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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于印度, 甚至不如美國? 中國青年人口的劇變逼出三大隱患 | 文化縱橫

                        周宇香 · 2022-08-03 · 來源:中國青年研究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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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問題,特別是青年人口問題是關系未來的重大社會議題。本文基于歷次人口普查數據,分析1953年至2020年我國14-35歲青年人口規模與結構變化特征。本文認為,我國歷次人口普查青年規模及占比呈現先升后降的特征,且未來仍維持下降趨勢,青年占比低于全球和印度水平,甚至低于美國青年人口占比,向深受少子化困擾的日本狀況接近。

                          合理的青年人口規模、質量和結構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本條件,也是青年發展和社會運行的關鍵因素。目前,中國已進入“生育率持續走低、人口老齡化急速加劇、城市化不斷加速、人口流動更加增強”的人口新常態時期,青年作為人口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代際間、地區間的規模和結構差異明顯。了解青年人口規模結構現狀、掌握青年人口變化特點、摸清青年人口困境,是做好黨的青年工作的基礎,是“十四五”時期縱深實施《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年)》的重要前提。為此,本文基于歷次人口普查數據,并輔以《聯合國2019年世界人口數據展望報告》等相關數據,多維度系統研究了我國青年(14~35歲)人口規模、結構變化特征及存在的風險,并結合新時期黨的青年工作具體要求,提出針對性建議。

                        ▍我國青年人口特征及其變化趨勢

                          1.青年人口規模先升后降,出生人口變動是我國青年人口規模變化的主因

                          在人口規模上,如圖1所示,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時,我國青年人口規模只有1.96億人,之后青年人口規模上升迅速,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達到峰值4.91億人后開始呈現下降趨勢,發展至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時我國青年人口已降至4.01億人(除現役青年軍人外,數量為3.99億人)。出生、死亡、遷移是造成人口變動的三大要素,由于我國國際遷移行為較少,因而出生和死亡是我國青年人口變動的主要原因。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社會環境整體穩定、公共衛生事業發展迅速,青年成長過程中的死亡率,特別是嬰幼兒死亡率大幅下降,因死亡所造成的青年人口變動較少。因此,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斷下降的出生人口規模成為我國青年人口規模及占比持續下降的主因。我國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實施“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的生育政策,至2013年“單獨二孩”政策出臺,經歷了長時間的一孩政策時期。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壓縮了育齡人群的生育空間,同時社會經濟的發展更進一步降低了家庭的生育意愿。1980年,我國總和生育率為2.63,1992年降至更替水平以下(2.02),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時已低至1.30,生育率的變動使得我國出生人口規模減少,人口增長態勢持續減緩。2000年、2010年、2020年的青年人口中包含大量出生于一孩政策時期的人口,且年份越靠后,青年隊伍中的“70后”“80后”越少,“90后”“00后”越多,這些出生隊列受到人口政策和經濟發展影響更為明顯,進而隨年份推移,青年人口規模不斷降低。

                          未來我國青年人口規模仍維持下降趨勢。以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為基礎數據,結合隊列要素法,設定2021—2050年我國總和生育率維持2020年130的水平及育齡人口分年齡生育模式、人口死亡模式和0歲人口預期壽命維持2020年模式不變,國際遷移為0,本文對2021—2050年我國人口數量進行了簡單預測。從預測結果看(見圖2),2021年至2050年,我國青年人口的絕對規模仍維持下降趨勢,2030年我國青年人口將會降至3.57億人,2050年降至2.57億人。

