋,以及對有效性的訴求(Geltungsansprüche)。因此關于回憶的問題也就深入到了政治動因和國家身份認同建立的核心。我們面對的是一汪原液,從中可以塑造身份認同,創造歷史和建立共同體。文化學的記憶研究擺脫了對于記憶術及記憶的技和能力的追問,發現了回憶作為行動和自我闡釋的發動機的巨能量”[18]。在這種集體性的體驗、情感、表達與重構過程中,沖突和分歧都可以融匯于對家國的愛,這種愛的激發是共軛于對祖國曾經對苦難歷史的理解,對祖國母親深切對愛喚起對同胞遭遇戕害的痛,不僅能夠深切體會創傷歷史,同時也能夠珍視當下,面向未來,踐行愛國主義的真情實感。南京大屠殺作為人類歷史上極其黑暗的一頁,不僅僅是中國人民的創痛,更應當成為全人類感同身受的創傷記憶。為了捍衛人類的道德、倫理和正義,避免歷史悲劇重演,文學創作中必須樹立和牢記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在全球范圍內形成“牢記歷史、珍愛和平”的全人類共同的責任和義務。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輝煌記憶,既是“敢教日月換新天”的豪情壯志,更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序章,激勵著人民不斷前進,激發人民對祖國的文化傳統、道德價值觀、理想信念的深度認同?;厮菝褡宓妮x煌歷史,展現先烈們、先輩們的做出的巨大犧牲和偉大成就,正是國家認同建構的有效方式。對于我們而言,我們擁有輝煌的文化記憶毋庸置疑,但也有因遭遇戰爭的巨大創傷而產生的悲壯記憶。因此,對歷史記憶的書寫,特別是對苦難記憶、戰爭記憶的回溯,特別要注意歷史感和書寫正義。文學創作者要堅定歷史信念、站穩敘事立場、高揚人民態度,因為南京大屠殺作為歷史事件不容歪曲,牢記歷史題材文學敘事的嚴肅性、正義性、教育性,才能真正創作出有筋骨、有溫度、有態度的南京大屠殺文學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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