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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念《講話》發表八十周年】蔣暉 | “普遍的啟蒙”與革命:《講話》和非洲左翼文學運動

                        蔣暉 · 2022-08-08 · 來源:保馬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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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非洲的革命期待有能力政黨的堅定領導、期待知識分子和大眾的結合、期待堅持一種社會主義理想。這也是《講話》留給我們的意義。在紀念《講話》誕生的80周年之際,我們認為,《講話》的意義遠遠超過中國的革命語境。將《講話》從中國腹地移向亞非拉廣袤大地,把它的中國內涵在第三世界反帝反殖的斗爭歷史中展開,我們才可以準確看到《講話》的歷史位置——《講話》其實是第三世界反抗文學最為系統的理論表述。

                          編者按

                          保馬今日推送蔣暉老師一文《“普遍的啟蒙”與革命:〈講話〉和非洲左翼文學運動》。在本文中,蔣老師先是從《講話》在世界空間中的傳播談起,列舉講話發表后對多國思想界與文學界的影響,強調其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具有方法論的指導意義,由張旭東所提出的“革命機器”和“普遍的啟蒙”兩點,鼓勵更多人從此角度理解《講話》的政治哲學內涵。接著,作者詳細闡述《講話》在非洲傳播的途徑。一條是美國非裔民權運動傳播到非洲;另一條是以語錄體的方式隨《毛主席語錄》而流傳入非洲。二者雖然方式不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亞非拉的文藝的發展。作者強調需要認識到《講話》是第三世界的革命文藝理論,深刻理解其與西馬的批判理論和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的區別,方能使其在非洲接受、傳播和闡釋有本質性的提升。最后,本文談及非洲左翼知識界對《講話》的解讀。指出第三世界文學的本質是社會底層階級要求革命的文學表述,呼吁非洲文學家和藝術學家們樹立民族主義,弄清非洲革命內部各要素的關系,為非洲國家與文藝思想的崛起做出巨大貢獻!在科學與全球化高速發展的今天,《講話》的內核將會為時代帶來更具解放性的思想!

                          原文刊載于《現代中文學刊》2022年第3期。感謝蔣暉老師對保馬的大力支持!

                          “普遍的啟蒙”與革命:《講話》和非洲左翼文學運動

                          蔣暉

                          一 《講話》在世界革命空間中的傳播

                          1942年5月5日,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同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文藝工作者合影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于1943年10月19日發表在《解放日報》上,2年之后,朝鮮語的譯本問世,自此揭開這篇光輝的中國革命文學理論文獻在國際上的翻譯、出版和傳播的歷史。日譯本是《講話》的第二個國際版本,于1946年出版。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加速了國際對毛澤東著作包括《講話》的翻譯。1949年10月法語版的《講話》出版,隨后是英語版翻譯在英國、美國和印度出版。1950年之后,《講話》逐漸被翻譯成昔日主要的殖民主義語言、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語言以及眾多第三世界國家的語言,在全世界流行。[1]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講話》在世界范圍內的流行并非由巨大的國際出版資本的利益所驅動,也非來自于純粹的學術研究的興趣。從《講話》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翻譯到不同國家的過程看,《講話》總是被理解為一種革命的文藝理論,它的目的不是解釋世界,而是改造世界。它總是為那些處于民族解放斗爭、反對新帝國主義和買辦資本主義斗爭的知識分子和革命群眾提供了思想的武器。最近的兩篇研究《講話》在非西方世界的影響充分說明了這點。魏然《在筆與槍之間:〈講話〉在阿根廷的閱讀與挪用》特別討論了阿根廷作家、批評家里卡爾多·皮格里亞的1972年著作《毛澤東美學實踐與階級斗爭》,說明1970年代阿根廷左翼知識界對《講話》的重視來自于思想界內部斗爭的需求:左翼知識分子需要借助毛澤東的文藝理論與當時盛行的自由主義文藝觀展開斗爭,同時,他們也認識到,《講話》里面的“普遍的啟蒙”思想和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以及阿根廷本土的民間“反智”理論也有著根本的區別。[2]李大可、全炯俊的文章《〈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1980年韓國的譯介》一文梳理了1980年代毛澤東著作在韓國產生巨大影響的歷史背景,兩位作者特別指出,彼時韓國的文學運動正從“市民文學”轉向關注工人和農民等社會底層的“民眾文學”,《講話》提出核心問題——文藝為誰以及如何寫作——推動了這個運動的發展。[3]我們因此看到,《講話》在1945年的朝鮮和1980年的韓國的接受緣于不同的斗爭的需要。

                          里卡爾多·皮格里亞(Ricardo Piglia)主編的《書籍》雜志第25期

                          《毛澤東:美學實踐與階級斗爭》一文

                          張旭東在對《講話》內涵所做的重新闡釋中,提出從“革命機器”和“普遍的啟蒙”兩點理解《講話》政治哲學內涵。他解釋道,這部機器“首先是戰爭機器,其次是宣傳教育機器,然后才是生產審美愉悅的機器。”[4]“革命機器”說也許是說明《講話》在世界得以廣泛流傳的最合適的概念:20世紀全世界的受壓迫和受剝削的底層民眾從事著旨在改變這個由西方制定的國際政治、經濟和文化秩序的各種各樣的艱苦卓絕的斗爭,這是改變世界的斗爭,而不是依照西方的思想依葫蘆畫瓢地解釋自己生活世界的斗爭,而文學是這個斗爭的一部分?!吨v話》徹底顛覆了西方的資產階級美學,它既是毛澤東本人創造性的產物,也可以說是當世界進入20世紀這個革命世紀的必然的產物,它來自于這個時代“革命機器”的生產實踐,最終被毛澤東表述為一套影響深遠的理論話語。