                          由于2020年出生的人口到2034年才會進入青年年齡階段,2021—2033年期間的青年人口變動的主要原因是2020年前出生人口規模變動所致。因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我國出生人口在2016年達到了1786萬人,比2015年多130萬人左右,是近年來較高幅度的增長,且2017年后出生人口規?;芈?,因此在2016年出生人口進入青年隊伍的2030年,可觀察到青年人口規模的增長,但維持時間較短,2033年開始下降。2034年后,2020年后出生的人口進入青年隊伍,預測中設定2021—2050年中國育齡人口維持2020年生育水平不變,2020年總和生育率為1.3,水平較低,遠達不到總和生育率為2.1的更替水平,即使育齡人群的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維持不變,不斷減少的女性育齡人口仍會使得青年絕對數量不斷下降,且處于加速下降趨勢。在這一情況下,只有生育率提高,未來青年規模才有上升的空間。因此,為擴大青年人口規模,減緩老齡化發展速度,提高當前及未來育齡人口的生育率是關鍵所在。

                          2.青年占總人口比例先升后降,底部老齡化與頂部老齡化疊加,加速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

                          青年人口規模的變動直接影響了總人口中的青年結構,與青年人口規模變動類似,歷次人口普查青年占總人口比例也呈先升后降特征。1953年青年占比為34.55%,至1964年略降至33.72%,但之后不斷攀升,1990年達到峰值42.05%后開始下降,2020年降至歷史最低點28.42%。結合圖2的預測結果看,由于青年人口的不斷縮減,若育齡人群的生育水平仍維持當前的低生育狀態,未來我國青年人口占比將持續下降,2030年降至25.74%,2050年降至21.17%。若未來生育率提升,出生人口規模增加,青年占總人口比例下降的速度會減緩,甚至上升,但如果生育率維持現有低生育水平不變或降至更低水平,我國總人口中的青年比例下降趨勢將難以緩解。

                          20世紀80年代以后,包括青年在內的低齡人口規模下降與老年人口規模增長疊加,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快速老化。人口年齡金字塔底部少兒人口增長減緩所造成的老年人口比重增加,稱為底部老齡化,年齡金字塔頂部老年人口增長加速導致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稱為頂部老齡化,一般發達國家從底部老齡化演變至頂部老齡化的過程十分漫長。而我國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及社會轉型的急劇加速,頂部老齡化與底部老齡化同步發生,造成人口年齡結構快速老化,數量性壓力向結構性壓力轉化成為當前我國人口發展的主要矛盾。

                          從圖3的人口年齡結構金字塔可觀測到,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自20世紀50年代至今經歷了深刻的變化:1953年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呈現典型的金字塔形狀,老年人口比重較低,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僅為4.41%,0~14歲人口占比則高達36.28%,屬于年輕型人口年齡結構;1982年,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自年輕型向成年型過渡,0~14歲人口占比降至33.59%,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則上升至4.91%,但這一時期的青年人口由于未受到計劃生育政策影響,且其中大部分出生于20世紀60年代三年自然災害后的補償性生育時期,青年人口規模大,占比高,給改革開放初期提供了龐大的勞動力,形成人口紅利;2000年,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為6.96%,且之后超過7%(根據聯合國確定的劃分標準,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量占總人口比例超過7%或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超過10%,則意味著這個國家或地區進入老齡化社會),中國開始步入老年型社會,0~14歲人口占比降至22.89%,出生于計劃生育時期的人口步入青年階段,總人口中的青年人口占比開始下降,人口年齡結構呈現底部收縮、上部變寬的紡錘狀;2020年,我國老年人口規模持續擴大,人口金字塔的上部進一步變寬,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13.50%,0~14歲人口則降至17.95%,人口年齡結構問題突出。青年人口規模減少與老年人口規模擴大疊加,人口總量安全問題與人口結構安全問題并行,給社會發展帶來持續性挑戰。

