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17日，國新辦舉行新聞發布會，2021年末全國人口141260萬人，僅比上年末增加48萬人。近幾年，人口增長的斷崖式下跌引起了很多人的焦慮。
事實上，比起人口自然增長率的趨近于零，甚至是負增長，真正的問題是人口結構以及由此結構導致的未來趨勢問題。
首先是新生兒數量的急劇減少。2021年出生人口1062萬人，總和生育率降到了1.2以下，遠低于滿足人口正常更替的2.1。
令這一趨勢進一步加劇的是，盡管三胎政策已經落地，各地支持生育的政策也陸續出臺，但絕大多數剩余人口迫于生存壓力已經不愿意生了。
此外，統計數據公布了1.25億獨戶家庭，單身人群越來越多，跟生育直接相關的初婚登記數量持續下滑：
第二，老齡化問題進一步加劇。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60歲以上人口占18.70%，比10年前高出了5.4個百分點；而勞動力人口卻下降超過6個百分點。預計到2050年，老年撫養比將從目前的2.8:1變成1.3:1。養老金缺口的擴大將是難以彌合的，在養老責任重新推給家庭及個人，社會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不斷加劇的情況下，勞動人民的養老問題幾乎是無解的，除非“學習”日本逼著80歲的老人還出來工作。
第三，男女性別失衡問題。最新數據顯示，我國總人口性別比為104.88（女=100），男性比女性多3362萬人。這是把全部人口統計在內，事實上考慮到女性平均壽命高于男性，育齡年齡以下人口的性別失衡問題更加嚴重。筆者根據公布的統計數據，核算50歲以下人口的男性要比女性多出4100萬人！這個問題在短期內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其實比前兩個問題要嚴重得多。
在沒有對出生性別進行干預（墮胎或者溺嬰）的情況下，自然出生性別比大約維持在105。
數據由微博@數知實驗室 整理
然而由上圖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出，1982年一胎化政策推行以來，第一胎的長期還能接近自然值；而頂著超生罰款壓力的二胎、三胎性別失衡問題就更加突出了。
隨著人民公社的解體，小農私有觀念重新回歸，“傳宗接代、繼承私產”的舊傳統觀念有了死灰復燃的經濟基礎；勞動人民的養老問題從社會集體保障變回了個體家庭責任，“養兒為防老”的觀念又重新變成老百姓的“剛性需求”。由此便造成了生男嬰來繼承家產、為家庭養老做準備的需求變得非常“旺盛”，所以，頂著罰款壓力的二胎三胎“超生”目的非常明顯，那就是為了要男孩，由此才造成了二胎、三胎的出生性別失衡尤其突出。而隨著醫學技術的“濫用”，2000年之后一胎開始出現失衡。
所以，在私有制和養老回歸家庭責任的環境條件不變的前提下，即便放開三胎，即便不考慮打工人結不起婚、生不起、養不起的問題，生男嬰的社會觀念仍舊不會消亡。
盡管人工干預出生性別在我國是被法律法規明文禁止的，但隨著醫療產業化的推進，公共服務性質的醫療事業變成賺錢的產業，私人診所、私人醫院，對胎兒進行性別鑒定基本是沒有太大阻礙的，基本上加點錢做B超都可以得到比較準確的信息；哪怕是那些基層公立醫院，只要悄悄塞紅包，他們照樣敢頂風作案……
隨著政府對非法出生性別鑒定行為打擊越來越嚴厲，近年來又逐漸衍生出了離岸化和地下的非法性別鑒定產業鏈。
2019年，媒體報道，深圳羅湖口岸一個12歲女孩被海關攔住，因為她的書包里藏了142支孕婦血樣。這些血樣附帶“母血Y染色體基因檢測申請表”，也就是說，這些血樣將被用于胎兒性別檢測。
滴血驗Y技術是九十年代一位香港教授發明的，這項檢測成本僅需千元，利潤卻高達兩三千，可謂暴利。香港有多家機構從事這些業務，與國內的黑中介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地下產業鏈。某家機構在自我介紹時聲稱，這項業務已經從事了至少八九年，服務了上萬人，這就意味著可能是5000個沒有機會出生的女孩。
2021年12月底，媒體又曝光了廈門特大非法胎兒性別鑒定產業鏈，涉案的不止是黑中介和物流公司，還有國內醫院的醫護人員，抽取孕婦靜脈血后，送至境外進行胎兒性別鑒定。
如上所述，出生性別干預成了資本私有化“一魚多吃”又一典型案例：一方面，私有制讓“傳宗接代”、“繼承私產”、“養兒為防老”的封建觀念在社會上又死灰復燃，制造了龐大的生男嬰“需求”；另一方面，資本勢力又利用這樣的需求非法牟取暴利，由此造成嚴峻的男女性別失衡問題，而“殺害”女嬰的正是罪惡的資本！
筆者之前的文章已經分析過，生育率下降的問題同樣是資本私有化造成的，雇傭勞動制下勞動人民日益陷入相對貧困化，“生不起”、“養不起”也就成了必然趨勢；而“老齡化”只是人口預期壽命增長的必然結果，這本來不應該成為一個問題，恰恰是雇傭勞動制造成的貧富分化，讓無產者失去了養老的能力。
而這一系列問題，只能回到源頭上去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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