                          因此,《講話》的翻譯、出版和傳播的歷史也就是世界革命的歷史。若對這個問題缺乏深刻的理解,研究會迷失方向。舉例而言,漢學家杜博妮是西方研究《講話》的大家,她的著作《1943年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翻譯及其評論》在1980年成書后,分別于1992年和2020年兩度重版,其《講話》英譯被施拉姆收入10卷英文版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奠定了權威譯本的地位。[5]杜博妮的貢獻是批評了夏志清等人對《講話》的誤讀,并以《講話》的1943年版本為依據闡釋《講話》重要觀點的歷史起源。[6]杜博妮的工作盡管富有成效,但她犯依然了一個常見的錯誤,即她太關注《講話》在美國反共的漢學界的接受情況了。實際上,《講話》在美國漢學界接受的情況與《講話》在美國的深遠影響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只有把握住張旭東所說的“革命機器”這個概念,才能真正討論《講話》在美國的影響。在美國1960年代,傳播《講話》的“革命機器”是經歷了從和平到暴力革命方式轉變的波瀾壯闊的亞裔和非裔民權運動,正是在這個時期,《講話》被美國“新左翼”奉為與經典馬克思主義和蘇聯文藝極為不同的、可以真正指導文化革命的思想武器。美國學者比爾·馬倫說:

                          《毛主席語錄》最持久的影響也許不是在政治方面,而是在美國的左翼文化上面。第31節“文化與藝術”是非裔美國藝術家和亞裔美國藝術家們最常引用的部分,他們力圖從中發展出一套藝術推動社會變革的理論。特別有影響的段落來自毛在1942年5月所做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其鏗鏘有力的號召鼓舞藝術家們用文藝為大眾的斗爭服務。[7]

                          1967年,美國“革命行動運動”(Revolutionary Action Movement)領導人羅伯特·威廉姆斯(Robert Williams)正在中國流亡。在參加紀念《講話》誕生25周年的活動時,他高度肯定了《講話》的現實意義,呼吁非裔美國藝術家們用“我們全部的文藝為大眾服務”,并將“革命文化”作為革命陣線的一個重要部分。[8]美國華裔音樂家、民權運動者侯維翰(Fred Ho)與比爾·馬倫合編了《非裔的亞洲——非裔和亞裔美國人之間的革命政治和文化的紐帶》,并撰寫了重要文章《毛與中國革命對在東海岸的黑人解放運動以及亞裔運動的指導意義》,[9]文章開宗明義提出,毛領導的中國革命是第三世界的革命,與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有著本質的區別。這是因為,“中國也曾遭受西歐和日本的殖民統治”、“和俄國以及西歐國家比,中國的產業無產階級數量極少”、“中國人民同樣受到種族歧視。”[10]侯維翰指出,馬克思提出了“亞細亞生產方式”以解釋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的原因,只能說明馬克思沒有能力很好解釋歐洲之外的社會經濟情況。[11]由此,作者提出他對中國革命性質的理解:“中國革命無法由具有歐洲中心主義色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解釋。它是由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革命,領袖毛澤東提出了統一戰線的理論來反抗帝國主義,領導中國經歷民族和民主革命進入社會主義。”[12]在侯維翰看來,毛澤東的第三世界革命理論核心是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獨立運動,并非階級斗爭,這樣的理論為亞裔和非裔的獨特身份認同、反抗白人的統治和文化同化奠定了基礎。

                          毛主席在延安

                          在美國,真正理解《講話》的重要性的是這些打造“革命機器”的革命者。是這些人把《講話》的精神散布在美國正統學術界之外,讓它和廣大的亞裔和非裔民族解放斗爭聯系在一起,讓《講話》從美國傳到非洲,進一步參與到那個地區的革命斗爭中去。這或許才是《講話》的世界歷史意義:它構想了與資本主義文藝完全不同的一種文藝,這種文藝是知識分子和大眾結合的產物,是改變一個不公正社會的行動。毛澤東的《講話》的價值存在于具體的革命行動之中,它不僅僅是發生在學術界和思想界的一場爭鳴,因此,傳統的“影響研究”是無法研究《講話》的。事實是,《講話》的革命立場和斗爭精神已經轉化在世界各個地區的斗爭實踐中了,在斗爭實踐中,這些地區逐步發展出自己的革命文藝思想,《講話》的名字也許不再提及,但其精神遺產卻無處不在。這是在今日非洲常見的景象:反抗無處不在,革命機器在高效地運作,但《講話》的名字鮮被提及。我們只有從漫長的歷史時間來看,才能知道,第三世界的革命和反抗的精神無不閃爍著《講話》的精魂。

