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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新唯物主義”的闡釋局限及其解決路徑——重讀《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

                        李志 · 2022-08-10 · 來源: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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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思而言,資本主義的秘密就隱藏在那些與傳統理論不相一致的社會現實之中,唯有從理論上說明“這類現實何以成為現實的”,才可能真正把握資本主義社會的整體現實,才可能解釋這一社會形態“從哪里來、向何處去”,從而為改變不合理的現實提供理論上的武器。因而,與其說“實踐的態度”將那些被傳統理論排除在外的現實重新納入理論之中,不如說,它是以一種批判的態度對待這些現實。

                          [摘 要]近年來,“新唯物主義”開始成為闡釋《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的主要方案,就《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與其后《德意志意識形態》等文本的密切關系而言,“新唯物主義”逐步拓展為能夠對唯物史觀進行有效說明的闡釋方案。然而,“新唯物主義”作為一種有待說明的理論形態,不僅不能對《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形成充分的闡釋,還可能遮蔽這一文本所包含的豐富意涵。與之相比,以“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作為參考系的解釋框架,能夠有效地解釋馬克思為何在批判的、革命的意義上強調實踐活動的意義,而且能夠有效地在《提綱》與其后的唯物史觀及政治經濟學批判等理論之間搭建一條更通暢的“思想之橋”。

                          迄今為止,有關馬克思主義的各種闡釋方案,不論試圖將馬克思主義概括為“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還是“實踐唯物主義”,不論傾向于將馬克思主義描繪為“決定論的”還是“非決定論的”、“科學主義的”還是“人本主義的”,都共同強調從唯物主義的角度界定馬克思主義。在后世關于“包含著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件”《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以下簡稱《提綱》)的解讀中,唯物主義的闡釋路徑進一步升級為“新唯物主義”的闡釋方案——“新唯物主義”作為一個高頻詞匯,不僅被視為馬克思主義與其他“主義”學說的分界線,還被視為是最具說服力也最具主導性的對《提綱》的闡釋方案。這在2015年前后為紀念《提綱》寫作170周年而發表的一系列成果中呈現得愈加明顯,或者說,“新唯物主義”已經成為學界理解《提綱》的一個基本共識,存在爭議的并非這一方案本身,而是這一方案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理解《提綱》與其后文本(如《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內在關聯。

                          不可否認的是,馬克思與恩格斯(尤其在兩人的思想成熟時期)確實表達了明顯的唯物主義立場,但就本文而言,僅僅闡明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立場是不夠的,或更進一步而言,僅僅在這個立場上加入“新”依然是不夠的。這是因為,一方面,已經有學者指出,理解《提綱》的關鍵點不在于馬克思與舊唯物主義的關系,而在于馬克思與黑格爾之間學術思想的關系,這個文本不能簡單地闡釋為“馬克思在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間是有所側重地批判了唯心主義并同時改造了唯物主義”。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在于,“新唯物主義”依然強調根據“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對立”這一參照系來界定馬克思的思想。但是,就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以及二者的對立依然是理論傳統的不同表達而言,其難以回答如下問題:馬克思何以在批判整個理論傳統(舊唯物主義同樣是一種典型的傳統理論)的基礎上開辟了一種新的實踐哲學傳統、何以在克服和揚棄“思維與存在”“可知與不可知”這類理論問題及其回答的基礎上致力于人類歷史尤其是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理論研究。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本文試圖說明,“新唯物主義”的闡釋方案并非如通常所認為的那樣完美無缺,指明該方案在某些方面的限度并將其納入到實踐哲學這一更為廣闊的解釋框架之中,或許有助于描繪一幅在“新唯物主義”的名下未曾言明的理論圖像。

                          一、“新唯物主義”闡釋方案的局限性

                          在“新唯物主義”所統稱的各種闡釋版本中,《提綱》第1條通常被視為一條強有力的文本證據——最為典型地體現了一種以“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對立”作為參照系的闡釋路徑。為了具體分析以及指出這種路徑的限度,我們先來回顧這段經典的文本:

                          “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做感性的人的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義相反,唯心主義卻把能動的方面抽象地發展了,當然,唯心主義是不知道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費爾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體確實不同的感性客體,但是他沒有把人的活動本身理解為對象性的[gegenstandliche]活動。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質》中僅僅把理論的活動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動,而對于實踐則只是從它的卑污的猶太人的表現形式去理解和確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的意義。”

