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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田|毛主席革命路線及其主體解放空間:單位制的制度內涵及其對主體解放的兼容度考察

                        老田 · 2022-08-11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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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保留大范圍的協作和效率,另一方面,把人的工具化客體化的體驗盡可能緩和,把這兩個結合起來。整個人類歷史上也只有這么一份實踐比較深刻,也走的比較遠,就是中國革命。

                          【本文是受邀在動力溝通心理學2022年年會上所做的發言,經整理修訂而成?!?/p>

                          在動通的心理學年會發言,很有點惶恐不安,因為王老師的力邀,所以大著膽子來分享這個大課題。算是從外行角度,給各位深具實踐經驗的大咖,提供一點思考的材料。今天分享的內容,是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勾畫現代人的工作和生存處境所面臨的問題。而現代人的心理問題比較多,一個很大的原因,可能就是現代人的處境,跟傳統時代很不一樣,通常處在大范圍的集體協作中間,陷入工具化地位,由此充滿著客體化的體驗;這樣,人們在外部遭遇到的工作與生活困難,就會變成內在的心理壓力,還往往得不到紓解,堆積之下就會成為問題。

                          毛教員所領導的那一場革命,及其從內部創造的群眾覺悟和群眾路線努力方向,就是一個追求大范圍合作效率,同時也追求最大限度地兼容人的主體性的實踐道路,顯然,人們處在那樣的工作和生存境況之下,心理體驗會有很大很大的不同。這份實踐經驗并不完美,也存在著內部問題,后來人為地大面積終止了,但少量的遺留還存在,還繼續給人以不同的啟示和力量。

                        一、丁真是如何爆紅的:在傳統與現代之間

                          在這里講一個例子,去年四川理塘縣的丁真在網絡上爆紅。丁珍的生存方式、生產方式跟普通的城里人有非常大的差別;他是牧民的二代,打小跟隨父母放牧,一邊長大一邊學習。而牧民的生產方式,是從頭到尾可以自己做主,自己控制生產過程以及最后的產品,不需要領導來評判工作做的好還是壞。在這樣的社會里法理作用會很少,有形的權力也很少,外在的規則也很少,一切的生產和生活關系主要就是牧民自己完成調節,祖祖輩輩留下的傳統就能夠把各種利益和糾紛調節好。社會學家費孝通把這樣的一種生產狀態稱為“禮俗社會”。

                          這樣的前現代狀況,之所以還對現代人很有吸引力,丁真的故事能夠在網絡上爆紅,顯然,是在城市的小資白領階層中間得到很高的認可和接受。而他本身的生產與生存狀況,能夠免于服務于外在目標的工具地位,也可以免于客體化的體驗,這部分自主性或者主體性的存在,對現代都市人還有誘惑力?,F在在城市里面,不管是生活還是工作,從養育孩子、教育工作到生老病死,都受到外在力量的操控和主導,這與丁真那種單純的狀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丁真故事的背后,他生存于禮俗社會中間,在生產和生存過程中間免于工具地位和客體化的體驗,這對于心理健康而言,會有很多優勢。比方說我們今天的會議中間,大家都談到我們心里應該怎么來看問題,怎么看待我自己,怎么看待周圍的人,怎么看待對我們命運有重大影響和操控能力的那些權力、資本、政府、公司等,這些外在的強大力量,對于丁真來說都是沒有的。這個算不算自由?那當然也是。但是,在另外一個方面,對現代人來說,像丁真那種生存狀態,消費品找不到系統的市場供應,生活所需由自己生產,自己消費大部分牧產品,整個的生存狀況受到生產范圍的局限,還有大自然的限制。如果天氣不好,牧區冬天如果受暴雪襲擊的話,就還有可能遭遇到生存危機,四川省政府還有成都市政府經常干的一件事兒,就會在成都平原收農民的稻草運去給牧民,救他們的牲口,同時也由此去打救牧民。

                          這兩種截然有別的生存境況對比,還附帶產生了一個很大的問題,跟我們的心理狀況相關,這就是人生意義或者價值觀的生產問題。有一個很著名的西方社會學家韋伯,他說人是掛在自己編織意義之網上的動物,生存如何才顯得有意義,我們做的事情好還是壞,這些評價標準也不是偶然產生的,與我們生產和生活的狀況有很大關系;由資本和權力管控的今日社會,存在著外在的評價標準,這還只是一個起點,而標準要很好地起作用,還需要延伸到我們的內心深處去起作用,最后我自己認為做的好還是壞,看不看得起我自己,這個也很重要。外在的標準形成之后,最后還需要內部化,被人們自己吸納和應用。