                          二 《講話》在非洲傳播的途徑

                          《講話》是如何傳播到非洲的?又對非洲作家和文學理論產生了怎樣的影響?這是下文要探討的問題。

                          何時和如何傳播到非洲是一個尚未被充分研究的問題。筆者依據現有的材料,只能籠統地指出,《講話》進入非洲至少有兩條途徑。第一條,通過美國非裔民權運動傳播到非洲,這里面的一個主要人物是尼日利亞社會學家歐瑪福姆·弗賴迪·奧貢卡(Omafume F. Onoge)。在1960年代大部分時間里他都在美國學習,并于1970年獲得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他在美國一些學校任過教,也曾在坦桑尼亞和尼日利亞的高校任教。他的《現代非洲文學里的意識危機》(1974)是富有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文學論文,其思想明顯受到《講話》的影響。第二條路徑則是《講話》以語錄體的方式隨《毛主席語錄》而流傳入非洲,這里面最明顯的例子是坦桑尼亞。據普里亞·拉爾(Priya Lal),在1967年,《毛主席語錄》被翻譯成斯瓦西里語,隨同它的英譯本一起進入書店營銷體系,售價為一先令一本(當時屬低廉的售價)。一些坦桑尼亞大報刊如《民族主義者》刊登了促銷廣告,國家圖書館也有藏本。因為鄉間民眾識字率低下,尼雷爾政府便利用廣播將《毛主席語錄》普及到農村。[13]1967年是坦桑尼亞一個特殊年份,尼雷爾在這一年頒布了“阿魯沙宣言”,宣布走自力更生的社會主義道路。這份綱領性文件“借鑒了中國的發展模式,采用了‘長征’、‘文化革命’這些修辭,并以毛主義的三個關鍵思想即自給自足、大眾政治和農民優先為原則” 。[14]在坦桑尼亞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中,坦桑尼亞政府是如何組織文藝創作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講話》在其中發揮了怎樣的影響?這些都是值得國內的斯瓦西里語學者研究的課題。但我們從一些坦桑尼亞文學創作的狀況看,也能夠感受到《講話》和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學對坦桑尼亞的影響。舉例而言,恩丹格魯《約拉的雄獅》[15]是一部描寫坦桑尼亞“合作社”的故事,它塑造了一個類似梁生寶式的農村建設帶頭人的英雄形象,在小說中,“領路人”蓋東·利力姆巴(Gaidon Lilimba)作風清廉,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緊緊依靠群眾和各種落后的思想做斗爭,帶領村民走集體化道路,這些內容無不顯示出這部作品與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學的親緣性。另外,來自坦桑尼亞桑給巴爾島的兩位作家的作品也與中國革命文學有著種種“神似”。沙飛·亞當·沙飛的《福阿德老爺的房子》和薩義德·艾哈邁德·穆罕默德的《苦蜜》描寫了桑給巴爾1964年革命進程,刻畫了黑白鮮明的正面和反面人物,也特別描寫了中間人物,他們在革命中接受再教育,思想發生了積極的轉變,斗爭意識逐漸加強。小說所強調的社會矛盾也從民族矛盾轉移到階級矛盾。[16]正是在這些文本中,我們能看到《講話》和中國革命文學的影子。

                          各種外文版本的《毛主席語錄》

                          毛主席語錄英文版

                          《講話》是如何從美國和歐洲傳播到非洲的?又如何以《毛主席語錄》的形式直接在非洲國家傳播的?這其實代表著兩條性質不同的傳播路徑。第一條是折射路徑:《講話》先在西方的左翼知識界發生了影響,來到西方學習的非洲知識分子接觸到了講話,并將之傳入非洲。第二條路徑則更為直接,是中國的影響力輻射到非洲的結果。在非洲(這里指撒哈拉以南非洲),《講話》和蘇聯的文藝理論以及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處于何種競爭的關系?蘇聯內部的文藝斗爭的復雜性是如何被非洲作家和文學理論家反思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是什么時候進入非洲的?非洲知識界是如何協調馬克思主義文藝的階級論和非洲民族革命之根本思想——泛非主義的?這些問題都是在研究《講話》需要呈現的歷史語境。此外,具有深遠意義的1955年萬隆會議、1958年亞非作家會議以及隨后由蘇聯主導的亞非作家協會的刊物《荷花》(Lotus)雜志對研究《講話》的傳播或“壓制”都是無法忽略的語境。

                          就目前掌握的極其有限的資料看,我們提出如下幾點看法,并在余文對這些看法做一些說明。第一,我們認為,《講話》在非洲的民族獨立與解放運動中似乎沒有發生過什么影響,也就是說在1960年代《講話》似乎并未進入非洲作家和評論家們的視野。1960年代末,非洲一些國家解決了民族獨立問題之后隨即進入了所謂的“新殖民主義”時期[17],此時,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形成以及社會極速貧富分化使得原來的民族主義者逐漸左傾,階級分析成為左翼知識分子分析社會的武器,在這個背景下,《講話》所強調的“文藝的階級性”開始受到非洲知識分子的特別重視。第二,在1970年代,非洲知識界的馬克思主義陣營主要集中在尼日利亞伊巴丹大學和坦桑尼亞達拉斯薩拉姆大學。這些左翼圈子受到“西方馬克思主義”(俗稱“西馬”)理論的控制,而有意無意貶低《講話》的獨創性,在這個西馬視野中,非洲文學被理解為知識分子批判資本主義的武器而非有機地指導底層運動的一個“革命機器”,這樣便造成“啟蒙”和“革命”的目標的分離,或者,按照張旭東的概念,馬克思主義運動局限在知識分子圈子內,“知識啟蒙”無法上升到《講話》所要求的“普遍的啟蒙”;第三,《講話》真正發揮影響力的地方可能是經過武裝斗爭洗禮和革命政黨建設的非洲地區,這些地區主要是前葡萄牙殖民地如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等、津巴布韋,也包括發生了茅茅運動的肯尼亞,后者產生了恩古吉(Ngugi wa Thiong’o)這樣卓越的非洲“毛主義者”。這個地區的文學我稱為非洲的革命文學,并在《從“民族問題”但“后民族問題”——對西方非洲文學研究的兩個“時代”的分析與批評》有過初步討論;[18]第四,《講話》中的一些觀點受到重視,這些觀點包括:文藝的階級性、文學的藝術性和政治性的統一、文藝的大眾化(普及)、作家的態度、文藝是工農(缺“兵”)文藝、文學為誰而做、文學的語言等問題。文學研究不從西方美學理論出發,而從實際斗爭需要出發以研究具體的問題,是毛澤東美學的基本原則,這點對于非洲文藝理論家的影響是深遠的。其實,非洲文藝理論家們很難提出一套關于非洲文學的美學原則,從一開始,非洲文學就被“何謂非洲文學”、“誰是非洲作家”、“使用殖民語言還是本土語言”這些基本問題所困惑,因此,非洲文藝家們對《講話》提出的從實踐中思考具體文學創作問題的方法天然地沒有距離。正是這種“天生的熟悉”讓我們看到了第三世界文藝的最基本的相似之處,它們是為了改寫西方的文藝原則而生的文藝。

