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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主義共享經濟是對資本邏輯的深化還是逆轉?——基于雇傭勞動關系視角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孟飛、程榕 · 2022-08-13 · 來源: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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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資本主義共享經濟模式背后深刻的政治經濟學嬗變是我們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有必要分析共享經濟中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雇傭勞動關系的特征,進而指認資本家依靠對過剩勞動力的再吸收、對勞動者休閑時間的再利用以及從勞動者生活資料的再商品化和無償勞動中獲取利潤三大機制來實現對勞動者剩余價值的剝削。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的結構性對抗關系并未因共享經濟而改變,它是資本邏輯的深化而非終結或逆轉。共享經濟只不過是新技術革命

                          一、問題的提出

                          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和大數據服務的廣泛應用催生了各種新型產業形態和商業模式。資本主義共享經濟產生于“共享、分權、綠色”等價值訴求,天生地被賦予了諸多積極屬性,被譽為“未來趨勢的新化身”。人們正在進入這樣一個經濟時代:工作被分解為世界各地的人們在業余時間通過按需服務平臺來執行的任務,服務由在多個平臺工作的自由職業者或專攻于某個其他領域的多面手來提供。24/7式的市場與支撐持續工作和消費的全球建制已然運轉多時。毫無疑問,共享經濟似乎正從整體上重塑著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力市場、資源流動方向、勞資雙方關系等,但它真的能幫助資本主義國家進入一個“升級版的自由勞動力社會”嗎?一些西方學者認為,共享經濟或將成為一個轉折點,完成對資本主義的逆轉或終結,甚至提出“我們正在見證資本主義的終結”。然而,問題依然接踵而至,應當如何來理解資本主義共享經濟模式下日益浮現的雇傭勞動關系的新特征?共享經濟果真能使資本主義開始呈現出未來新社會的萌芽嗎?內嵌于共享軀殼之下的核心究竟是公共所有制還是資本積累體制的變種?它的出現究竟是對資本主義的整體性顛覆還是進一步深化?為回答這些問題,我們有必要深入到資本對勞動的新型雇傭關系來重新審視共享經濟,抹去共享經濟那些由共享精神、自由選擇、環保色彩等裝點起來的玫瑰底色,轉而探尋隱藏在其背后的資本邏輯。因為,工人階級的“工作”形式的發展讓勞動這個概念的內涵在資本主義幾百年的進程中變得更加立體化。“通過它與分配、交換和消費之間的內在關系,并超越它在其中發生并通過它發生的所有其他因素之間的關系之后”,勞動表現出了一個時期的所有特征。因此,在更廣泛的意義上,馬克思認為,勞動是觀察時代最具啟發意義的角度,它建構了一種準客觀的社會中介形式。在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這一形式是現代性之基本特質的首要社會基礎??梢哉f,現在正是我們回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可能契機。提升對資本家與勞動者雇傭勞動關系的關注,并將其納入經典政治經濟學框架內,是我們理解共享平臺經濟和當代資本主義剝削機制的通道。

                          二、資本主義共享經濟的內涵辨析

                          無可否認,共享經濟及其衍生的經濟社會生態變化成為當代資本主義彈性空間的重要注腳。羅塞爾·貝爾克(Russell Belk)認為,共享即“把我們的東西分發給他人使用的行為和過程,或從他人那里接收或拿走東西供我們使用的行為和過程”。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則將共享直接定義為一種“非互惠的親社會行為”。另外,后工業社會正經歷“商品生產社會向服務型社會”的轉型,服務、信息、文化的非物質性涉及社會的互動與合作,而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就贊賞了非物質勞動的合作力量和創造性能量?;ヂ摼W以去中心化的方式使服務信息得以傳播,每個人都能成為知識信息的源頭和發布者,“我們正在見證由‘專家’知識的縱向傳播向貢獻者與用戶之間更橫向地傳播和共享知識的轉變”。當這種信息資源的共享轉變為“物”的使用權的共享,即實現物的使用權的再分配時,共享經濟就此形成。共享經濟在其興起的十余年內經歷了爆發式的增長,愈發受到風投機構和大眾傳媒的青睞。它訴說著創新創富的美好現實和可能前景,包括市值超百億的企業、人們從中獲得的便捷體驗、國家在處理公共事務時成本的大幅削減等。