                          隨著人的工具化和客體化,不管是外在的管理所應用的標準,還是我們自己應用于自我評價的標準,最后都與外在的生產方式和生存方式相關,跟我們人自身的需要透過怎么樣的生產體系來滿足有關。而對于人們自身的心理調節而言,這些標準在某些方面是契合的,但又不可能完全不契合,會由此產生很多挫敗、不安或者焦慮。只要一個社會,人還是處在工具地位和客體的地位上,在意義網絡生產方面,人自身也同樣被放置在對象的地位上來進行工具評價,這就是創造了一個異化社會——人們好像不是在為自己來活著是的。這種狀況下,就出現了大量的心理問題,各種不必要的矛盾和心理糾葛。權力、資本和大量外部力量,會以一種外在于甚至對立于自己的方式起作用。在這個社會的長期運作過程中間,它會形成一種價值觀,形成一種意義網絡,在一定程度上要深入到你的頭腦深處,來操控你,讓你自己認為就是這樣的,這樣,這個社會的規則才是可行的,實際上,這樣的價值觀和意義網絡,會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自己的掌控,也往往會造成各種心里不適和問題。

                          現代社會跟丁真的社會相比,確實有很多可取之處。為了生活方便,還有生產的效率,大范圍的協作不可避免,不管是工業、農業或者其他方面,都很需要通過分工協作,擴大技術和機械的應用范圍,提升產出和效率,而大范圍協作就存在著一個組織與權力的協調作用,這樣,就會出現了一個個體時刻面臨著管理權的作用。

                          二、毛主席革命路線:在兼容人民主體性的基礎上追求協作效率

                          既然大范圍協作不可避免,能不能兩者兼得?一方面保留大范圍的協作和效率,另一方面,把人的工具化客體化的體驗盡可能緩和,把這兩個結合起來。整個人類歷史上也只有這么一份實踐比較深刻,也走的比較遠,就是中國革命。

                          我們知道,毛主席領著秋收起義的殘兵敗將上井岡山的時候,就非常困難。如果沒有紅軍士兵自覺自愿參加革命的主動精神,投入勇敢的戰斗,如果沒有農民群眾自覺自愿地支持革命,支持紅軍,紅軍是不可能生存的。如果紅軍士兵也像白人士兵那樣,給錢才干活,有危險就躲,再加上武器裝備不行,力量也小,那就只能夠失敗。所以紅軍和根據地建設,就必須轉過來設計,在缺乏足夠的手段去強制士兵努力、去強制農民群眾的支持,這兩方面的強制能力都比較差;那就只能反過來,從尊重士兵、尊重農民群眾人格出發,激發他們的主人翁精神和主體性地位,從反面來兼容勞動者和士兵的主動性和創造性開始,去激發他們自覺自愿的高水平努力和支持,一句話,紅軍和根據地的成功,只能夠在兼容農民群眾和和紅軍士兵的主體性基礎上,才能夠找到出路。

                          群眾也好,士兵也好,如果他們覺得這場革命是為了我自己,革命的前途如果勝利了,我們大家都有改善,那么,這一場革命就是我們自己的事兒,那我們就要來主動和積極地支持它。所以,紅軍的管理,以及根據地建設,首先的努力方向,是要實現覺悟和自覺的努力,讓大多數人都有使命感,有方向感,知道我們要到哪兒去?我們的目標是什么?在這樣的基礎上,就可以一方面有大范圍的協作——就像紅軍的行軍作戰、對根據地征糧征兵,都是非常高度緊密的協作,而且協作的效率也非常高;另外一方面,經過大量的政治教育和紅軍連隊的民主建設,大家也不覺得我只是一個工具,不是一個不知道未來在哪里而僅僅被人作為工具去操控的人,個體努力方向與革命的整體目標,具有高度認同和一致,這樣,強制性的權力起作用就很少,轉而依賴自覺自愿的高水平努力。

                          這樣,革命的精神遺產,從強制能力不足開始,轉而爭取民眾和士兵的自覺努力,最后就變成了一個結合人民主體性的高效率協作道路——既可以實現大范圍分工協作的效率,同時也也保留人們自己的主體地位和主人翁地位,避免陷入工具地位和客體化體驗。

                          革命時代,在尊重人民主體性地位的基礎上,去尋求自覺的高水平努力的路徑,把追求協作效率和避免工具化地位兩個方面結合起來,當初是有很多不得已的因素起作用的。這里我引用了毛教員的三段話,這三段話第一段是1958年講的。1958年之所以需要重新回顧革命時代的經驗,原因在于:1956年蘇東國家官民嚴重沖突的教訓,1957年毛主席《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講話受到黨外歡迎但在官場則遭遇到冷遇,所以,在1958年才更需要從正反兩個方面去強調問題的重要性,這樣才直接追溯革命的歷史。