                          根據通常的解釋,這段文本至少包含相互關聯的三層含義:第一,馬克思批評了包括費爾巴哈在內的一切舊唯物主義,因為這類學說雖然肯定了從感性的角度理解“現實”,但只是從直觀的、直接作為結果而呈現出來的對象世界或客體世界來理解“現實”,未能從“活動”(實踐)的角度把握到“現實”,進而不能認識到“現實”自身并不能成為解釋自身的根源。第二,馬克思批評了唯心主義,尤其是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德國古典哲學和以鮑威爾為代表的青年黑格爾派的理論主張,因為這類主張對外在的感性世界持有一種不信任與懷疑的態度,共同地將理解世界甚至改變世界的基石置放于主觀的世界之中,從而單方面地強調了作為思想觀念活動的實踐。第三,盡管馬克思共同地批評了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但在對傳統主客觀二元論的揚棄中,馬克思的立場依然是偏向舊唯物主義的,或更準確地說,他將主體性因素、作為精神的“活動”褪去唯心主義的外衣并嵌入唯物主義之中,從而將舊唯物主義改造為“新唯物主義”。

                          上述有關《提綱》第1條的闡釋路徑是非常經典的,而且從表面上看,這條路徑已經將“實踐”作為一條核心線索,指明了馬克思經由“實踐活動”揚棄了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并在后來提出了唯物史觀。不過,即使我們從馬克思對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批評中找到了“感性活動”(實踐)這一主導唯物史觀的核心范疇,也不足以回答“為什么馬克思恩格斯在范圍如此之廣的實踐領域中,格外關注其中的某些實踐領域,尤其關注歷史的變革與資產階級社會之中的剝削、剩余價值等”問題。

                          這里必須要指出的是,發現并強調實踐范疇,并不一定能夠導向唯物史觀,因為正如馬克思對黑格爾的評述,當傳統哲學從理論的立場上理解“實踐”時,“實踐”并不指向真實的實踐領域,只是從屬于理論領域的一個概念罷了。因而,我們在強調“實踐”在《提綱》中的重要性時,與其在理論批判的意義上強調“實踐”如何揚棄了傳統哲學的主客二分的理論問題,毋寧進一步說明,馬克思對“實踐”的看重如何將現實的實踐領域帶入理論考察的中心。正是在這一點上,馬克思與費爾巴哈是不同的:費爾巴哈站在理論的立場之上,“僅僅把理論的活動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動”,并同時對商業活動只是“從它的卑污的猶太人的表現形式去理解和確定”,或只是從理論家所預先假定的道德標準與人性標準來理解商業活動,由此將商業生產這個現代社會中最重要也最為廣闊的實踐領域驅逐出“實踐”之外;與之不同,馬克思站在實踐的立場之上,從現實性的角度劃定實踐領域,并不因為商業實踐所可能帶來的道德上的惡感(商人似乎都是唯利是圖的一群人、商業活動導致利己主義等)就拒斥這一領域,相反地,鑒于商業實踐是現代生活領域中最為常見的一種活動形式,這種實踐形式理應成為現代社會歷史理論的主要對象之一。當然,這并不意味著,馬克思沒有覺察到費爾巴哈對商業實踐以及現代社會的批評,但對于已經完成了宗教批判與政治批判的馬克思而言,從理論的角度(包括道德的角度)批評現存的社會與制度,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真實的現實。事實上,當馬克思決意以16世紀之后的西歐社會作為其主要的理論對象時,他從來沒有打算粉飾并不美好、甚至相當糟糕的社會現實。只不過,秉承辯證法精神并同時堅持現實性原則的馬克思,將自身長達幾十年的理論任務設定為從事實出發理解費爾巴哈眼中“可鄙”的實踐形式、揭示使人的實踐變得“面目可憎”的社會結構并尋求改變這一既有社會結構的現實途徑。在這一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為什么費爾巴哈這位堅定的唯物主義者在政治上走向了保守主義,為什么同樣自稱唯物主義者的馬克思卻走向了革命(“實踐批判的活動”)。上述馬克思與費爾巴哈的分歧,還向我們指明,馬克思之所以能夠將“實踐”帶向實踐領域,是因為他將傳統理論(包括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理論立場變革為一種前所未有的、將理論“從天國拉到地上”、使理論不再超脫于現實并獨立自存的實踐立場。由此而言,僅僅停留于“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及其對立的傳統理論立場,難以全面地呈現《提綱》中實踐范疇的重要意義。