                          第三世界的文學或許是一個過于寬泛的概念,不同國家的文學實踐面對的是不同的社會矛盾和文化困境。但它們又有一個共同的核心內容,即農民作為一個階級在現代社會中的歷史命運和出路。如果將農民作為“革命機器”的主體,那革命文藝與西方資產階級文藝一定是一副完全不同的樣子。農民的“進步性”和“保守性”提出了革命先鋒隊的領導作用、以及知識分子與農民的關系等深刻問題。這些問題不是沒有被非洲的卓越知識分子們所意識到,比如法農,他提出了“大地的苦難者”這個概念,它指占非洲90%的被壓迫者,這個概念超越了宗教、文化和部落的差異性,構建了一個非洲底層共同體想象。[19]和“大地的苦難者”相對的是“民族資產階級”,也就是法農最表示懷疑的西化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精英。法農構建的這個思想傳統對非洲左翼知識分子產生的影響是決定性的,它是連接肯尼亞大作家恩古吉和《講話》的思想和精神的紐帶。但是,即使在法農那里,政黨作為領導農民階級的先鋒隊的作用依然沒有被強調,這說明非洲的現代政治的形態從整體上說十分不同于蘇、中政治模式。加納是非洲第一個獨立的國家,但恩庫魯瑪領導的人民大會黨更像是一個大眾黨而非革命黨。在非洲的現代政治條件下,除了葡語殖民地的革命之外,大多數國家的政黨無力制定文藝路線,文藝獨立于政黨政治是一個顯著現象。這既有政黨與民眾脫離的原因,也有非洲文藝家們從蘇聯那里得到的教訓。非洲左翼作家因此具有一副雙面面孔:在思想上尋求和工農的結合,在藝術上,則要求個性的獨立。這是我們理解非洲左翼文藝運動的關鍵線索。在本質上,非洲現代文藝是知識分子自我的批判,是在缺乏革命黨的領導和革命文藝制度保障情況下進行的,因為這個原因,非左翼知識分子陣營是極其不穩定,只能以碎片化狀態存在。

                          Frantz Fanon.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Richard Philcox.Trans.) ,

                          Grove Press, 2005.

                          三 非洲左翼知識界對《講話》的解讀

                          第三世界文學的本質是社會底層階級要求革命的文學表述。在非洲,黑人受到的壓迫并不完全是階級的,而且也是種族的,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一種階級和種族相結合的壓迫模式。整個非洲的20世紀歷史呈現了三個階段的反抗形態。在60年代之前,是黑人反抗白人政權爭取民族獨立的時期。這是第一個階段。在革命成功后的新殖民主義條件下,非洲大部分國家出現了嚴重的內戰和獨裁統治,種族壓迫變成了階級壓迫,反抗黑人統治階層爭取社會民主變革成了非洲第二個階段的革命目標。非洲現代文學的第一個階段與爭取民族獨立的總目標是一致的,這部分文學曾在60年代被部分地譯介到中國來。非洲文學的第二個階段與國內的階級斗爭的形勢相一致。非洲文學的第三個階段發生在全球化時代。

                          1959年5月15日,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紫光閣接見

                          來自亞非拉16個國家和地區的青年朋友。

                          文學家和藝術家們為民族獨立運動所做的主要貢獻是,第一,促進了非洲民族主義和泛非意識的誕生,這個工作始自30年代在法國留學的“黑人性運動”,這群中產階級的黑人知識分子在異國他鄉的留學中生出了強烈的“鄉愁”與文化尋根愿望,他們將尋找丟失的“黑人性”(即黑人的文化精神)作為文學的使命,因此促進了非洲民族意識的自覺。塞內加爾第一任總統桑戈爾是“黑人性運動”的主要發起者之一,建國之后,他在塞內加爾推行非洲的現代主義文藝運動,這種運動以歐洲現代主義所使用的神話體系為方法,為新確立的民族國家提供超歷史的敘事。

                          從60年代開始,欽努阿·阿契貝(Chinua Achebe)這代非洲作家開始贏得世界聲譽,他們工作的重點是改寫在西方作家筆下扭曲了的非洲形象,重新喚醒非洲讀者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覺。被譽為“現代非洲文學之父”的阿契貝曾寫過不少文章,闡述第一代非洲現代作家的歷史使命,那就是寫出和康拉德《黑暗的心》截然不同的描寫非洲生活的小說。他尖銳地批評西方人描寫非洲的小說不把非洲人看作真正的人:非洲在這類小說里不過是“一套裝置與背景,非洲人性的要素是不存在的。非洲被縮減為形而上的抽象戰場,是游蕩于其中的歐洲人的致命危險。難道有誰看不出幸福的歐洲的變態的傲慢嗎?他們把非洲當成道具去給自己狹隘的頭腦注入一點想象的活力。這還不是問題之所在。這種態度持續地使其筆下的非洲人看起來沒有人性。這類不把另一個人種當人看的小說能算偉大的小說嗎”? [21]因此,在阿契貝看來,非洲作家必須是讀者的老師,他必須通過文學教育公民,“讓我的社會重新獲得自信,拋棄長期形成的自卑和自賤的心理”。[22]阿契貝認為非洲文學的本質是一種人學。他的觀點比起他的前輩由法語區黑人藝術家和思想家倡導的“黑人性”文學有了新的發展。

                          欽努阿·阿契貝(Chinua Achebe,1930-2013)

                          當以阿契貝為代表的第二代作家出現時,“黑人性”已成為塞內加爾官方文藝樣態,它阻礙著反映現實生活、批判社會黑暗面的文學的產生。1962年,第一次非洲英語文學大會在烏干達召開,“黑人性”被認為是反動的和保守文藝主張而遭到批判。與會者認為,黑人性文藝滿足了西方對非洲的風俗奇異化的好奇,缺乏深刻的現實基礎。這場會議深遠的一個意義是,它迅速終結了“非洲作家”和新建立的國家意識形態的蜜月期,知識分子轉而成為政府的批判者。在沒有通過暴力革命而建立政權的非洲國家里,知識分子和政府、文人寫作和國家的文化政策相互脫節。這樣,《講話》中確立的文藝的“黨性”原則和“知識分子和人民大眾相結合”所依靠的體制保障失去憑據。知識分子和民眾的結合(做民眾的老師以及民眾的學生)只能是知識分子的自發行為。這一狀況貫穿于這個時期的啟蒙文學和隨后的革命文學運動之中。