                          在1956年的時候,蘇聯東歐國家出現了很多群眾鬧事,當時特別嚴重的是波蘭的波茲蘭事件,最后沒有能夠用很好的方式處理,還是依靠流血鎮壓下去了。從這里,就提出了一個大問題,官員喪失與人民進行交流和協調彼此糾葛的能力,人民的意愿在官場那里得不到體現,矛盾一經爆發最后就只剩下流血鎮壓這么個強硬手段;而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如果沒有人民的主體性、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話,政權在很大程度上是虛弱和無效率的。官民之間彼此沒有辦法交流,往往對立起來,動不動就動武,那么社會主義是沒有希望的。所以,毛主席當時引導高層認真思考這個嚴肅,同時也極端嚴重的問題,最后寫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說到底,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間,如果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官場中間得不到體現和順利傳遞,官民矛盾還需要以鎮壓機器去壓服,這就說明:人民的主體性地位就很可疑了。

                          鑒于蘇東國家官民矛盾的表現,到1957年的時候,毛主席就從正面講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要求對于人民內部的矛盾和利益糾葛,要用說服不用壓服,干部要善于同群眾交流。講話出來以后,當時就有一個很大的差別,黨外的民主黨派和他們的報紙非常歡迎,但是黨內像人民日報的反映就很冷淡。毛主席后來很氣憤,在華東地區召開的宣傳部長會議上說,我這個報告在黨內毫無物質基礎。這個恰好說明,與蘇東國家一樣,黨內當了大官的那些人,喜歡壓服勝于說服,所以對這個講話就很漠視。

                          因為官場無視真問題,也拒絕做出反應和改進。所以到了五八年以后,相關爭論就更激烈了一些,這樣,就從反面開始提出批判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了,資產階級法權首先是一種想象力——把人視為雇傭勞動者和生產工具,用強硬的管理手段去壓服他,要求勞動者在管理手段的“強制和激勵”之下多干活。這個想象力之下,相當于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在共產黨國家掌權的一些人,也是總想著把老百姓當著工具,總想著用各種管理手段去規訓和強制勞動者,還往往想要老百姓不要亂說亂動,這個就跟資本主導下的異化社會很接近了?;仡欀袊锩慕涷?,就形成了很鮮明的對照和落差,革命時代主要依賴干部跟群眾的緊密聯系,干部跟群眾齊心協力和同甘共苦,從而激發出自覺的高水平努力。

                          1958年的講話,就說你們這些官老爺,老是長了一副資本家的頭腦,總想要用工具的眼光去看待老百姓,總想用各種手段規訓和限制老百姓,這個當然是對革命路線的一個背叛和逆轉。正是在這樣的黨內爭論背景下,毛主席回顧根據地的時候搞民主的前提和效果,說那個時候沒有錢,沒有糧,沒有槍,所以必須依靠群眾,黨必須與人民一致,軍民打成一片,官兵一致,在官兵之間重建官兵平等,在經濟和政治方面都要建設官兵平等,然后在各個方面都要尊重人民的主體性,挖掘人民的創造性。最后的戰爭結局證明:紅軍如此弱小,但其戰斗力很強,最后能夠從小到大、以弱勝強,贏得革命戰爭的全部奧秘,就是依賴這一條成功經驗:不是依靠干部強制群眾多干活,而是反過來在官兵平等的基礎上發揚民主,尊重人民的首創精神,跟人民緊密聯系在一起,成為人民的代表。

                          看起來,革命年代官員們尊重群眾跟群眾緊密聯系,是有點形格勢禁和迫不得已的味道。只要是情況和條件變了,就時刻要終結那種被官場后來蔑稱為“農村作風”和“游擊習氣”的狀況。在第二段講話中間,毛主席很形象地說官場多數“熬了三年恢復了等級制”,而等級制就是上級可以用各種管理手段手法去強制下級和人民,有些人還以人民的父母官自居,從上面壓制住群眾,動不動就指手畫腳,告訴下級應該這么辦那么辦,而不是深入群眾與群眾一道尋找前進的道路。這個狀況,是跟隨執政地位而來的,從前在根據地需要依賴人民群眾的自覺支持,現在,好像有了條件去強制群眾獲得更多的服從了,所以,群眾路線就不想要了。到了六九年九大召開以后,毛主席重新總結這段歷史,說我們現在進了城,進了城是好事兒,如果不進城,蔣介石霸住這些地方,我們共產黨就算現在雖然還有很多陰暗面,但總比蔣介石要進步一點,所以整個的社會和狀況和老百姓狀況,都有改進所以是個進步;但是進城了以后,這個黨就不好了,就沒有從前那個無錢無糧無槍那種三無的時候那樣,更自覺和主動地要去依靠群眾,要去尊重群眾,要跟人民在一起,要搞官民平等,就沒有這個東西了。