                          共享經濟是一個包含了很多名稱和定義的傘形概念,如P2P(點對點)電子商務經濟、實用經濟、零工經濟、按需經濟、租賃經濟、協同消費經濟等。學界基于不同的意識形態立場與研究視角對共享經濟作出了種類繁多的定義,西方學者關于共享經濟的概念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幾種類型。第一,雷切爾·布茨曼(Rachel Botsman)和茹·羅杰斯(Roo Rogers)認為,“協同消費”更為貼切地描述了共享經濟,并基于“臨界質量、閑置產能、信任公共資源、信任陌生人”五大原則來定義協同消費。隨后,布茨曼對“共享經濟”、“協作經濟”、“協作消費”、“對等經濟”作了區分,將共享經濟定義為一種基于共享未充分利用的資產(包括空間、技能、物質)以獲取金錢或非金錢利益的經濟模式。第二,麗莎·甘斯基(Lisa Gansky)從對數字技術的使用能力的角度來定義共享經濟,將關注點聚焦于聚聯網。她提出,聚聯網企業具有以下四個特征:一是核心供應品(產品、服務和原材料)可以在社區、市場或價值鏈中共享;二是利用先進的互聯網和移動數據網絡來跟蹤商品,并實現有關商品使用情況、客戶和產品信息的聚合;三是聚焦可共享的實物,包括使用過的材料,使得產品、服務的本地交付及回收具有價值和相關性;四是主要通過口碑傳播,并通過社交網絡服務促進口碑營銷。第三,貝爾克將共享經濟視作一種替代性的消費方式和全新的商業模式,并指明共享消費和協作消費實踐同時具備的兩大特征:一是運用“臨時獲取非所有權”模式來使用消費品和服務;二是依賴互聯網尤其是Web2.0來實現。貝爾克認為,共享作為替代商品交換和禮物贈送的另一種分配形式,可以促進虛擬社區的發展和資源的節約利用,并產生一定的協同效應,而共享經濟的繁榮和迅速發展,正引領人們邁入“后所有制經濟”時代。第四,阿魯·孫達拉金(Arun Sundararajan)將共享經濟描述為一種具有“以市場為基礎、形成大眾網絡結構、高效利用資本、個人和專業界限模糊、全職工與臨時工及工作與休閑界限模糊”五大特征的經濟體系。他認為,共享經濟的誕生意味著傳統雇傭形式的結束和大眾資本主義的興起,這為組織經濟活動創造了新制度,為消費者、生產者等整個經濟領域的人們提供了新價值。

                          綜合分析關于共享經濟的論爭,可以看出,國外學者主要將共享經濟定義為一種協同消費模式、新型數字信息技術手段、替代性的消費方式和商業模式以及市場經濟體系等。這些定義方式涉及如下要素:第一,未充分利用的資產或認知盈余;第二,去中心化的社會化平臺與分散的市場行為;第三,對互聯網及數字信息技術的使用與依賴;第四,對使用權的臨時或在線獲取等。

                          基于此,我們可對資本主義共享經濟的內涵進行一種概括性的描述:共享經濟是一種以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為最大特征、通過構建社會化數字平臺來實現商品與服務在個體間流動的商業行為和經濟模式。商品與服務的需求方不再購買商品或服務以獲取其所有權,而是代之以短期使用、臨時租用或定期雇用的形式,以滿足臨時性、分散性的需求;商品與服務的供給方不再售賣商品或簽訂有一定雇用期限的勞動合同,而是轉換為短期出租或打零工的形式去獲取收益。在共享經濟的運作模式中,參與主體之間所構成的三元結構及其運營過程看似是互利共贏的:物資的供給者通過對閑置資源的充分利用獲得了收益;物資需求者以較低的費用獲得需求對象的使用權;共享平臺的運營者收取平臺的服務費。

                          供給—消費—平臺三元結構及其運營過程似乎預示了對資本邏輯的有效抵抗——資本家對勞動者剝削的停滯。但是,支撐如上圖景實現的政治經濟學因素在西方學者那里卻被屏蔽了,如果我們將重點聚焦于共享經濟現象對資本與工人關系的影響,那么共享經濟的定義就會發生偏轉:共享經濟是一種資本家不再需要購買生產資料和以傳統形式雇用勞動力、轉而將個人生存資料商品化的資本盈利模式。此種定義切入到該模式背后的資本與工人關系(雇傭勞動關系)層面,有利于我們從共享經濟的受損方或受益方的角度對共享經濟的幻象進行政治經濟學批判。

