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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略最危險的一環, 佩洛西式的拱火者只會更多?《外交事務》揭示

                        邱劭文(譯) · 2022-08-05 · 來源:文化縱橫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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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8月初的佩洛西竄訪臺灣事件,使中美關系更為緊張。盡管成因復雜,但一個普遍的觀點是:美國國內的社會政治分裂,促使其政客鋌而走險,將矛盾引向國外,并由此為自己博得政治利益。

                          脆弱的等級體系:

                          阻礙國家發展的社會分裂

                          在美國總統喬·拜登上任的一年半時間里,國際秩序似乎被再次興起的大國沖突所主導。中國和美國仍就保持激烈的對抗態勢。隨著俄羅斯對烏克蘭發起特別軍事行動,華盛頓及其北約盟友卷入了一場使“自由”的西方和“專制”的俄羅斯對立起來的歐洲大規模戰爭中。許多分析家指出,在這個動蕩的世界中,軍事和經濟再次成為最重要的權力類型:美國持續限制“專制”對手威脅的能力取決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世界最先進的武裝力量,同時美國也要確保其經濟力量能夠超過中國。

                          然而,人們經常忽略的是,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是如何依賴于國內社會的穩定的。拜登的民粹主義前任特朗普,曾利用日益增長的階級、種族、性別和宗教分裂來達到其政治目的。他還有意回避了多邊聯盟,退出了國際協定,并且與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和俄羅斯總統普京等建立了密切關系。所有這些,都是以拒絕自由主義精英和現存的西方權勢集團的價值觀,并提倡一個更加民族主義的“美國優先”愿景為名的。這樣做的結果之一,就是今天美國的許多盟友對華盛頓維持現有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信心大減。盡管許多歐洲國家的政府歡迎美國重新參與到北約和歐洲的事務當中來,但是它們懷疑如果2024年美國選出另一個民粹主義領導人,那么這種參與將無法持續太久。

                          美國并不是唯一一個面臨深度的社會極化(social polarization)的國家。在許多國家——包括西方世界和世界其它地區——階級、種族、性別和宗教方面的政治與社會分裂已經變得越來越明顯。自2008年的經濟大衰退以來,不斷加劇的收入不平等已經阻礙了經濟發展和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意大利、英國和美國等國,也發生在如芬蘭、挪威和瑞典等以更加平等的財富分配著稱的國家。自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以來,美國和全球的反亞裔仇恨犯罪率急劇上升。近年來,印度的收入不平等也在加劇,在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性別差距指數(Global Gender Gap Index)中,印度女性的健康和生存排在末位。印度、匈牙利和印度尼西亞的宗教自由得分也有所下降。

                          這些緊張態勢點出了一個關鍵:當西方各國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在國際沖突、戰略競爭和全球經濟混亂上時,對世界穩定更大的威脅可能來自于削弱國家團結和力量的國內社會分裂。

                          這些力量就是所謂的“內部權力”(power within)——國內社會等級(social hierarchies)決定了誰擁有這些權力,以及為什么擁有。正如這些等級體系可以影響國家繁榮和社會穩定一樣,它們也能夠增強或者限制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對于一國的國際關系而言,內部的權力分配可能和外部的地緣政治與意識形態力量一樣重要,因為社會等級往往更加根深蒂固、無處不在、內生且持久。因而,如果美國及其盟友想要維護和重塑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秩序,就需要先解決國內的社會分裂問題。

                          ▍內部權力

                          多年以來,國際關系學者通常淡化國內權力關系在塑造國際秩序方面的作用。即使人們已經越來越關注軟實力和其它非直接形式的國際影響力,這種淡化仍然是事實:國際權力的概念——無論通過威壓、說服、誘導還是合作來行使——根本上仍然是國家間的外部關系問題。的確,政治學家們一直都知道外交政策的目標和結果會被國內政治所影響。美國政治家們常說“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強調處理好美國內部秩序是維護美國在國際事務中霸權地位的前提。拜登的說法是“為中產階級制定的外交政策”。但無論在美國還是其它地方,這些言論都難以促成系統性和實質性的,對“國內的社會等級是如何影響國際權力”的理解。