                          相當于,在很短的歷史時期內,走了一個完整的循環。從前在很艱難的時候,官兵平等和干群緊密結合的一個好制度,一個具有開創性的政治實踐,在獲得執政地位之后,就不受待見了。進城了以后,應該說多個方面的條件更好了,強制老百姓的資源和手段也多了,反而,從前在困難時期形成的精神遺產,則面臨著全面喪失的危險。這真的就象是孟子說的那樣:生于憂患,死于安樂。

                          今天回看這一段歷史,歷史改變幅度是很大的,普通人生存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條件下,沒有資本的重壓,也解除了剩余價值剝削的榨取問題,但是,依然還是處在權力的眼皮底下工作,那么,當官的對待下級是不是公平?對待老百姓是不是尊重?能不能象革命時期一樣尊重下級,讓下級也同樣有機會來發言,來表達自己的意愿,發揮自己的智慧,很顯然,這樣一個通道是越來越狹窄和不通暢了。管理權的上升及其壟斷性加強,會造成普通民眾和勞動者的工具性地位,而客體化的體驗也會上升,當然會帶來很多人非常不滿,要不然,文革也不會有那么多的人組織起來,去批判走資派或者當權派。當然那個時候當權派的各種缺陷,還沒有真的走到人民的對立面。比方說只是工作作風粗暴,對老百姓官僚主義等等,搞小圈子,機會分配不公平等等這樣一些問題,但干群關系的趨勢確實是一路向下的,這個是非常明顯的。

                          三、革命路線的實踐過程:單位制及其制度內涵

                          剛才講的趨勢,與丁真形成對比。丁真那樣的一種狀況,自己能夠掌控自己的全部地盤兒,對生活與生產方式都能夠自己做主,這個自給自足的條件,對所有人來說是回不去了。但是,丁真的狀況,對我們今天依然具有對照性意義。對照性意義在于,合作的時候是不是一定要犧牲我們的主體性,把兩方面結合起來的可能性有沒有?如果有的話,又在哪兒?以丁真為模板的話,我們回顧毛時代的單位制,觀察內部的狀況怎么樣,以及這個狀況是怎么來的,對于人的主體性兼容度如何。

                          共產黨打贏革命戰爭之后,戰爭年代的工農干部群體,就開始掌握全國的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然后在農村搞了大規模的群眾斗爭和土改,在城市和私營工廠里也搞了民主改革,大體上,到了1952年夏天“五反運動”之后,后來人們熟知的單位制就形成了。單位制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當官的沒有權力去開除一個工人、扣他的工資或獎金,這是給管理權劃定了一個邊界——管理權不能侵犯勞動者或者下級的就業機會,也不能侵犯他的基本收益。管理權就以勞動者的就業權和收益權為邊界,不能越界。這是單位制一個最顯著的特點。

                          這個特點出來以后,一個主要的后續特征就出現了。因為當時就業的機會比較少,人們就很少有機會離開原單位,另外找工作和再就業,這樣一來,單位內部干部和群眾就長期相處在一起,單位就變成了一個熟人社會。當然在農村也是一樣,也不可能隨便遷移去別的地方。大家常年相處,在工作中經常見面的、生活中經常碰頭的這些人,都是很固定的一些人,熟人社會的主要特點就是信息透明——人們在長期相處中間彼此了解,這樣的狀況會極大地改變人們的行為方式,更加關注自己得到輿論評價,也會形成個體的長期穩定預期,工作的努力和日常的生活相處,都關注長期后果與評價,由此,人們會轉向更高程度的自律。

                          當時,一個青年工人從學徒工進廠,如果不犯錯誤,沒有犯刑事,沒有判刑的話,那么他肯定會在這個工廠里一直到老。這樣就跟丁真的狀況類似,他周圍都是熟悉他的父老鄉親,熟人社會的普遍化,加上人們轉向自律,管理權的邊界很明確,最后實際上復制了費孝通所說的禮俗社會傳統——不是管理權起主要作用,而是人們的自律和輿論調節唱主角。