                          3.我國青年占世界青年比例下降明顯,人口年齡結構向日本等老齡化嚴重的發達國家靠攏

                          新中國成立后,14~35歲青年人口規模的快速上漲使得我國青年人口占全球青年人口比例隨之上升。聯合國數據顯示(見圖4),1950年我國青年人口占全球青年人口比例為21.93%,1986年達到峰值24.85%。雖然我國青年人口規模在2000年左右才開始呈現下降趨勢,但隨著我國青年人口增長速度的放緩和其他國家(如印度、非洲等高生育率國家或地區)青年人口增長速度加快,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我國青年人口占全球青年人口比例開始下降。2020年,全球14~35歲青年人口規模為26.50億人,我國青年人口僅占16.43%的比例,比1986年達到的峰值水平低8%左右。同為人口超級大國,1950年后印度青年人口占全球青年人口比例一直處于上升趨勢,并于2010年超過中國青年人口占比,成為全球范圍內青年人口占比最高的國家。2020年印度青年人口占全球青年人口比例為19.81%,比中國高3%。隨著未來我國青年人口規模的進一步下降,我國青年人口在全球青年人口總量中的占比仍有下降空間。2025年我國青年占比將降至14.58%,2030年為13.58%,2050年則只有11.15%。雖然印度青年人口占比在2027年后也會呈下降趨勢,但始終高于中國青年占比,在2050年仍有16.82%的水平。

                          2000年后,出生人口的減少使得我國青年人口數量呈現下降趨勢,同時極低的死亡率水平下老年人口規模加速增長,我國人口年齡結構不斷老化,青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開始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20年,我國青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降至28.42%,比全球平均水平低1.58%,也低于印度青年占比(38.05%),與美國(29.93%)等發達國家青年占比更為接近。

                          如圖5所示,未來我國青年占比仍低于全球和印度,甚至低于美國青年人口占比,向深受少子化困擾的日本狀況靠近。從下降速度來看,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青年占比下降較為平緩,但我國青年占比下降速度明顯,與日本、韓國等東亞發達國家下降速度相似。隨著全球人口結構發生重大變革,老齡化持續發展、人口紅利減退,同時青年作為數字時代的“原住居民”,對全球數字化趨向影響不斷加深,正成長為未來世界新經濟、新消費、新文化的主導力量,青年在各國發展中的戰略性地位凸顯,青年人口的絕對數量和在總人口中的占比減少勢必影響我國在全球競爭中的力量。

                          4.青年性別比在2000年恢復正常水平后,近年來迅速上升,目前處于失衡狀態

                          我國歷次人口普查青年性別比波動較大。如圖6所示,1953年我國青年性別比為107.27,1964年升至110.71,1982年后開始下降,2010年降至105.47的水平,但在2020年又增加到111.23。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性別比都在96~106范圍內波動,按照這一標準,我國僅有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時青年性別結構處于正常狀態。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青年性別比偏高和當前青年性別失衡都源于男孩偏好,但導致青年性別比失衡的具體路徑有所差異,前者主要是由于新中國成立前女性地位低下,女嬰被溺亡現象嚴重,即使女嬰不被人為溺亡,疏于照料、生育年齡早、生育環境差等原因也會導致女性嬰幼兒及女性青少年死亡率高于男性,進而造成新中國成立初期女性青年數量少于男性。隨著新中國成立后女性地位的提升和衛生事業的快速發展,及國家從法律層面禁止溺嬰、棄嬰和其他殘害嬰兒的行為,女性死亡風險降低,青年性別比回歸至正常范圍。

                          近年來的青年性別結構失衡則是男孩偏好、生育率下降及性別選擇技術可及性提高所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結果,是出生性別比長期偏高的后果。我國20世紀80年代后生育率快速下降,人們生男偏好的傳統無法通過生育數量稀釋,同時超聲波技術和人工流產技術的發展為胎兒性別選擇行為提供了技術支持,具有生男偏好的個體會通過生育選擇來獲得自己想要的孩子性別,個體的選擇最后在出生性別比上得以體現。我國20世紀80年代后持續偏高的出生性別比使得“80后”“90后”“00后”等出生隊列出現了性別結構失衡,且出生隊列越靠后,失衡程度越嚴重,這也使得當前由這些出生隊列組成的青年性別結構處于失衡的狀態,2020年,“80后”性別比為105.70,“90后”性別比達110.54,“00”后性別比更是達到了115.38的水平。性別比偏高會導致婚姻關系中男性青年總量過剩,使婚姻市場上的底層男性青年難以順利婚配,可能會沖擊傳統穩定的婚姻結構,直接影響到青年個體的發展和家庭穩定,更會導致社會關系的失衡,給社會發展帶來巨大的風險和挑戰,不利于人口的均衡發展和社會穩定。

