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初，黃炎培等人訪問延安。在延安的窯洞里，毛主席與黃炎培先生有過一次頗有歷史意義的談話。
黃炎培在所著的《延安歸來》的第二篇“延安五日記”記錄了一段對話，這就是后來非常著名的“窯洞對”：
有一回，毛澤東問我(來延安)感想怎樣?
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致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干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于薄弱了。
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傊疀]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對于這段記載，尤其是其中毛主席的那段話，應該怎么理解，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是，在力求正確理解之前，必須明白：
黃所記述的毛主席的那段話，并不是經毛主席認可的原話，而是黃炎培事后追記的。毛主席與黃炎培的長談發生于1945年7月4日，而黃炎培是回到重慶后從7月9日才開始作口述，由張乃璇記錄，補記訪問延安的“五天日記”。這樣的記錄并非發生于現場，記憶殘片“記錄”的，只能記其大意，而是按照他這樣一個資產階級民主派所能接受和理解的大意，當時也不可能經過毛主席審閱，也就不能當作毛主席原話。
當然，講清楚這一點，并不是要去指認黃炎培編造了“毛主席的談話”，觀其人品及后來的表現，應該不會做出這樣的事。只是，雙方既然是長談，不可能只談了關于“民主”這一個問題，且即便是“民主”這一個問題，毛主席應該也不止敘述這樣寥寥幾句話，在這場對話發生之前與之后，毛主席就這個問題有過無數次的表述。也就是說，黃炎培記錄的“窯洞對”很有可能是沒有完整、準確地反映出毛主席關于民主問題的主要思想和基本觀點。
黃炎培先生是資產階級的進步人士，是無產階級必須團結的對象，但這并不意味著無產階級要把資產階級的進步人士理解和能夠接受的對民主的理解奉為圭皋，必須對這個問題進行進一步的辨析與討論。
在毛主席同黃炎培談話的兩個多月前，也就是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做了《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這份報告里毛主席就當時全國上下都十分關注的民主問題已經有了大量的論述，相信這些論述在毛主席與黃炎培的長談中應該也會大量提到。
1、民主首先是一個國家政權問題。
要真正實現全國范圍的人民民主，就必須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一個人民的新國家。
中國急需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實行民主的改革，動員和統一全中國的抗日力量，使中國人民從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來，這是中國人民的基本要求。(見“中國人民的基本要求”一節)
中國共產黨要團結全國人民，廢止國民黨的法西斯獨裁統治，實行民主改革，鞏固和擴大抗日力量，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見“談判”一節)
2、民主是有階級性的。
國民黨統治集團實行的“民主”，是完全代表反動階級利益的，對于人民，則是進行殘酷的壓迫，不給予絲毫的民主。
國民黨統治集團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利益。這些極少數人所形成的反動階層，一面在口頭上宣稱實行“民主”，“還政于民”，一面又在實際上殘酷地壓迫人民的民主運動，不愿實行絲毫的民主改革。(見“國民黨統治區”一節)
3、最廣泛的民主必須置于無產階級（工人階級）的領導之下。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選的共產黨人和各抗日黨派及無黨無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地方性的聯合政府。解放區內全體人民的力量都動員起來了，成為民主中國的模型，在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各項民主政策上，也起了模范作用。(見“中國解放區”一節)
中國共產黨當時的一般綱領，是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對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即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但是，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因而在中國，為民主主義奮斗還是長期的。(見“我們的一般綱領”一節)
4、對人民實行民主和對敵人實行專政是密不可分的。
人民的軍隊，是鎮壓敵人、保護人民的，是人民民主的根本保障。
軍隊和其他武裝力量是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權力機關的重要部分，沒有它們，就不能保衛國家。新民主主義國家的一切武裝力量，如同其他權力機關一樣，是屬于人民和保護人民的。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見“我們的一般綱領”、“人民的軍隊”兩節)
顯然，在毛主席對民主問題的論述中，絕不可能僅僅是“讓人民來監督政府”這一形式化的單一手段。
正如列寧所指出的：“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毛主席既強調了民主的階級性問題，更強調了政權尤其是政權性質的問題，與之相應的還涉及到政黨作用、組織原則、目的綱領等多方面的問題，必須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政權，同時對“極少數人所形成的反動階層”實行專政，才能真正實現最廣泛的人民的民主，“讓人民來監督政府”也才能有實際意義和作用。
我們還必須注意到，《論聯合政府》所發表的時間和所處的歷史階段，那就是還處于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出于統一戰線的需要，一方面要打倒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另一方面還要團結進步的民族資產階級，在節制資本，“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的同時，允許“有益于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
事實上，認真考察中國古代王朝頻繁更替這一歷史周期率，關于朝代更迭的原因，人們固然可以找到很多，而黃炎培是從“政治腐敗”、“人亡政息”的角度來總結的，但從根本上來講，卻是由延續了兩千多年的私有的小農經濟制度所造成的。
王朝初期，農民可以分到一小塊私有土地，自耕農還占有相當的比重，地主階級所占有的土地比重還沒有那么大（皇族、官僚、功臣除外）；但自耕農的地位是極不穩定的，稍遇天災人禍，即有破產可能，致其賣田賣地，甚至賣妻鬻子，淪落為佃農或游民。隨著一個王朝周期內私有制經濟的發展，土地兼并、兩極分化也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最終就導致了流民四起、社會矛盾不斷尖銳，稍有“火星”，便可能導致一個王朝的覆滅。這才是導致王朝頻繁更替的根本原因。
新中國成立以后，便發生了“鞏固新民主主義”還是盡快“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爭論，后一種主張的代表便是毛主席，這恰恰是因為毛主席對“歷史周期率”的根本原因有著極其深刻的洞見。
建國初，私有經濟制度和剝削階級殘余對革命隊伍的拉攏與腐蝕已經令毛主席憂心忡忡；毛主席經常提到列寧的一個重要觀點，“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這也正是他對“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的原因：
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見馬社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顯然，黃炎培所記錄的“窯洞對”對“歷史周期率”的探討遠不能完整、準確地概括毛主席的意思。
想要跳出“歷史周期率”，必須有真正的無產階級政權，賦予無產階級真正的民主權利，同時對剝削階級實施專政，徹底消滅造成“歷史周期率”的真正根源——私有經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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