                          在單位內部,同事、師傅,車間主任什么的,工作上彼此配合,在生活中間也都像親戚朋友那樣相互往來,形成一個禮尚往來的人情圈子。最后,在工廠或者城市的單位里面,也和農村的村子里一樣,大家都很在乎周邊的人對我是什么評價,相當于生活在親戚朋友的眼皮底下,過分的事兒肯定不能做。然后,大家都覺得被熟人盯著,不能夠讓人看低看扁,如果一個人被輿論風評不是好人的話,那就就很難抬頭了,在生產上不能太落后,會被人瞧不起,在生活上也要把大家的關系搞好,這樣,就從心里深處形成了長期的穩定的預期,大多數行為都是以自律為主,自己管住自己的一言一行,不會輕易出軌越界。結果,穩定的心理預期和自律,會自下而上接管很多事情,單位內部對強制管理權的依賴和需要下降,再加上一開始管理權就受到邊界制約,所以強制性的管理權出場的機會就非常少。

                          不僅在單位內部是這樣,在政府和司法機關中間也是如此,當時農村一個公社就只有一個公安特派員,還很少有機會接觸刑事或者民事案子。城市的工廠里有保衛處或者保衛科,也只有很少的幾個人,辦案子的機會非常少,多數時候也是做些教育宣傳方面的工作。整個社會的秩序維護,轉而依靠人們的自覺和自律,以及輿論的監督調節作用,雖然作為國家鎮壓機器的公檢法機構人數少,但社會治安狀況比今天要好很多。

                          單位制的管理權狀況,內化了和繼承了革命時代的一些好的傳統——干部群眾在政治和經濟方面有了更多的平等,人民的主體性在秩序形成和效率生產過程中間,起主要作用。干部和管理權的作用,有點靠邊的樣子,這方面當然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在毛時代也有點起伏;大體上,在1957年的反右之后,干部的權力上升了;后來經過了文革群眾運動潮流,干部的權力又顯著下降了,1970年代單位內部民眾的發言機會和權力都大幅度上升了。雖然有這些波動,但是大體的經濟和政治平等的基礎還是存在的。

                          人們生活在這樣的環境里,與這樣的管理權共處,工具化的體驗會下降很多,制度性的經濟異化就比較少,在個人客體化體驗也小。相當于,毛時代對于革命傳統的繼承,按照勞動者自己的習慣和記憶,最后是在單位制的基礎上復制了禮俗社會傳統,人們的主體性得到這個制度性平臺的兼容,這在一定程度上也確實結合了普通人的心理需要。

                          到了文革前夕,在工廠這樣的單位內部,各個部分的權力異化狀況和程度是不一樣的。相比較而言,行政管理權力還保留著較高程度公共化水平,群眾的參與程度很高,比如工資獎金評定、生產任務分配、技術管理、計劃執行,乃至于日班夜班安排,這些都主要是在班組會議中間討論決定的,也是高度民主化的,相關事務連車間主任都很少會參與,這個部分民主化還是很徹底的。在一定程度上,勞動者雖然身處大范圍協作體系中間,依然還有那種接近于丁真的我做主體驗。

                          在經濟方面,毛時代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是基層干部的收入與普通勞動者差不多,跟老百姓在經濟上是同一個階層?;鶎痈刹渴杖肷细罕姴顒e不大,沒有階級分化,這在生活上就帶來“困難的一致性”——群眾有的困難也是小干部的困難,群眾解決不了的問題,小干部們也解決不了,所以,官兵一致最后表現生活和經濟困難上,也是高度一致的。

                          農村在文革期間推廣了赤腳醫生制度與合作醫療,還普及了小學教育,這個推廣過程的內在動力,就是基層小干部與群眾困難的一致性。我六五年生人,算是這一推廣過程的親歷者,公社程書記的兒子跟我高中同班,程書記如果不熱心支持辦個小學,他兒子也沒地方上小學,不辦中學,他兒子也沒地方上中學;如果沒有赤腳醫生,他老婆孩子也沒地方看病,公社書記的困難就跟群眾完全一樣。后來知道,高官鄧某人1974年狠批合作醫療,說這是“社會主義辦了共產主義的事情”,但公社程書記就不可能說這樣的話。所以,官兵一致需要體現在經濟分層方面的一致,最后證明效果非常好,我老家的狀況是:比我年齡大的鄉親,絕大多數是文盲,比我年齡小的,則絕大多數是識字的,差別就有那么大。