                          20世紀60年代后期,從非洲成長起來的第二代作家開始登上歷史舞臺,他們看到的是獨立后的非洲社會面臨巨大的貧富差距,新出現的權貴階層與西方資本勾結,侵吞國家財富,民眾無法享受應有的政治和經濟權利。這個時候,非洲的階級的意識開始形成。尼日利亞第二代作家兼文學研究者坦紐·奧杰迪(Tanure Ojaide)為我們描述了1970年代伊巴丹大學激進的氛圍:

                          學生非常積極地參與政治。1969年,格博拉迪·奧斯諾沃(Gbolade Osinowo)當選為學生會主席,因為他以“革命”為競選口號,所以得到學生們的支持,當時學生們寄希望于國家層面的變革。許多次,學生們來到當時的首都拉各斯抗議西方對非洲事物的干預,其中有一次是抗議西方在幾內亞比紹制造了流產的政變。1970年博伊·阿甘比阿迪(Boy Agunbiade)贏得學生工會的主席席位,他被稱呼為“毛主席”。每次別人喊他“毛主席”,他便回答“為人民服務”。[23]

                          在文學領域,以南非的拉古瑪(Alex La Guma)、肯尼亞的恩古吉和塞內加爾的烏斯曼·塞姆班(Ousmane Sembene)為首的以馬克思階級論為分析社會問題方法的文學寫作登上歷史舞臺。恩古吉在《我生活里的亞洲》一文中,點到了毛澤東對非洲知識界的影響力:“盡管毛澤東從沒來過非洲,他的思想卻是成為后殖民時期非洲思想論證的一部分。他對中國社會階級的分析比歐洲馬克思主義模式更符合非洲后殖民時期的社會現實??送呙?middot;恩克魯瑪的《非洲的階級斗爭》一書到處可見毛的影響。[恩庫魯瑪從毛澤東的分析中借來的對]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區分,將前者看成國外資本的爪牙,將后者看成民族資本的擁有者已經成為政治理論和發展研究領域的一個分析框架。”[24]

                          恩古吉小說《肖先生》書封

                          恩古吉的政治思想和文學思想能看出來受到毛澤東的很大影響,毛澤東的“百花齊放”、“文藝為誰”、作者的“態度”、“立場”、文藝的“階級性”都是恩古吉思考非洲文學問題的關鍵詞,體現在他各個時期的思想論著中。比如在《移動中心:文化自由之戰》里,有一節起名為“創造一個百花齊放的空間”;[25]在《語言的解殖》一書中,恩古吉描述了自己從迷戀英語寫作到決定使用自己的母語吉庫尤語為自己族人寫作的態度的轉變。[26]和阿契貝、索因卡、庫切和古爾納等非洲大作家相比,恩古吉是唯一的在戰后左翼國際主義文化語境中成長起來的非洲大作家。令人遺憾的是,即使恩古吉在1977年發表《血瓣》后宣稱未來的文學作品全部改用吉庫尤語寫作,即使在1981年《語言的解殖》一書中更進一步宣布今后文學思想評論也將使用吉庫尤語寫作,我們除了欽佩作者在文學大眾化方向上所做的巨大努力外,我們也不能不感嘆,個體作家的努力是多么微不足道。在沒有國家推動本土語文學運動、培育本土語文學市場、經典化本土語作品、讓本土語文學進入中小學教學體系的情況下,非洲的本土語創造的匱乏狀態至今沒有什么實質性改變。

                          在文藝研究領域,有一些著作受到了《講話》的影響,我們知道的主要著作有:古杰爾伯格《馬克思主義與非洲文學》、[27]恩格拉《非洲小說里的藝術性和意識形態》、[28]恩格拉《非洲詩歌的形式和意識形態》[29]和阿姆達《非洲文學理論》等。[30]

                          出版于1985年的《馬克思主義與非洲文學》是第一部非洲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論集。這是一部精英的著作,里面的著者主要為在非洲大學任教的大學教授,他們認為自己在從事一場思想領域的論戰,論戰的對手只有一個,就是當時聲名如日中天的尼日利亞作家索因卡。頗為嘲諷的是,本書出版一年后,索因卡即贏得諾貝爾文學獎。左翼評論家圍剿索因卡,是因為他們要建立一個非洲(含非裔)左翼思想和文學經典序列,進入這個紅色傳統序列的包括幾內亞比紹和佛得角革命的政治領袖阿米爾卡·卡布拉爾(Amilcar Cabral)、美國黑人藝術運動領袖阿米里·巴拉卡(Amiri Baraka)、坦桑尼亞劇作家易卜拉辛·侯賽因(Ebrahim Hussein)、肯尼亞小說家恩古吉、塞內加爾的小說家和導演烏斯曼·塞姆班、南非小說家拉古瑪等人。這些人物是最先被經典化的左翼思想家和文學家。他們的對立面是被古杰爾伯格稱為非洲的龐德和非洲的艾略特的索因卡。他抨擊索因卡晦澀難懂的現代主義風格和非洲的人民脫節,他的作品起到神化種族和掩蓋階級矛盾的作用。

                         

                          恩吉古著作掠影

                          古杰爾伯格是一位美國學者,他在1976—1977年期間在尼日利亞工作,他自己并不是非洲文學研究的專家。他來到尼日利亞似乎帶著一個使命,就是發現存在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現實,并將之納入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以形成一個馬克思主義在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連續發展的歷史。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文論家,他有兩個基本的文藝觀。第一,他否定政黨對文學的管理,反對政黨給文學家命題作文,也就是強調文學相對政黨的獨立性。他特別說明列寧的1905年的著作《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并沒有主張政黨可以干預文學創作的主題和形式,因此,日丹諾夫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主張有悖于列寧的原則。第三世界的左翼文藝應該既不同于西方的資產階級的現代主義文學,也不同于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第三世界文學的基本形式是布萊希特所創立的現代主義,一個通過間離效果來引起讀者對資本主義反思的文藝。