                          這種忽視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往往傾向于圍繞國家安全來塑造權力的概念。傳統上來說,國家安全被定義為“保護一個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使其免受外國的軍事威脅”。這種定義往往忽視了非軍事和非經濟的力量。其次,國際秩序的概念往往與各國間的軍事和經濟力量分配相等同,而沒有考慮到各國內部社會等級的變化。

                          但近來的歷史表明,對這些內部力量的忽視是很危險的。目前已有大量的數據表明,社會分裂——無論是階級、種族、性別還是宗教的分裂——對政治和經濟權力都有很大的影響。例如,獲得新技術和教育機會的不均等,加上經濟管制的解除和福利待遇的削減,已經導致了社會頂層和底層群體之間的階層分化越來越嚴重。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數據顯示,美國最高收入10%群體和最低收入10%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在1980年到2018年間增長了39%。這一模式在中等收入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比如中國和印度——被復刻,據估計三分之二的全球人口正在經歷著不斷加劇的收入不平等。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的一份報告指出,在2019年末,1%的世界成年人口控制著43%的全球私人財富;而另54%的成年人口只掌握2%的全球私人財富。

                          種族問題成為社會和政治分裂的另一源頭。種族差異在美國和西方民主國家中一直存在,但近年來受到了更多的關注。“黑命貴”運動引發了全球范圍關注,社會活動家們開始廣泛開展運動。他們推倒了公共場所奴隸主和殖民統治者的雕像,為被殖民者的后代尋求賠償,并將公開的種族主義者的名字從圣堂中刪除。但這些要求同時也激起了美國和歐洲的本土主義右翼的反擊,種族暴力和極端思潮逐漸成為主流。在美國,旨在保護少數族裔經濟機會和投票權的法律已經被撤銷。

                          雖然與種族差異有所不同,但是種姓制度——基于職業或者血統的社會群體分級制度——也在世界很多地方持續影響著政治和經濟權力。亞洲達利特權利論壇(Asian Dalit Rights Forum)——一個致力于維護低種姓群體權利的組織——估計世界范圍內大約有2.6億人因為其種姓的身份遭到歧視,他們大多生活在印度和尼泊爾。在印度教民族主義政府統治下,印度的歧視和霸凌在近年來不斷加劇,這其中也包括對于低種姓女性的暴力行為。

                          性別差異和宗教壓制也繼續廣泛存在。盡管這些年來取得了一些進步,但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全世界仍約有24億工作年齡的婦女缺乏充分的經濟權利。在95個國家,女性沒有同工同酬的保障;在76個國家,女性的財產權被限制。在宗教方面,壓迫性的行為不但持續存在而且似乎愈演愈烈。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表明,2007年到2017年間,實施“高”或者“非常高”級別的宗教限制的政府從40個上升到52個;而經歷高度“涉宗教敵對行為”的國家從39個飆升到56個。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國家越來越多地提倡其文明歷史(civilizational past),并鼓勵對于少數群體和信仰的歧視。不妨看向印度,那里對穆斯林企業和基督教學校的襲擊急劇增加;而土耳其則經歷著世俗價值觀被不斷侵蝕、對宗教少數群體的壓制日益嚴重的現實。

                          這些社會斷層對于國際關系有著直接的影響。一個能夠有效處理其社會等級分裂的國家往往能夠提高生產效率、經濟發展水平,并加強政治穩定,從而增強其在世界上的影響力。相反,一個不能很好處理其內部社會分裂的國家很可能導致其國際地位的下降和衰落,因為它削弱了其它國家對其國內穩定或其對社會和人權相關國際規范承諾的信心。此外,一個不平等或者社會限制性的內部權力分配可能影響一個國家長期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因此,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自由民主國家的國內社會差距居高不下甚至在某些情況下不斷擴大的事實是令人擔憂的。

                          ▍收益遞減

                          國家內部的收益分配對于國際秩序至關重要,因為它具有深遠的經濟影響。例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一項2014年的研究指出,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加劇的收入不平等使意大利、英國和美國的經濟下降了6%-9%;對墨西哥和新西蘭來說,這一損失甚至超過了10%。相同的研究也發現,法國、愛爾蘭和西班牙這些對收入不平等問題控制得較好的國家,獲得了較高的GDP增長。