                          實際上,1950年代中期,農村合作化事業起來之后,農民缺醫少藥的事情就得到重視,赤腳醫生制度的試驗那個時候就開始了,但是,始終缺乏大范圍推廣的條件。文革起來以后,湖北長陽縣覃祥官總結的經驗很成熟,1968年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報道,還沒有中央文件和政策出臺,各地小干部就起來積極響應這個事情,很短時間內就全國推廣開了。有關赤腳醫生的后續政策,例如給赤腳醫生每個月補助6元,是后來才下文件追加的規定,最初階段并沒有。在農村推廣辦小學也是這樣,山東嘉祥縣馬集公社的兩個民辦教師,一個王老師一個侯老師共同提出建議,稱為“侯王建議”,他們兩個人合寫了一篇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說公辦小學里面聘請吃商品糧拿工資的老師,由國家投資建校舍,再招錄學生的辦學方式,需要國家投資很多,運作成本也很高,導致學校很少,有大量農村青少年上不了學,所以這個高成本辦學方式是不對的,小學應該下放到大隊里去辦,老師跟社員一樣在生產隊立記工分。這樣一來,辦學成本就超低,“侯王建議”在《人民日報》討論了半個月,各地風起云涌響應,學校就大量辦起來了;后來看統計數據,文革晚期跟隨小學普及而普及了初中和高中教育,高中生數量最高峰也是在那個時候,改開后高中普及率反而下降了很多。

                          有一個日本學者叫溝口雄三,他說毛時代主要的制度創新,就是把傳統的宗族互助制度提升到了國家制度水平。從前一個同姓的宗族里,也搞一點小小的經濟互助和公共物品,比方在祠堂里放點田收點租,供養那些有困難的同族子弟或者孤老等等,但那個非常有限,那個救濟的覆蓋的面也非常小。而在毛時代,這一類公共物品的生產與供應,依托基層干部和群眾的共同努力,很容易就普遍化了,因為有著單位或者農村的集體經濟平臺在背后支持。

                          由此可見,溝口雄三所說的互助提升機制,其核心動力和支撐點,是經濟上的非階級化,如果沒有政治和經濟上的平等,就沒有干部與群眾困難的一致,如果沒有基層干群的協作努力,依靠國家投入的高成本方案,慢慢去推,還是非常困難的。反過來,今天“新三座大山”重新對大多數人口造成巨大壓力,其內在機制則是整個社會的重新“階級化過程”——把人們的基本生存需要,改造為一個放任利潤榨取規則橫行的領域。

                          四、文革群眾運動對于政治異化的檢驗

                          毛時代,作為一個革命領導團隊執政的國家,公有制普及,單位制內部復制了傳統的熟人社會傳統,對于人們的主體性兼容度很高,同時,在經濟上致力于消滅社會分層(當時稱為“縮小三大差別”),大大地降低了普通人所受相對貧困化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達成了主體解放的目標。

                          反過來,有一個地方做的特別不好,由此也呈現出一些潛在的退化趨勢。本來黨領導在革命時期就是培養積極分子,起到聯系群眾和帶頭作用的,進城初期的黨組織團組織也是培養先進的工人,給他們優先進行政治訓練,讓他們成為戰斗堡壘,在勞動者中間發揮核心作用,來團結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對壞人壞事由他們率先來出面批評,弘揚正氣打擊歪風邪氣的,這當然也是一種自主管理的方式。

                          在文革的時候,發現反而是這個部分的異化特別嚴重,工廠里面因為是熟人社會還好一點,但是在高校里面問題就很嚴重,黨委書記或者團部書記支部書記,本來應該選拔跟勞動人民最可能緊密結合的先進分子加以培養,本來應該體現共產黨的政治領導和民主風范,但常常是各種馬屁精最先脫穎而出,最先入黨入團。文革運動爆發的時候,黨團組織和黨團員中間,很多人直接對抗政策號召和政策,變成了死保本單位領導的保守派,還往往組織起來去反對造反派對干部的批評。清華大學就很典型,其黨團員先是死保蔣南翔,后來又死保工作組,做檢討的時候集體出來說“我們又錯了”,關鍵是這樣的事情,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還發生了兩次。

                          今天回顧,那時候,黨支部團支部發展新成員,往往缺乏公開程序和群眾評議,支部書記一個人說了就算,最后在文革群眾運動的檢驗之下,發現很多地方都異化為跟隨領導個人心意的“小圈子”,最先出現了和集中了全社會的政治異化現象。這就是毛主席在九大上說的,進城之后這個黨不那么好了。