                          我們不難看出,古爾杰伯格所談論的并不是第三世界的革命文學,而是反思和批判的文學。在這個視角下,《講話》并無特殊的意義。他發出的主張是非常歐洲中心主義的,要求非洲的文藝工作者從斯大林回到列寧,從盧卡契回到布萊希特。收錄在《馬克思主義與非洲文學》的文章作者的左翼思想其實是很混雜的,有列寧主義者、法農主義者、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擁護者,也有分不清通俗文學和批判文學關系的學者。這充分說明在缺乏自身的無產階級政黨的指導、在西方左翼的干擾下,非洲左翼文藝理論家們缺少自己的獨創性。

                          我們主要討論一下《馬克思主義與非洲文學》中影響最大的一篇文章《非洲文學中的意識危機》。作者奧貢戈可以說是本書作者中最為深刻地理解《講話》的學者。他深刻地抓住《講話》的精髓,即視講話為一篇革命文學理論的圣經,而不是西方批判理論的翻版。在這種理解下,他也準確地把握住《講話》提出的思考革命文學的起點:為誰寫作?作者說:“因此,毛認為,革命的藝術家們首要面對的問題是‘為誰寫作’的問題?從革命者的角度看,完美藝術的政治標準就是服務于人民反抗壓迫的斗爭。”[31]這里奧貢戈所謂的“人民”指投身于反抗西方帝國主義統治的亞非拉人民。他的這篇文章實際上將非洲現階段的反帝和反非洲民族資產階級的斗爭視為第三世界整體斗爭的一部分。他認為這個階段和1960年代非洲獨立運動有著本質的區別,區別之一就是,此時發生在新幾內亞比紹和南部非洲的武裝革命和1960年代的民族主義運動截然不同,后者以憲政主義方式與西方殖民者達成妥協,和平立國,新獨立的非洲政府則迅速淪為西方代理人,而在葡語殖民地爆發的革命則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革命,它將在非洲建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原則的社會主義,從而不再重復過去走過的非洲社會主義道路。奧貢戈說:“發生在新幾內亞比紹和南部非洲的解放運動已經避開了自殺性的憲政主義迷障,后者吸盡了1960年代早期獨立運動的熱血。與過去不同,今天的反殖斗爭是在進步的革命理論指導下的武裝革命。”

                          《十全九美》書封

                          新階段的革命文學是一種階級斗爭的文學,它否定無差別的普遍人性論,強調革命文藝是為被壓迫階級服務的。奧貢戈特別看重《講話》的這方面的觀點,他也重點引用了《講話》的這段話:“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里就只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么超階級的人性。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的人性,人民大眾的人性,而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則主張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人性,不過他們口頭不這樣說,卻說成為唯一的人性。”

                          當奧貢戈把革命文藝看成一部革命機器的時候,他可以看到中國革命和非洲革命的關系,兩者都屬于亞非拉第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個第三世界并沒有共同的本質,只有共同的實踐、共同的斗爭。奧貢戈從毛澤東的實踐論而不是西方哲學的本質論來認識第三世界的共同性。他說:“當前的非洲藝術家們有了獲取思想進步的最大可能性。若干年前,在[與非洲]相似的革命環境下,毛澤東告誡中國的作家和知識分子道:‘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里固有的嗎?不是。’正確思想的源泉不是來自異教徒的迷信傳說。相反,包括藝術觀念在內的所有觀念是社會實踐的產物。”

                          這個革命機器要斗爭的敵人是“處于熱鍋上的螞蟻”的非洲資產階級,因為他們是非洲社會主義道路的阻力。革命文藝的藝術性是“革命機器”的一個內在的質量,他引用《講話》稱,衡量革命文藝的標準是政治性和藝術性的結合。

                          奧貢戈的第三世界革命文藝觀與古爾杰伯格所推崇的布萊希特批判資本主義的文藝觀的差別一目了然:兩人同時都批判索因卡,認為后者用藝術構建了一個永恒的非洲神話系統從而阻礙了對非洲資本主義剝削本質的認識。兩者的差別是,奧貢戈試圖在社會實踐的層面上理解索因卡的錯誤,試圖分析索因卡的“神話”寫作背后的體制原因,這樣就可以找到知識精英和大眾隔離的根本原因。他在文章中總結了四個方面的原因:第一是殖民語言和大眾語言的隔離。用英語、法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語等語言創造出的非洲現代文學是不能為大眾所理解的,它只是少數西化精英的文學;第二是精英和大眾的隔離。大眾識字率非常低,因此,如果文學不能口語化,不能表演,根本無法進入大眾的文化生活;第三就是教育系統完全沿襲殖民教育,使得學生在大學接觸不到非洲作家作品,只閱讀由利維斯等制定的英國偉大經典;第四個隔絕就是出版業完全由西方出版商控制,他們的意識形態決定和影響了年輕作者的寫作傾向,革命作品幾乎沒有發表的地方。為了打破這隔絕狀況,“為誰寫作的問題”才成為緊迫的問題。這才有了奧貢戈對毛澤東《講話》認同的社會和歷史前提。而古爾杰伯格沒有能力像奧貢戈一樣做出體制層面的分析,因此他理解的“文藝為誰”的問題是布萊希特式的,在理解非洲文學問題上顯得比較抽象。

                          奧貢戈的文章以“意識”為題目,如毛澤東一樣,凸顯了意識的能動性而不是反映論。這顯示作者清醒地認識到非洲的現實并沒有產生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寫作的條件,非洲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只能是進步作家意識升華的產物。