                          5.改革開放后青年快速城鎮化,且青年城鎮化水平始終高于總人口

                          改革開放后,我國城市化建設快速推進,同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為勞動力在城鄉間、地區間自發流動和再分配提供了有利條件,大量農村青年勞動力涌入城市,人口流動常態化,推動青年快速城鎮化。改革開放至今,人口流動已成為我國的一個普遍化現象,1982年我國流動人口數量僅有657萬人,第七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2020年這一數據增長至3.76億人,規模翻了57倍左右。城市化建設和人口流動使得青年城鎮人口比重持續上升,1982年改革開放初期,我國青年城鎮化率只有22.53%,2020年則達到了71.00%,40年間比例增長了3倍多。由于青年人口比其他年齡人口更易流動,從圖7可觀測到青年的城鎮化程度始終要高于總人口。一般女性青年的城鎮化程度略高于男性青年,2020年城鎮男青年占男性人口比例的69.80%,城鎮女青年占女性人口比例則為72.33%。

                        ▍當前青年人口變動可能帶來的社會風險

                          1.女性青年規模減少與青年低婚育意愿相互交織,對人口再生產形成不利影響,增加未來人口結構失衡風險

                          青年年齡階段是女性生育的黃金時段,2020年15~35歲女性青年生育的孩子數量占到了15~49歲育齡人群生育數量的89.49%,女性青年人口數量及生育意愿直接關系到整個人口的出生人口規模走向。一方面,近年來我國女性青年人口規模加速下降,從歷次人口普查數據看,與青年總體情況類似,女性青年規模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達到峰值2.39億人后開始呈現下降趨勢,2000—2010年其年平均增長率為-0.53%,2010—2020年則加速下降,下降率為-1.77%,2020年降至2.11億人。另一方面,現代化帶來的婚育觀念轉變及社會轉型下的高競爭壓力導致青年推遲婚育年齡,未婚比例高、生育欲望低下。在全面二孩政策開始實施的2016年,我國適齡青年結婚年齡為26.1歲,2019年則增至26.5歲。

                          隨著初婚年齡推遲,青年未婚比例呈逐年上升趨勢,未婚青年人口規模龐大。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青年未婚比例為51.94%,比2016年提高了3.24%,比1990年提高了14.30%,意味著目前我國存在著2億未婚青年,其中8300多萬人為女性青年人口。雖然有研究表明我國青年同居比例不斷提高,但未婚生育的比例低,婚內生育仍是我國普遍的生育模式,初婚年齡的推遲必然導致初育年齡的推遲,大量未婚人口的存在客觀上降低了當前女性青年的生育概率,影響時期生育水平。2016年15~35歲女性青年的一孩生育率為31.87‰,2020年則降至28.34‰。同時,現代化的發展帶來了個體主義的興起,青年在婚育過程中更強調自我價值,在一定程度上沖淡了孩子的價值和意義,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也提高了其勞動參與率和社會地位,現代家庭的工作家庭沖突明顯,養育成本提高,促進了青年低生育欲望的形成。多項調查表明,當前我國育齡人群的生育意愿基本維持在2個孩子以內,愿意生育3個及以上孩子的人群比例極低,且呈現年齡越小,個體生育意愿越低的狀況。