                          今天回顧,黨團組織先出現了小圈子和異化,還有一部分道理,與行政管理方面較高的公開性和參與水平相比,前者顯然更容易出現人身依附關系。而工廠在政管理方面,例如工資獎金評定,任務分配,技術管理與計劃執行等,那時候還主要依賴在班組會議上討論和集體決定的,當然可能也不是完全公平的,常常會出現要照顧困難家庭和同事,但這一開始就有很多人參與,結果也是公開的,而且,如果這個傳統沒有徹底破除的話,也會得到慣性或者自覺遵循。而在黨團組織中,發展新成員往往黨委書記和團委書記個人就能夠決定,一個人有很大的發言權,發展誰為積極分子,培養誰入黨,給誰政治上的提升機會等。選擇的權力集中于支部書記個人手里,如果這個人品性不好,上級缺乏監督的信息,下級和群眾又監督不了,這就容易形成依附于個人的小圈子。而只要是出現了小圈子,就肯定會劃分圈內圈外,機會和好處肯定圈內人優先,圈外人就無形之中受到排斥,如果圈外人有不滿意或者批評意見還會受到集體打壓,那這個小圈子最后就會很討人嫌了。

                          極端情況下,一個單位會出現在小圈子內部分配向上流動和政治提拔的機會,機會和好處對圈外人封閉,在熟人社會信息透明的條件下,這種明顯的不公正,長期之后就會激發普遍的群眾不滿和批評。文革期間各個單位內部的派別劃分,也主要是與那個地方的小圈子排斥效應成正比,小圈子越是厲害,排斥和打擊的人越多,老百姓對小圈子的意見就越大,文革一起來,老百姓站在造反派一邊批判走資派的力量,也就越大。大體上,哪個地方干部或黨團書記如果很民主,跟共產黨的要求一致,受到群眾擁護,他那個地方的造反派力量就很小,保守派力量很大,大家都自覺應該擁護他。當時還是有這樣的案例,河北饒陽縣五公村的勞模耿長鎖,就很得人心,內部基本上就沒有對立面,后來外部的天津的一些學生去批判他,說他是劉鄧路線之下培養的勞模,怎么怎么的,結果,全村的人都組織起來保護他,他那個村子除了一個下臺干部和他的幾個朋友之外,就沒有造反派。

                          反過來,如果平時作風很粗暴,得罪人很多,又喜歡搞小圈子,作風不正派的,文革起來之后,在單位內部基本上舉目皆敵了。比如海軍李作鵬,空軍吳法憲,總后邱會作都是這個狀況,在單位里幾乎待不下去,大部分下級干部和普通群眾平時都很討厭他,但沒有機會發出批評意見,文革一來這機會可是來了,他們最后如果不是硬保下來,就沒有辦法脫身了;這也不是說他們屬于反黨集團所以特別壞,可能屬于平均水平,好多軍隊干部平時作風粗暴,得罪人超多,文革期間都是依賴上級保護下才過關的。所以,權力異化和不公正的程度,民眾平時的異化體驗和不滿,在文革特殊時期會相應地充分表現出來,造反派數量多少及其優勢還是劣勢,是與一個單位領導表現具有高度的負相關關系——領導表現越差造反派越多。

                          在單位制和熟人社會傳統中間,政治異化往往出現在公開性較差的領域,公開性較高的方面反而問題很少。這個情況,也成為文革反對派的一個依仗和憑借,很多老工人對于新社會懷有樸素的感恩心理,覺得這一批共產黨干部來了之后,自己的經濟和政治狀況有很大的改進,人格也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在政治上就陷入保守,日常表現就親近干部并易受他們的誘導,這樣,往往能夠動員起很大的反對力量。

                          所以,毛教員也下了很大的決心,文革雖然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是,問題還是沒有辦法解決,首先在基層的反對力量及其覺悟目標都很難實現,不過,文革確實就像是毛教員說的那樣“是一場認真的演習”,把大多數問題和困難都給充分地揭示出來了。

                          五、另類的制度實踐:集體經濟村莊其主體性兼容問題

                          革命時代,打開了普遍的工具化方案的缺口,看到了兼容主體性的另類道路具體可行性。在革命后社會中間,主體的解放目標,得到單位制平臺的部分兼容,在緩解大多數人口面臨的相對貧困化方面的成績,尤其突出。后來,走了回頭路,今天人們不得不面臨著市場經濟的汪洋大海,以及管理權的壟斷和冷漠,在工具化地位上掙扎著體驗客體化的經驗,這可能是心理問題和心理學介入的關鍵點。尤其是,在各種競爭領域的失敗者,不僅是現實生活世界的失敗者,在虛擬的價值和意義生產網絡中間,也同樣被徹底貶低和壓抑。