                          這篇文章一開始就論述了非洲文學意識轉變的幾個時期,作者采用歷史分期和理論分期兩種框架來描述。歷史分期強調非洲文學在非洲獨立運動中和后獨立時期的顯著差異。他特別指出,第一歷史時期文藝家的貢獻是建立非洲文化的自豪感,錯誤是將自己的傳統文化過于浪漫化,形成了文化本質主義,這樣,階級斗爭的意識就被壓制下來。第二個歷史時期,產生了各種意識形態,但主要可以歸于兩個,一個是批判現實主義,另一個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批判現實主義的代表為尼日利亞的索因卡和阿契貝。這里,奧貢戈并沒有將索因卡妖魔化,而是肯定其著作中的現實主義成分。他的文章最后呼吁,當前非洲文學創作的方向,是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為基礎的革命文學,這就是以恩古吉為代表的第三世界的階級斗爭的文學。

                          奧貢戈代表了1970年代非洲左翼知識界將毛澤東思想、法農理論和萬隆精神結合起來的傾向,如果仔細看一下奧貢戈對非洲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特點的總結,我們會發現它和毛澤東《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斗爭的聲明》里面的思想遙相呼應。他總結非洲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有如下5個特點。第一,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者認為,所有社會問題的解決在于清算資本主義國家體制;第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家必須在殖民主義制度里解釋資產階級剝削關系形成過程,同時要高度重視非洲國家的買辦資產階級的反動和腐朽性;第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家寫作主題不是抽象普遍的人性,而是為80%的勞苦大眾服務;第四,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家必須樂觀,必須相信廣大的民眾是改變社會的力量。他們要描寫農民反抗、雇員協會和工人罷工等種種社會運動,并揭示新社會不可阻擋地正在來臨;第五,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必須是泛非主義運動,具有國際無產階級的世界觀。

                          《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斗爭的聲明

                          堅決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正義斗爭

                          宣傳海報

                          四 結語

                          在革命過后的全球化時代,《講話》在非洲還有意義嗎?從桑給巴爾流亡到英國的古爾納去年獲得諾別爾文學獎,他的小說提供了歐洲知識界樂于看到的對于印度洋流域“前現代”的“世界主義”文化的再想象,這個想象的前提是這種世界主義已經被西方的殖民統治和隨后興起的民族國家運動以及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扼殺了。重回傳統,為的是批判和否定霸權主義和革命。古爾納對桑給巴爾的革命史的描寫集中在小說《海邊》(By the Sea)和《絕妙的沉默》(Admiring Silence)中, [32]在這兩部小說,讀者看到的不是革命歷史發生的過程,而是一幅幅陰暗的暴力畫面。他的小說暗示,由英國扶持的阿拉伯人在桑給巴爾統治其實是不壞的選擇,至少好于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古爾納是索因卡文學的繼承者,他企圖用一個關于世界主義的新的“神話”來遮蓋發生革命前夕的各種社會矛盾。在這個時候,非洲還有革命的遺產以批判古爾納的文學嗎?[33]

                          Abdulrazak Gurnah, By The Sea, Bloomsbury Pub Ltd, 2002

                          Admiring Silence,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22

                          2015年,我在南非金山大學訪學期間,曾上過一門非洲文學討論課。課上討論了南非女作家黑德(Bessie Head)的一些作品,授課老師引導大家討論黑德晚年對博茨瓦納民間故事再整理工作。討論在我看來進行得非常不得要領。因為,黑德的努力不過是用英語重寫博茲瓦納的民間故事,而且期待讀者是知識分子。黑德所做的工作很像是人類學家對民間文化的整理工作,是知識分子走向民間的尋根努力。從為什么人的角度看,黑德的工作需要高度尊敬但也要批判地看待,她工作的目的是在民間傳統為現代西化非洲知識分子找一條出路。我當時提到了《講話》。我的發言引起一名四年級本科生對《講話》表示了極大興趣。他發言說“為什么人”是非洲文學必須面對的問題。是為白人寫,還是為黑人寫;是為中產階級寫,還是為底層人民寫,都非常關鍵。隨后我了解到,他年紀輕輕已經加入了非洲目前最激進的革命黨組織——“經濟自由戰士”。這個黨正因為表示代表黑人窮人的利益而獲得底層支持,是草根黨,口號是將所有白人趕出南非,重新收回土地分配給農民。這個黨吸引了許多底層的青年,這位學生就是其中之一。我當時就感到,只有真正在底層進發動群眾斗爭、走群眾路線的黨才會理解《講話》的重要意義。

                          2022年,我從南非的一個叫“國際勞工研究和信息集團”的工會組織(ILRIG)中得到了一幅年歷,這個年歷上的每一個月份都包含一個非洲女性斗爭的歷史事件,并配有插圖,是由“藝術家證明工作室”制作的,插圖具有木刻風格,屬于油氈浮雕的印刷繪圖,入木三分地展示了黑人婦女斗爭的精神,這就是奧貢戈暢想的政治性和藝術性的結合典范。雖然這幅年歷的文字說明也沒有提到《講話》,但我還是能夠感受到字里行間和《講話》所共鳴的那種革命的精神。

                          這個年歷只是一個全球化時代底層民眾反抗各種各樣壓迫的一個例子。在全球化時代,由于政黨政治的式微,民族國家體制在第三世界運行時出現了不少弊端,反抗的“革命機器”正向著去中心化、去政黨化、民間化方向發展。哈特和奈格里在2000年出版的《帝國》將這種缺乏關聯、或者他們稱之為的“無法溝通”的全球碎片化的反抗贊美為最有力的反抗形式,因為每一個單獨的反抗由于無法橫向關聯,必然將所有的力量向著縱深的帝國的要害擊去。[34]這種天真的想法在他們2019年紀念《帝國》出版20周年的采訪中已有所改變。他們重新思考組織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也意識到革命力量之間的聯盟的重要性。雖然還有距離,但這種認識已經和中國革命勝利的經驗接近不少。[35]他們接受采訪之后,國際上反全球化運動進入高潮,民族國家的重要性被重新提及。但是中國的經驗似乎在向世界證明,全球化和民族國家的組織能力不是相悖的兩回事,兩者的結合,而不是非此即彼,才是第三世界發展的模式。