                          當然,作為一套完備的闡釋方案,“新唯物主義”的解釋并不止步于《提綱》第1條。事實上,從《提綱》第2條至第11條,我們似乎都可以依照“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對立”這一框架進行解釋。比如,第2條關于思維的此岸性及現實性的理解,很容易被歸為對唯心主義的批判;第3條關于教育與環境之于人起到何種作用的理解,呈現為對舊唯物主義的批評;第4條至第7條關于費爾巴哈的宗教異化思想、直觀方法、類本質等思想的闡述,同樣被劃歸為對舊唯物主義的批判。第9條至第10條,更是直接表明了新唯物主義的立場,以此與舊唯物主義劃清界限,正所謂“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

                          針對上述文本證據,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即使馬克思在《提綱》中明確提到了自己站在“新唯物主義”的立場上,并由此與舊唯物主義決裂,也仍需進一步說明:“新唯物主義”究竟是一種同舊唯物主義不同、但仍屬于立足于理論立場的唯物主義學說,還是一種在某些方面吸收了舊唯物主義的因素、卻完全超出了理論立場的新型學說?很顯然,這兩個問題所要求的回答截然不同。換言之,這兩個問題所指向的關鍵之處是不同的:“新唯物主義”與舊唯物主義的根本差異究竟是什么?這一差異,只是舊唯物主義缺失了“主體性”因素,還是由于二者持有的立場根本有別所以導致對現實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

                          如前所述,馬克思對舊唯物主義的不滿,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實踐”的缺失,而在于現實的實踐領域被舊唯物主義驅逐出理論的視野之外。這一不滿,同樣地體現在馬克思對唯心主義的批評上。而這一點恰恰是絕大多數的“新唯物主義”闡釋方案未能言明的。事實上,除非我們嘗試著同馬克思一道超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所局限的理論立場,否則就只能對“新唯物主義”作一種循環解釋:受黑格爾唯心主義思想的影響,馬克思對舊唯物主義的客體概念進行改造;同時,馬克思受舊唯物主義的影響,對唯心主義的主體范疇進行批判性的借鑒;對這兩個方面的揚棄,就建構了“新唯物主義”??墒?,問題在于:揚棄究竟是如何實現的?為了回應這一問題,我們需要稍稍越出“新唯物主義”以“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對立”為線索所建構的闡釋方案,嘗試尋求一種比“新唯物主義”更為基礎的闡釋方案。

                          二、另一種解釋框架:從“理論的態度”到“實踐的態度”

                          如前所述,如果我們將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放在一起考察的話,就能夠發現,兩個相互對立的哲學派別在很多情況下也能夠殊途同歸,即所謂的下述情形:無論是舊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都持有一種“理論的態度”,而共同歸屬于傳統的理論形態。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馬克思對這兩個哲學派別的批評,就不只是針對其各自的理論主張的批評,更是對二者所共同持有的“理論的態度”及其消極效應的批評。通過這種更深層次的批評,馬克思提出了一種針鋒相對的“實踐的態度”,并開始嘗試著以“實踐或行動”作為理解社會、歷史乃至思想觀念的核心線索。

                          事實上,當我們將“新唯物主義”的解釋框架暫時懸置起來,并轉而以“理論與實踐的關系”為參照系來閱讀《提綱》時,一些原本被視為單純的針對唯心主義或舊唯物主義的批評的那些文本,就會立刻呈現出另外一些曾經被忽視的意義。比如,《提綱》第1條的最后將“理論的活動”與實踐作比較;第2條提出“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第8條指出“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種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換言之,即使我們不對這些段落作出更為細致的考察,也可以知曉,馬克思是在與理論相對的意義上闡述實踐領域的。