                          三、共享經濟模式下雇傭勞動關系的特征——與傳統經濟的比較

                          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是一種允許無償侵占工人階級勞動的關系,它不僅是人們之間的所有權關系,“而且同時還是構成勞動產品的社會分配和支配生產方式一般運動的關系”。早期資本主義的勞動關系呈現出強迫性、剛性等特征,勞動過程接近于一種迫使“成員潛在的彌散行為”服從組織并致力于“創造出協調與秩序”的控制行為。然而,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變遷經歷了從強制性服從到規范性順從的過程。當前的共享經濟在勞動格局方面發生了許多顯著的變化:市場的擴張、新的多面手的出現、勞動力供應日益增長的即時性、任務經濟的出現以及無形勞動的興起。這些新特征似乎都表征著在資本瘋狂涌入共享平臺的背景下誕生了一種全新的勞動分配方式和雇傭形式。

                          第一,勞動者同資本家建立雇傭關系的過程變成即需即用。傳統經濟條件下,勞動者與企業所有者要儀式化地處理完正規流程之后,才會簽訂具有法律效力的勞動合同,雙方的勞動關系建立在嚴格的雙向選擇機制基礎之上,以“自由勞動契約”為先決條件。然而,在共享經濟條件下,由于平臺商品和服務的消費具有“即需即用”的租賃性質,勞動力的供需連帶具有了“即需即用”性,這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勞動關系的建立簡單便捷,雙方只需經過網上注冊和審核機制等線上程序便可建立起雇傭關系,勞動者亦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隨時簽約或解約;二是勞動力市場準入門檻虛化,企業將分工越來越細致的微任務以極低的交易成本外包給與數字平臺相連的眾多員工,而并不重視對這類員工的職業技能、專項特長、素質能力的測度;三是自動匹配效果,企業用一種“分布式勞動”來實現勞動力供需的匹配,網站、手機APP可以隨機抓取適應即時機會的勞工。正因如此,傳統經濟中“婚姻般”穩固的雇傭關系解體,形成了一種可以隨時開始、隨時結束的不穩定關系,勞動力市場急招、急用、兼職的“隨需應變”現象蔓延。由此形成了一種“不抱團的1099雇工”,并引發了一種新經濟模式——“1099經濟”,勞動本身也成為臨時的、隨機的仆役差事。

                          第二,勞動者同資本家之間的雇傭勞動關系走向彈性化。在傳統經濟下,雇傭勞動的剛性具體表現為勞動者有固定的工作時間和工作地點、明確的工作任務、單一的勞動對象、長期的雇用期限,并受到全程性的勞動控制及監督。管理的前提是將工人集中在一個場所,勞動者被資本家從勞動力市場購買之后,便被納入到固定的生產集群——有組織地服從資本家及其代理人的工作安排與監管,圍繞雇主所購置的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進行大規模的生產協作。因此,勞動者被組織化地生成、編排和使用。如今,共享經濟模式借助互聯網時代的東風,憑借全球互通的信息系統,使得工作方式更加具有自主性和靈活性。一是工作時間的“實時調度”(just-in-time scheduling)性,雇員每日的工作時間不會被提前告知,而是根據不穩定、無規律的勞動力市場需求而定;二是勞動選擇和工作方式的“自主性”,勞動者可依據自身意愿選擇工作地點、服務對象、雇傭期限,可以對應更多的服務對象,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勞動任務等;三是勞動控制的“縮減”,即對勞動過程的監管僅限于勞動者完成單個任務量的時間區間??傊?,勞動本身的靈活自主使“傳統經濟中始終懸掛在雇傭勞動者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即資本的權威和意志似乎消失不見了”。

                          第三,勞動者同資本家之間的從屬關系逐漸弱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連同它的方法、手段和條件本身,“最初是在勞動在形式上從屬于資本的基礎上自發地產生和發展的”。勞動者“對資本的從屬性”包括組織、經濟、人格三方面。傳統雇傭模式下,一方面,雇員提供的勞務構成企業生產經營體系的一部分,對資本家具有組織和經濟上的從屬性;另一方面,雇主對雇員的工作場所、工作任務、勞動方式、組織規則等方面實行控制,雇員一旦進入工作環境,便喪失對勞動的自決權,只能屈從雇主根據生產需要所發布的工作指令。共享經濟邏輯下,平臺勞工所提供和完成的勞動服務捆綁在企業生產經營體系中,因此員工在經濟上對企業所有者的從屬關系依舊存在。但一個重要的事實是,工作的兼職性質導致平臺員工在組織上不屬于平臺企業;員工在自行決定工作場所、時間、任務、服務對象等方面的自由權并未被壓抑,工作步調可以自我調適,勞資關系中存在一定的相對獨立性。同時,共享平臺勞動者利用自己的生產資料進行“自我雇傭”,自由地選擇并獨立地工作,“將‘領薪’的狀態拋回到過去的陰影中”。因此,除卻經濟上的強聯系,勞動者在組織和人格上的從屬性被較大程度弱化。也正是在這個維度上,勞工往往被冠以“微型企業家”、“自營業主”或“自由職業者”的身份,勞動者似乎從與資產者固定的雇傭關系中抽脫出來。隨著勞動形式逐漸升級為一種“獨立的、為自己工作的”樣態,自由職業者社會逐步形成,一種奉行著“做屬于自己自由職業事業的首席執行官”信條的“自食其力經濟”(DIY economy)也被固定下來。