                          許多國家也被種族差異所阻礙。雖然奴隸制的實施曾經推動美國和西方獲得世界的主導權——通過壓低勞動力價格和促進整體出口的方式——但目前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這一不公正系統的長期影響已經導致了經濟增速變緩、社會不穩定加劇以及持續的“種族等級”(racial hierarchies)問題。麥肯錫咨詢公司(McKinsey & Company)預計,在2019-2028年間,美國黑人與白人間的財富差異將會使美國經濟喪失1萬億-1.5萬億美元的消費和投資。在印度,種姓發揮了類似的作用。盡管種姓制度在短期內可以通過種姓內部的網絡和相互支持帶動經濟活動并提高效率,但其創造的嚴格的社會等級限制了資本和勞動力的流動。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持久的種姓制度很可能會降低印度的增長,因為它破壞了減輕貧困和實現進一步收入平等的努力、并且拖慢了印度向成熟的工業經濟進行轉型的進程。

                          性別歧視在國家產出上的影響也是一樣大的。限制女性進入教育、商業、政治和其它的經濟活動領域,也會限制勞動供給。發展中國家的農業部門尤其如此,因為女性在其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限制女性的勞動參與使低收入國家很難擺脫貧困。但是性別壁壘也會影響發達國家。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一項2016年的報告估計,性別歧視使全球經濟的損失高達每年12萬億美元,約占全球GDP的16%。

                          宗教限制也使得許多國家的營商環境不那么具有吸引力。例如,埃及經濟活動的主要來源是旅游業,但是該部門受到宗教沖突的負面影響——包括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的暴力沖突以及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和埃及總統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政權之間的暴力沖突。許多阿拉伯國家實行的廣泛的宗教限制——例如把金融工具置于伊斯蘭法律委員會武斷且隨意的監管之下——已經促使年輕的企業家不得不投奔海外。有些時候,國家所采取的壓迫性宗教措施也會干擾主要的國際商業協定。1999年,在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U.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建議對蘇丹違反宗教自由的行為進行制裁后,高盛公司不得不重組其與在蘇丹有投資的中石油公司的首次公開發行協議。重組交易后,高盛與中石油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只在中國運營。由此可見,在上述事項中,社會分裂可以對一個國家的經濟表現產生直接影響,從而成為影響國際權力的核心形式之一。

                          ▍從分裂到沖突

                          社會分裂的影響其實不僅限于經濟增長。當社會分裂開始擴散,它很可能會威脅到一個國家的社會、政治穩定。最近在緬甸、斯里蘭卡、敘利亞和也門等地發生的沖突都是由其內部的宗教沖突引起的。2021年,學者蔣位玲和伊戈爾·馬泰克的研究指出,在74個發展中國家中,宗教緊張局勢是影響外國能源投資的四個“重要的政治風險因素”之一。在收入嚴重不平等的國家,公民也更可能起來反對政府,以實現經濟、社會和政治平等。促進或者維持種族和宗教歧視可能會鼓勵更多的暴力和極端主義。值得注意的是,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大流行中,平均每10分鐘就有一個低種姓的印度人成為犯罪的受害者。

                          基于性別的暴力在許多國家由來已久。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21年的報告,世界范圍內15-49歲的女性群體中,有27%在戀愛過程中經歷過伴侶的某種形式的虐待,無論是身體暴力還是性暴力。在發展中世界,女性由于傳統的社會習俗——如要求嫁妝和榮譽殺人(honor killing)等——遭受著特定形式的暴力。但是對女性的暴力不僅限于窮國。例如,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就已經把澳大利亞、瑞典和英國列入了性暴力報告率最高的國家的行列。而美國的強奸案發生率也明顯較高。

                          國內的社會緊張很可能在國際舞臺上體現出來。經歷暴力和社會不穩定的國家將難以展現軟實力,也可能制造雙邊的緊張關系并且破壞自由貿易談判和其它形式的多邊合作。種姓緊張是印度政治暴力的一個長期原因,這削弱了印度的全球聲譽。