                          更明確地說,僅就《提綱》這一文獻而言,馬克思并不僅僅是在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相互對立的背景下引入實踐范疇的,毋寧說,他延續并明確了此前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運用的“理論的態度”與“實踐的態度”的區分,從而以一種超越以往理論之理論立場的方式表明自身的實踐立場。這意味著,他不僅要揭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界限,更要揭示包括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在內的傳統理論與堅持實踐立場的新理論之間的界限。換言之,《提綱》所要完成的理論任務,與其說是要構建一種新的唯物主義,毋寧說是要構建一種超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傳統哲學范式之外的新型理論。由此,關鍵不在于馬克思以一種新的唯物主義取代了舊的唯物主義,而在于他以一種新的、或許依然可以稱為“新唯物主義”的理論超出了傳統哲學的范式與框架。

                          這里有一個無法繞過的問題:不管傳統理論以何種面貌呈現出來,或哲學上的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或古典政治經濟學、社會契約論、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等,其所持有的“理論的態度”究竟是怎樣的?“理論的態度”帶來了怎樣的消極效應從而使馬克思與之決然背離呢?簡言之,“理論的態度”強調以理論自身的標準來刻度現實生活(包括人類歷史),并且,這里的“理論”表現為由前提到結論的一整套圓融的、前后一致的知識體系。這類致力于構建內在一致性的理論學說,當其面對與之無法兼容的現實問題時,要么將之吸收至自身的體系中,要么(在很多時候)將其排除在理論體系之外,并統稱為“偶然情況”“例外”“反常”等。一言以蔽之,在理論與現實之間,理論自身的立場、觀點與體系是更為重要的,現實只是論證、辯護這一既有理論的佐證和材料,當某些材料不能發揮這一辯護功能時,就會被理論家毫不猶豫地加以摒棄,或被理論家作一種扭曲式的闡釋。

                          這類情況并不鮮見,從1843年至1845年(即《提綱》前后)的許多文本均有提及“理論的態度”及其缺陷。比如,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及《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雖然肯定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及黑格爾關于勞動與財富(私有財產)之間關系的一致性論述,贊同勞動之于理解財產權的重要性,但同時指出,現實情況與這些理論是恰好相反的:在商品生產中,勞動者付出的勞動越多,獲得的財富就越少;勞動者與私有財產之間是分離的,勞動者是無產的,反倒是那些不參與勞動的人成為有產者。針對這個明顯的不一致狀況,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選擇暫時離開經濟學的陣地而去求助于倫理學,將勞動與財產的分離歸結為勞動者個體德性的缺失,這在某種意義上啟發了當代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聯姻;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德國古典哲學家則求助于法哲學,試圖通過在市民社會之上構筑一個完美的理性國家,以此來徹底消除市民社會中廣泛存在的勞動與財富的分離。

                          黑格爾之后,青年黑格爾派乃至費爾巴哈也未能擺脫“理論的態度”,從而錯失了理解那個時代所不應回避的現實。中肯地說,馬克思恩格斯并非全然否定青年黑格爾派對德國現實所作的宗教批判與政治批判,這些批判當然有其自身的意義。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們認為這類僅限于理論的批判是不夠的,因為它們只是用詞句反對詞句,卻不思考這些詞句與德國現實之間的聯系。這正是《德意志意識形態》這本著作力圖說明的核心觀點之一。在《提綱》第1條的最后,馬克思批評費爾巴哈說:“他在《基督教的本質》中僅僅把理論的活動看作真正人的活動,而對于實踐則只是從它的卑污的猶太人的表現形式去理解和確定。”正因為費爾巴哈從“理論的態度”出發,只能在直觀的意義上理解與人的類本質相一致的愛的關系,所以,當費爾巴哈碰到利己個體為私利而相互競爭與沖突時,他通過將之歸為一種卑污的實踐形式、猶太人所擅長的活動形式而輕易取消了研究這類活動的意義。理論家是不屑研究這類與人的本質相左、不能體現人之理性與自由的實踐形式的。在這一點上,作為唯物主義者的費爾巴哈甚至比作為唯心主義者的黑格爾走得更遠。如果說《提綱》的上述批評只是提綱挈領的,那么,《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相似批評就更為具體了:“誠然,費爾巴哈與‘純粹的’唯物主義者相比有很大的優點:他承認人也是‘感性對象’。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對象’,而不是‘感性活動’,因為他在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論領域,沒有從人們現有的社會聯系,從那些使人們成為現在這種樣子的周圍生活條件來觀察人們……他從來沒有把感性世界理解為構成這一世界的個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動,因而比方說,當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積勞成疾的和患肺癆的窮苦人而不是健康人的時候,他便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觀’和觀念上的‘類的平等化’”。