                          在女性青年規模下降和青年高未婚比例、低生育意愿的共同作用下,我國出生人口規模在波動中下降。如圖8所示,雖然生育政策的調整初期我國出現一定的出生人口堆積,2016年出生人口達到了1786萬人,但短暫的堆積后迅速回落,2021年我國出生人口降至1062萬人,是新中國成立后該數據統計的最低值。通過前文的人口預測模型可知,當前規模持續減少的出生隊列在未來進入青年年齡階段后,會對未來青年人口規模和占比造成影響。由于人口慣性的存在,即使未來育齡人口生育率提高,青年人口規模及占總人口比重仍將保持相當一段時間減少的趨勢。若未來人口生育率水平持續下降,青年人口規模將難以上升,穩定型人口結構將會被打破,不利于社會的長期健康發展。

                          2.青年人口減少增加人口安全隱患,各城市“搶人大戰”升級,擴大了區域間青年人口發展失衡的風險,不利于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的實現

                          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在我國育齡人口中的長期保持,會使得總人口以一定速率恒減,對人口總量安全造成威脅。在人口總量減少的同時,人口生育率低與死亡率低疊加,少兒人口、青年人口規模銳減,老年人口規模和比例增加,導致勞動年齡人口的撫養負擔加重。在微觀層面,倒金字塔結構的人口年齡分布會影響青年的上升空間,同時他們需要承擔越來越重的撫養壓力,不利于青年群體幸福感和獲得感的提升。在宏觀層面,青年是社會上最富活力、最具創造力的群體,也是國家國防和軍隊建設的重要人力資源保障,因此青年人口減少所導致的勞動力結構老化和勞動力短缺,可能成為未來我國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的掣肘,也影響國防供給規模,而頂部老齡化下龐大的老年人口數量加重了社會養老負擔,對家庭人力資本投資、企業研發投入和國家的科教支出產生擠出效應,對勞動力供給質量形成負面影響。

                          青年人口減少的負面影響首先在地區層面顯現,人口競爭進一步擴大區域發展差距。在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青年人口規模減少、人口紅利逐步消減的背景下,青年的戰略性地位凸顯,各個城市紛紛出臺各類優惠政策吸引青年。近年來,我國多城市實現“零門檻”落戶,一些地區的政策方向已由“搶人才”轉變到“搶人口”,不少城市主動探索建設“青年發展型城市”,以凝聚更多青年參與推動城市經濟社會發展。各地區間的競爭給青年流動提供便利,經濟條件越好的地區越有實力給青年提供吸引力強的政策,從而推動青年自農村向城市、自中西部地區向東部地區、自非大都市圈向大都市圈流動。青年規模減少對于局部地區的不利影響要快于對國家的整體影響,非大都市圈、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由于出生人口的減少和青年人口的流出,將會遭受人口勞動力持續減少和人口老齡化的雙重影響。事實上,局部地區(如東北地區)人口塌陷的趨勢已經開始顯現,目前東北地區已進入人口負增長模式,在人口慣性的影響下,這些地區人口塌陷的情況還將愈演愈烈。而東中西部協調發展、鄉村振興關鍵在人,青年人口的大量流出使得前文提到的勞動力短缺、養老負擔加重等問題在大都市圈與非大都市圈之間、城市和農村之間、東部和中西部之間產生差距,影響區域發展的協調性,阻礙鄉村振興和實現共同富裕。

                          3.青年性別比偏高導致男性婚姻擠壓嚴重,農村地區面臨嚴重的男性未婚人口剩余,給鄉村基層社會治理帶來隱患

                          性別結構失衡是當前我國青年人口基本的結構特征。性別結構失衡會導致適婚年齡的男女兩性數量失衡,進而出現男性或女性擇偶困難的婚姻擠壓現象,性別比偏高表現為男性婚姻擠壓。從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看,2020年未婚青年性別比達到了135.39,高于2010年124.26的水平,這與新加入青年隊伍的出生隊列出生性別比較高有緊密聯系。在青年群體內部,未婚性別比呈現年齡越大,未婚性別比越高的特征,20歲青年未婚性別比為112.57,35歲青年則高達243.20,說明年齡越大,男性青年婚姻剩余越嚴重。由于長期的生男偏好和女性青年流出務工的影響,農村地區的男性青年婚姻擠壓明顯比城市地區嚴重,2020年,農村地區青年未婚性別比為158.03,比城鎮地區高出了30.54,且青年年齡越大,未婚性別比的城鄉差異越大,可見農村地區的青年面臨著更為嚴峻的“婚戀難”“婚姻擠壓”等問題。