                          反過來,中國依然存在著另類的實踐和處境,給我們以不一樣的啟示。例如南街村,這個村子我去過很多次,其實,南街的平均收入水平并不高,但大多數人面臨的基本問題,都能夠得到很好的解決。前年,還見到南街村副書記段林川,問過南街村的人均福利支出水平是多少?他給我一個數據,他說現在南街村里面有一萬一千多人享受村集體的福利待遇,村集體每年的福利開支是七千萬,平均一個人大約是6000多塊錢。這是村里發放的集體福利,這個支出包括保障健康方面的支出,村衛生室目前已經是衛生院的規模,可以免費看病,能夠保障全體村民的常見病和多發病治療;南街村還提供從小學到高中階段的免費教育,南街高中在臨潁縣還是很好的學校。

                          另外一個福利,是農民還可以自己建房子,有這個權利。南街村的房子分兩種,92平米和75平米,與老人一起住就住92平米三居室,如果是兩口子帶孩子就是75平米兩室一廳的。這樣的房子平均造價是八萬塊錢一套,如果按照25-30年遞延攤銷,年平均也是3000塊錢左右。生活和住房這兩塊,加起來一共一萬塊錢。村民就業沒有工資,村支書王宏斌每個月拿250元補助,村民也一樣上班每個月拿250塊錢,一年也就3000多塊錢。滿打滿算,南街村人均超不過一萬五千塊錢,如果考慮還有不上班的老人小孩,人均水平在一萬到一萬五千塊錢之間。

                          即使是這個遠低于全國農村平均收入的水平,南街村的狀況,也已經足夠令人羨慕。很多城市小白領費盡心力,也達不到南街村那個程度,首先是有一份有尊嚴、體面的、穩定的工作,這是大多數人掙不到的;第二個就經濟上的小康水平而言,是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有保障,不至于受到負債威脅,算是一個低水平的小康。

                          大概零二年零三年,我去南街村參觀的時候,辦公室李主任接待的我,我特意問了一下;外面到底是哪些人,在精神上支持或者肯定南街村?他說有兩種人支持南街,一個是對社會主義、對老共產黨人宗旨持正面肯定態度的人,這就是左派,但這種屬于少數;而另外一種人則很多,就是城市的小白領,他們費盡洪荒之力也掙不到體面的穩定工作,掙不到有保障的小康生活,他們是在這個意義上肯定和精神上支持南街村的。他還說,他接待的到訪人員中間,絕大多數也是些小白領。如果從社會上看的話,在網絡發言中間觀察,大多數的小白領在意識形態上,還是追捧西方的市場化和民主化的,這應該算是小右派了,但是小右派一遇到到生活和工作的務實需要,一些人就變成現實主義者,在精神上轉而支持和肯定南街村了。

                          在今天的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真的不低,從本土的不可再生資源耗費水平看還存在著過度開發的問題,但是,大多數人在經濟上還是沒有出路,“新三座大山”的巨大壓力大多數人口背負不起,甚至,還有一些謀劃著要把“教育、醫療和養老”這三駕馬車作為增長點去拖動GDP,這樣一來,大多數人就日益陷于“生不起、養不起、病不起和死不起”的相對貧困化困境,難于自拔。

                          反過來,雖然南街村的經營談不上多么成功,主打產品屬于過度競爭行業,價格補償水平不高;在投資上還有很多失誤和債務,因此,在人均收入和支出水平方面也真的不算高,但是,村里能夠把大多數人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妥帖,相對地,人們面臨著的身體和心理壓力也小,不得不說,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成績。從歷史淵源看,南街村也走了一段彎路,先也是分了地,結果帶來巨大的利益糾葛和村民不團結,最后又重新協商,全村合作求發展,經過很短時間的努力,就取得了巨大進步。據王宏斌介紹,村集體在1992年之前沒有一分錢債務,朱镕基到訪之后銀行找上門來給貸款,后來發生了過度投資和投資失誤,造成債務比較多。

                          南街村走過那么多的彎路和失誤,還求生于過度競爭行業(主打產品是速食面產品),平均水平也根本談不上多么富裕,但村民的基本問題都得到了解決,這其實就是繼承革命路線及其兼容人民主體性發展路徑的魅力所在:一方面能夠獲得合作打市場獲得機會,一方面尊重勞動者的主體性。這按照村支書王宏斌自己的總結是“外圓內方”——堅持外圓闖商海、堅持內方治南街;結果,甚至在收入水平不高的現實中間,也能夠解決人生的大多數問題。其結果,即使是政治傾向截然有別的白領小右派,也不得不心存艷羨,在事實面前說一個服字。

                          我分享就到這里,算是從革命歷史和政治經濟學角度,給各位大咖提供一點思考的素材,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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