                          根據“理論的態度”,那些與理論不相一致的情況都是反常的、偶然的、可以被忽視的個別情況,不歸屬于真正的重要的“現實”之中。但根據“實踐的態度”,凡是真實存在的皆是現實,不能因其與某種理論相?;虺隽死碚摰慕忉屇芰捅晦鸪诂F實之外。因而,那些之前被古典政治經濟學、德國古典哲學、青年黑格爾派等忽視甚至不屑一顧的例外情況,都是現實的一個部分。即使根據我們的道德直覺,這些現實是不受歡迎的,影響了我們關于自身是理性的存在者因而人類社會必定具有不同于動物社會的合理性這類長久以來的看法,也不能改變其作為現實一部分的事實。換言之,“實踐的態度”對理論家提出了新的要求:無論是否符合我們的道德直覺,無論是否符合理論長期以來對人以及人類社會的價值預判,現實的就是現實的,不因任何人的好惡及解釋而有所變化。這是馬克思在從事新聞評論工作而接觸到不太美好的各類現實中所得出的深刻教益。他從一開始試圖為這些不合理的現實作合理的說明,到后來批判性地接納這些不合理的現實,并終其一生找尋造成這些現實的“現實”原因。

                          三、解決之道:從解釋世界到改變世界

                          對馬克思而言,資本主義的秘密就隱藏在那些與傳統理論不相一致的社會現實之中,唯有從理論上說明“這類現實何以成為現實的”,才可能真正把握資本主義社會的整體現實,才可能解釋這一社會形態“從哪里來、向何處去”,從而為改變不合理的現實提供理論上的武器。因而,與其說“實踐的態度”將那些被傳統理論排除在外的現實重新納入理論之中,不如說,它是以一種批判的態度對待這些現實。

                          直接接受那些真實存在的不合理現實是現實生活的一部分,與接受這類現實并使之成為理論批判的對象,是兩類完全不同的選擇。如前所述,馬克思恩格斯在先前的各種理論體系放棄或回避的地方,對于現實領域中的各種“偶然情況”“例外”“不正常”“個別”等給予了理論上的充分重視,嘗試著在更高的層面上完成“解釋世界”的理論任務。從表面上看,“解釋世界”同樣也是傳統理論的基本目標。就這一點而言,“理論的態度”與“實踐的態度”似乎并不存在根本區別。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根據“理論的態度”,理論家旨在通過概念或思想的方式把握世界,并進而獲得關于世界的真理。在這一過程中,理論的根基在自身之中而非在其之外的現實世界。與之相比較,盡管“實踐的態度”依然要求理論家以思想的方式把握世界,并以概念的方式呈現世界的真理,但在這一建構過程中,理論的根基從來不在自身之中。正如《德意志意識形態》對哲學、倫理、宗教的批判一樣,理論并不具有自身的獨立性,不能成為說明社會與歷史的奠基性原則。毋寧說,情況恰好相反,現實才是理論的根基,承認這些現實的客觀性,并以主觀的方式把握客觀現實是理論的基本任務?!短峋V》第2條、第4條至第7條、第9條都反映了“實踐的態度”之于“理論的態度”的批評性立場。

                          比如,第2條談到了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真理性的問題。近代經驗論與唯理論為了真理的來源、標準等問題爭論不休:一方強調真理來源于主體的理性能力,另一方強調真理來源于主體的感覺經驗。但無論如何,雙方都停留于人自身的思維能力之內來考察真理的客觀性問題,即使是感覺經驗也是在強調主體獨立性的前提下承認對象之于主體感官的刺激作用。在馬克思看來,這些理論都未能將認識對象與認識主體(人)看作共處于一定的、現實的實踐活動之中的交互作用的雙方,未能認識到認識對象與認識主體是在實踐中并經由實踐而被不斷塑造與改變的,總之,未能從思維何以可能的實踐根基處來理解真理的客觀性問題。