                          今日非洲的革命期待有能力政黨的堅定領導、期待知識分子和大眾的結合、期待堅持一種社會主義理想。這也是《講話》留給我們的意義。

                          在紀念《講話》誕生的80周年之際,我們認為,《講話》的意義遠遠超過中國的革命語境。將《講話》從中國腹地移向亞非拉廣袤大地,把它的中國內涵在第三世界反帝反殖的斗爭歷史中展開,我們才可以準確看到《講話》的歷史位置——《講話》其實是第三世界反抗文學最為系統的理論表述。

                          注釋:

                          [1] 劉忠:《〈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國外的譯介與評價》,《中州大學學報》2007年第3期。

                          [2] 魏然:《在筆與槍之間:《講話》在阿根廷的閱讀與挪用》,《文藝理論與批評》2019年第3期。

                          [3] 李大可、全炯?。骸睹珴蓶|〈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1980年代韓國的譯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10期。

                          [4] 張旭東:《“革命機器”與“普遍的啟蒙”——〈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歷史語境及政治哲學內涵再思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4期。

                          [5] 鄧海麗:《杜博妮英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副文本研究》,《文學評論》2021年3期,第72頁。

                          [6] Bonnie S. McDougall, Mao Zedong’s “Talks at the Yan’an Conference on Liteature and Art”: A Translation of the 1943 Text with Commentary, universit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0.

                          [7] Bill Mullen, “By the book: 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and the making of Afro—Asian radicalism, 1966—1975”, C. Cook, ed, Mao’s Little Red Book: A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260.

                          [8] Bill Mullen, “By the book: 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and the making of Afro—Asian radicalism, 1966—1975”,p.206.

                          [9] Fred Ho, “The Inspiration of 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n the Black Liberation Movement and the Asian Movement on the East Coast”, Afro Asia: Revolutionary Political & Cultural Connections Between African Americans & Asian Americans, Fred Ho, Bill Mullen, ed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55—164

                          [10] Fred Ho, “The Inspiration of 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n the Black Liberation Movement and the Asian Movement on the East Coast”,pp.155-156.

                          [11] Fred Ho, “The Inspiration of 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n the Black Liberation Movement and the Asian Movement on the East Coast”,p.156.

                          [12] Fred Ho, “The Inspiration of 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n the Black Liberation Movement and the Asian Movement on the East Coast”,p.156.

                          [13] Priya Lal, “Maoism in Tanzania: Material connections and shared imaginaries”, Alexander C. Cook, ed, Mao’s Little Red Boo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97.

                          [14] Priya Lal, “Maoism in Tanzania: Material connections and shared imaginaries”,pp.96-97.

                          [15] S. Ndunguru, The Lion of Yola, Dar es Salam: E&D Limited, 2004.

                          [16] 參見蔣暉:《從“后殖民”到“后文明”——古爾納〈海邊〉中的世界主義》,《外國文學研究》2022年第2期。

                          [17] Kwame Nkrumah, Neo—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5.

                          [18] 蔣暉:《從“民族問題”到“后民族問題”——對西方非洲文學研究兩個“時代”的分析與批評》,《文藝理論與批評》2019年第6期。

                          [19] 法農:《全世界受苦的人》,萬冰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

                          [20] 參見蔣暉:《關于非洲國家社會主義道路的幾點斷想》,《臺灣社會研究》2016年6月第103期。

                          [21] Chinua Achebe, “Chinua Achebe on Conrad’s Image of Africa” in BHarold Bloom, ed, Bloom’s Guides: Joseph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 Infobase Publishing, 2009, p. 79.

                          [22] Chinua Achebe, “The Novalist as Teacher, ” Chunia Achebe, Hopes and Impediments: Selected Essays, Anchor Books, 1990, p. 39.

                          [23] Tanure Ojaide, Indigeneity, Globalization, and African Literature, Personally Speaking,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124

                          [24] Ngugi wa Thiong’o, “Asia in My Life”, in Ngugi: Reflections on his Life and Writing, Simon Gikandi & Ndirangu Wachanga, eds, James Currey, 2018, p.198.

                          [25] Ngugi wa Thiong’o, Moving the Center: The Struggle for Cultural Freedoms, London: James Currey, 1993, p.12—25.

                          [26] Ngugi wa Thiong’o, Decolonizing the Mind, Zimbabwe Publishing House, 1981, Chapter 2 “The Language of African Theatre”.

                          [27] George M. Gugelberger, Marxism and African Literature, London: James Curey, 1985.

                          [28] Emmanuel Ngara, Art and Ideology in the African Novel: A Study of the Influencce of Marxism on Afican Writing,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85.

                          [29] Emmaneul Ngara, Ideology & Form in African Poetry: Implications for Communication, James Currey, 1990.

                          [30] Chidi Amuta, Theory of African Literature: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al Criticism, Zed Books, 2017.

                          [31] ?Omafume F.Onoge, “The Crisis of Consciousness in Modern African Literature:A Survey”,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an Studies,Vol.8,No.2(1974),pp.385—410.以下引文均出自該文,不再注明出處。

                          [32] Abdulrazak Gurnah, By The Sea, Bloomsbury Pub Ltd, 2002; Admiring Silence,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22

                          [33] 對古爾納《海邊》的革命歷史敘述的分析,見蔣暉:《從“后殖民”到“后文明”——古爾納〈海邊〉的世界主義》。

                          [34]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55.

                          [35]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Empire: Twnety Years On”, New Left Review, Nov/Dec 2019, https://newleftreview.org/issues/ii120/articles/empire—twenty—yea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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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拭目以待”到底是什么?這兩天就見分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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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佩洛西落地,重審幾個涉臺“流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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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佩洛西曾在東城被抓,老妖婆到底是不是女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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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反制剛開始:突進9海里、圍島戰訓;組合拳出擊、窮困弱臺
                        10. 感覺很屈辱
                        1. 與毛澤東、彭湃齊名的方志敏,他干革命的方式有多“另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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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反正也睡不著了,就問一下我們還有墻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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