                          婚姻作為一種社會設置,是個人成年的社會化標志,在我國普婚的社會環境下,婚姻也是人口生產和再生產的必要前提,大量的男性未婚人口不利于青年個體發展和社會穩定。第一,遭受嚴重婚姻擠壓的青年不僅會受到來自家庭和社區的壓力,“被動單身”也會危及其自身身份認同,降低其心理的內在安全感,且部分群體可能將婚姻擠壓問題歸因于社會保障不健全等外部因素,引發一定的制度信任風險。第二,雖然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國異質性婚姻匹配逐漸增多,但同質婚(夫妻雙方社會經濟地位相當)仍在當前婚姻匹配模式中占主導地位。同時,在異質性婚配中,農村女性更容易通過婚姻遷移到城市地區,社會經濟層面的弱勢地位和農村女性的流出使得農村地區的剩余男性青年面臨更為嚴重的擇偶困境,長期的婚姻剩余可能會迫使這部分人群采取過激行為來滿足其自身需求,甚至導致違法犯罪行為的產生,如非法性交易、非法跨國婚姻、人口販賣、性侵犯等,影響社會公共安全。農村地區所積累的大量單身男性由于缺乏配偶和子女的支持,家庭養老功能缺失,同時農村地區的養老經濟能力弱于城市地區,大量的男性剩余將進一步加重農村基層政府養老負擔和養老難度;而性別比偏高所帶來的育齡女性規??s小可能加重農村因人口流失所帶來的出生人口減少,農村老齡化進一步加深,以上問題都將給鄉村基層社會治理帶來嚴峻挑戰。

                        ▍小結與討論

                          本文基于歷次人口普查數據等統計數據,總結了歷次人口普查數據中的青年人口規模與結構變化特征,并對當前青年人口變動可能帶來的社會風險進行了分析。從研究結果看,我國青年規模及占總人口比例呈現先升后降的特點,且由于出生人口的持續減少,未來我國青年人口規模仍維持下降趨勢,同時極低的死亡率水平下老年人口規模加速增長,我國人口年齡結構不斷老化,青年占比低于全球和印度水平,甚至低于美國青年人口占比,向深受少子化困擾的日本狀況靠近。在性別結構上,我國青年性別比波動較大,青年性別比在2000年恢復正常水平后,近年來迅速上升,目前處于失衡狀態。區域分布上,改革開放后大量青年流入城市,青年人口城鎮率快速提升,且青年城鎮化水平始終高于總人口。青年人口規模及占比的下降與青年低婚育意愿相互交織,增加未來人口結構失衡風險;同時人口流動的便捷性與各城市“搶人大戰”相伴,擴大了區域間青年人口發展失衡的風險,不利于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的實現;青年性別比偏高則導致男性婚姻擠壓嚴重,大量的男性未婚人口不利于青年個體發展和社會穩定?;谏鲜鲅芯拷Y論,本文提出如下相關建議。