                          又如,第4至7條都針對的是費爾巴哈的思想,尤其是其宗教思想。一方面,馬克思高度肯定了費爾巴哈的宗教異化思想,如他正確地將宗教的本質歸結為人的本質、將宗教世界的基礎歸為世俗基礎;但另一方面,馬克思又不無遺憾地指出,費爾巴哈過早地止步于這些觀點,而未能更進一步,從實踐的角度理解人的本質以及世俗基礎。正因為費爾巴哈停留于理論領域之內,所以,他無法解釋世俗世界何以分化出宗教世界并使之成為凌駕于世俗世界之上的獨立王國;同樣地,他也無法從現實性的角度來理解人的本質,無法在抽象的個體與類的對立之外將人的本質理解為“社會關系的總和”。第9條的批評,同樣針對的是費爾巴哈的直觀的唯物主義及其缺陷性,即在現實生活的層面上,只能達到對個體及其生活于其間的市民社會的直觀理解??上攵氖?,這類理解很難推進關于市民社會的結構以及內在矛盾等方面的深入理解。

                          根據“實踐的態度”,解釋世界固然是重要的,但這并非馬克思恩格斯的最終理論目標。“實踐的態度”反對固守在理論領域的疆域之內,除了強調現實為理論提供對象、新的現實不斷要求打破舊的理論并建構新的理論之外,還強調現實與行動相關,不合理的現實不是通過理論被消除的,而是通過革命的行動被消滅的?,F實與行動的相關性,必須要從實踐的角度來加以理解,即所謂的現實是人的行動的結果,或更準確地說,是處于一定社會關系中的人通過與自然對象以及他人的交道而產生的各種現實,或經濟的現實、或政治的現實等。既然現實是行動的結果,那么,如果存在一些不合理的現實壓制了行動的主體(人),就只能通過行動的方式來破壞既有的現實,并復原現實與行動者之間的一致性關系。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提綱》不止一次地將革命與實踐相提并論。比如,《提綱》第3條談到:

                          “關于環境和教育起改變作用的唯物主義學說忘記了:環境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這種學說必然會把社會分成兩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駕于社會之上。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

                          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些強調自然環境之于人類社會、教育之于社會改革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唯物主義,都是站在理論的立場上對待環境與教育以及二者的社會功能。相反地,一旦這些唯物主義學說認識到環境與人的相互作用、認識到教育對教育者與被教育者的共同塑造,就會重視在實踐活動的意義上,在人-環境、教育者-被教育者的實踐結構中理解環境與教育的功能問題。對環境決定論與教育決定論的上述批評還在于:既然人類社會的問題不能歸因于環境因素(自然環境或社會環境),而只能歸因于人自身的活動,那么相應地,這些問題的解決就不能依賴于更換或改變外在環境,而應當變革人自身的活動。既然教育者并非先天地就是教育者,既然社會并非一開始就區分為教育者與被教育者,既然這一區分只是社會分工的結果之一,那么,借助于教育將社會分為精英與大眾并使前者統治后者,就是有待改變的一類現實。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將環境、教育與革命實踐關聯起來討論,在馬克思的語境中是合情合理的。

                          除第3條外,《提綱》第8條、第11條都明確談到了實踐之革命性這一維度。比如,第8條強調“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因而在理論上被引向神秘的那些內容——關于財產權的神話、關于國家的神圣理解、關于宗教生活的敬畏等,最終還是要通過人的實踐活動獲得理解,以“祛魅”的方式揭示這些神秘領域的現實基礎,并同樣借助于人的實踐活動逐步消除這些神秘領域。眾所周知的第11條,更是旗幟鮮明地闡發了馬克思本人的實踐立場:就實踐與世界的關系而言,世界不僅是從事實踐的人的認知對象,還是實踐所要變革的對象。換言之,就實踐作為人的活動而言,實踐內在地要求革命與變革。

                          綜上所述,“新唯物主義”作為一種有待說明的新型理論形態,并不適合成為闡釋《提綱》的完美路徑,甚至還可能遮蔽《提綱》所蘊含的超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爭的豐富內容。如果這一結論是合理的并且運用于《提綱》之外的其他文獻(尤其是馬克思恩格斯在《提綱》之后創作的作品),那么在更為寬泛的意義上,這就意味著,我們應站在不低于馬克思恩格斯已有的理論高度上理解他們的作品,應始終與他們一起站在“實踐的”立場上來理解我們所處的時代、這個時代的現實以及其中已經呈現出來的各種問題。我們所應銘記的,不僅僅是馬克思恩格斯在那時那地的觀點與結論,更是他們何以得出這些結論的方式、角度與立場——“以實踐的方式思考,以實踐的方式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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