                          ▍更多寬容,更多權力

                          盡管在世界的許多地區,階級、種族、性別和宗教的分裂正在加劇,但是已有的證據已經表明,當這些緊張關系緩解的時候,將有助于提升一個國家的國際實力。例如,給女性提供強有力的法律權利和更好地獲取醫療、教育、金融服務和高科技的機會不僅有助于人權事業和社會公正,還有助于生產率的提高。根據樂施會(Oxfam)的數據,在2000-2010年期間,拉丁美洲地區有償勞動力中女性人數的增加為30%的減貧做出了貢獻。2015年,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預測,到2025年,將女性完全納入有償勞動隊伍給世界經濟帶來的好處高達28萬億美元。

                          各國可以通過消除種族差異獲得類似的收益。智庫政策鏈接(PolicyLink)和南加州大學的一份研究表明,消除不同種族群體之間的收入差異將使得美國經濟增長14%;公平成長華盛頓中心(Washington Center for Equitable Growth)預計,減少種族、民族和性別差異將可以使美國GDP每年增加7.2萬億美元。這些收益需要與政府為實現平等而付出的成本相互權衡,但回報仍然是巨大的。

                          增強宗教容忍度和宗教自由也能夠影響國家的經濟競爭力。值得注意的是,被皮尤研究中心列為具有“非常高”宗教限制的國家——包括阿爾及利亞、埃及、伊朗、馬來西亞、馬爾代夫、敘利亞、塔吉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等——都不在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競爭力指數(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前20名的國家之列。

                          ▍對西方的警告

                          意識到內部的權力結構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外部實力,為國際關系提供了重要經驗。對西方來說,不斷加劇的社會分裂應當是一種警告。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西方式的民主并不必然導致基于收入、種族、性別或者宗教的等級體系的減少。西方民主國家在這些方面都沒有做好。恰恰相反,西方民主制度掩蓋了社會分裂并且允許這些分裂被政治利益所利用,近年來在美國和其它地方就出現了這種情況。此外,隨著社會分裂越來越顯,有學者已經發現,不斷增加的收入不平等已經使得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吸引力越來越弱。

                          這些趨勢并非不可逆。與它們的“非民主”對手相比,發達的西方民主國家有能力自我糾正并且挑戰長期以來存在的社會等級。由于西方民主社會有更高的透明度、更自由的表達能力和更開放的文化辯論,西方民主社會可以曝光這些分裂,它們的選民可以改變那些被認為不愿意或者不能解決造成社會分裂根本原因的政府。然而,在美國、歐洲和其它地方,西方民主已經被政治極化和不斷興起的右翼民粹主義所限制,它將越來越難以形成一個政治共識,來解決由階級、種族、性別和宗教所導致的社會分裂。與此同時,許多發達國家都有既得經濟利益,而這些利益可能加劇現在這些做法。

                          誠然,內部的權力結構也限制著許多非西方國家。巴西、印度和南非是非常令人矚目的例子,這些國家擁有龐大的經濟,但由于種姓、性別和宗教身份而存在巨大的社會經濟差異。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南非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國家,南非最為富有的1%的人掌握了全國80.6%金融資產。這是非常重要的,不僅因為收入不平等和低增長之間的聯系,還因為它刺激了腐敗和社會不穩定。此外,在很多國家,不同類型的社會等級體系往往同時出現,并且相互強化。例如,收入不平等往往和種族、種姓、性別和宗教歧視相聯系。種族偏見是宗教不容忍的誘因,反之亦然。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須制定一種策略,來超越特定的差異,解決所有導致社會等級化的問題。

                          減少社會分裂,并不能消除國家間權力和地位的差異。但那些以更公平的工資分配和減少歧視的做法,來更好地發展和利用其內部權力——從而實現最大化增長——的國家,更可能保持長期穩定和影響力。這樣的努力需要從國內開始,包括在美國國內和其許多的歐洲盟友國內。但考慮到這些分裂在許多國家都已經泛濫,單靠國內政治,也不太可能獲得長久進展。我們需要加強國際合作,包括加強國際人權協議和其它旨在防止基于種族、種姓、性別和宗教信仰歧視的國際規則的集體努力。既然所有的國家,無論貧富,都被這些分裂所傷害,改革的努力,也應該指向人類的共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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