                          1.重塑婚育文化氛圍,拓寬未婚青年交友渠道,降低生育、養育及教育成本,從觀念引導和降低婚育成本著手提高青年婚育意愿

                          第一,重塑婚育文化氛圍,建立尊重婚姻、尊重生育的價值理念,消除青年對婚姻及生育的焦慮和恐懼。加強對適婚青年婚戀觀、家庭觀、生育觀的引導,嚴厲打擊婚托婚騙重婚等違法行為,強化青年對情感生活、家庭生活的尊重意識、誠信意識和責任意識,傳遞積極、健康、美好的婚戀觀、家庭觀和生育觀。第二,發揮群團組織優勢,構建青年溝通和交友的平臺,線上線下同步拓寬青年交友渠道,實現“平臺、活動、服務”并行發展的青年婚戀交友服務格局,為有結婚意愿的青年提供必要的社會支持。第三,通過完善生育休假制度和生育保險制度,加強稅收、住房等支持政策,建立靈活的、政府補貼的托幼服務體系,推進教育公平和優質教育資源供給等措施,解決好適齡青年在教育、婚育、工作等多領域的角色沖突,降低家庭生育、養育成本,提高青年家庭在生育、養育和教育過程中的美好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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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堅持對禁止“兩非”行為的打擊力度,同時從生命歷程角度促進兩性平等,提高兩性利益分配的平等性,以削弱男孩偏好文化,扭轉我國出生性別比長期失衡的局面

                          從短期來看,仍需堅持對禁止“兩非”行為的打擊力度,相關懲罰措施需更為明確、更具針對性、更有力度,增加“兩非”行為的違法成本。隨著技術的進步,一些新型的胎兒性別鑒定技術開始流行,有關部門需根據新型的違法行為改進查處方式,政策法規也需根據技術的進步及時調整懲治方式。長遠來看,要削弱個體在成長過程中對女性角色的負面評價,從生命歷程發展的角度促進兩性平等才是治理出生性別比失衡的根本之策。在教育方面,要保障兩性擁有同等受教育機會,同時在教育過程中宣傳男女平等的思想。開展性別平等的職場文化建設,在個體結束學生身份、步入社會時,保障男女擁有同等就業機會,減少就業市場的性別歧視。在婚育上,對婚嫁陋習、天價彩禮等不良社會風氣進行治理,推行有利于父親參與的生育配套政策,探索有利于父親積極參與的家庭政策,改變育兒是女性專職的傳統觀念,倡導夫妻共擔生育、養育責任的家庭文化,肯定家務勞動的價值。在利益分配上,要提高兩性分配的平等性,如利用政策法規保證女性和男性在分配、繼承原生家庭財產(如宅基地等)的同等權利,等等。

                          3.加快推進青年人口流出地區的優質公共服務供給,建立健全青年走入中西部、返鄉就業創業的政策幫扶體系,為東中西部協調發展、鄉村振興提供人力基礎

                          第一,公共服務供給是吸引青年、留住青年的基本保障,因此要加強人口流出地區的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通過構建網格化管理、精細化服務、信息化支撐、開放共享的基層管理服務平臺,增強東中西部協調發展、鄉村振興過程中的青年元素,為青年返鄉就業創業提供良好的生存條件和便利的公共服務。第二,教育資源是公共服務供給中最為重要的一環,要持續加大政府投入,推動教育資源均衡配置,重點對鄉村地區中小學、幼兒園等進行新建、改擴建,對公辦中小學進行標準化改造,提升辦學條件,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契約式管理”方式將更多農村學校納入中心城區名校托管,快速提升其辦學水平和教育質量,縮小城鄉教育發展差距,提高農村人口發展能力。第三,實行更加積極、更加開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流動政策,為中西部發展、鄉村振興吸引青年支持。不斷優化青年人才落戶、青年就業創業、社會資源分配、青年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制度設計和資源供給,推進創業園等產業載體平臺、農業技術服務平臺、市場信息交換平臺建設,解決小城鎮、農村工商業發展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加強人才隊伍建設,開展新型青年職業農民、農村青年電商專業技術人才培訓,強對文化能人、非遺傳承人等鄉村人才的發掘力度,培養新型職業農民。第四,注重培養優秀年輕干部,打通東中西部、城鄉年輕干部交流的通道,構建有利于年輕干部隊伍扎根基層健康成長的良性生態系統,引導青年扎根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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