                          第四,勞動者同資本家之間的權責關系變得界限模糊。一方面,在傳統經濟中,生產者的聚集倚賴資本主義工業的企業管理,資本家投資生產的成本不僅包括廠房、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的購置與更新以及勞動者工資的支付,還包括員工管理和培訓費用的支出、員工勞動保障和社會保障費用的繳納。共享經濟模式下,“1099”企業將任務外包給與數字平臺相連的雇傭員工,資本家無需承擔這些“看不見”的雇工的管理費用。同時,勞動者同他們的生產資料一同進入勞動過程,這種同體性不但使企業不用提供生產資料,且由勞動造成的生產資料損耗均由勞動者自身承擔。因此,共享平臺企業主要的運營成本只是平臺維護等方面的相關支出。另一方面,傳統經濟中勞資雙方的勞動關系通過法律契約的方式加以確認,資本家有法律義務為勞動者提供權利保障。同時,勞動者往往會利用工會、仲裁機構、司法部門維護自身合法權利。然而,在共享經濟條件下,勞資雙方簽訂勞動合同和雇傭契約的事實往往不那么明確,相關法律法規未及時跟進的情況更是普遍存在,企業經營活動游離于政府規制和行業監管之外。資本家成功規避了平臺雇主在提供勞動保障和社會保障方面的相關責任及義務,而一切由不確定因素導致的風險與成本也被轉嫁到了勞動者身上。“越來越多的工人不再享有領薪工人的優勢,包括社會保障、福利和薪酬。”另外,平臺勞工的就業不穩定,流動性較強,他們不愿耗費時間精力申請勞動仲裁或向雇主提出法律訴訟。

                          美國自由職業者聯盟的創始人薩拉·霍洛維茨(Sara Horowitz)把共享經濟看作是新的“工業革命”和“大工作的時代”的結束,認為現代工人正在離開傳統的工作場所,進入一種“做完這份工作就做下一份工作”的生活。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在有機成長過程中顯現出一定的結構,但是這種結構范型不會永久地以純粹的形態表現出來。事實明確說明,雇傭勞動在當代變化出不同的面向,為我們窺視當代資本主義剝削機制敞開了可能的空間。

                          四、共享經濟雇傭勞動形式下的資本主義剝削機制

                          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解釋體系中,存在三種導致剝削的互為關聯的要素:工人處于生產資料分配不平等的末端;工人被強制安排勞動;工人被迫把剩余勞動產品轉讓他人。我們從上文的分析中辨識出共享時代雇傭勞動關系的新變化,它們正在改寫資本主義勞工的血淚史和資本家的罪惡史。然而,它真的能幫助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者擺脫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剝削嗎?它所宣稱的“人們得到的永遠多于付出”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資本家與勞工之間日益模糊的界限是否預示著二者之間的結構性對抗關系即將消亡?必須明確的一點是,共享經濟模式下資本對待勞動的方法仍然帶有傳統大工業時代的印記。馬克思認為,資本家的困境在于贏得剩余價值又使之不可見,即對于資本家而言,“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確定本質是同時掩飾和贏得剩余價值”。那么,資本家是以何種形式贏得和實現剩余價值的?對剩余價值的占有和剝奪又是如何被掩飾的?為此,我們必須揭露共享經濟的剝削機制,揭示當代資本的新特征。

                          第一,將游離的勞動力再次納入資本主義剝削體系。資本積累是資本循環的最重要目的之一,除改進生產技術、推進效率躍升之外,拓展勞動者范圍成為資本家最大限度地占有剩余價值、攫取更多利潤的重要手段。在傳統的雇傭勞動制度內部,勞動者受眾的不斷擴大往往依賴于增加被剝削的產業門類來實現:除工廠勞動者之外,農業、文化產業、服務業等行業的勞動者也被收編進資本的剝削體系之內。而在新的雇傭形式下,資本家依靠信息技術的成熟和物聯網的搭建,前所未有地擴展了勞動者的覆蓋面。

                          共享經濟以“即需即用”式的勞動關系實現了對剩余勞動力的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召回了被資本主義體系排除在外的勞動力,使之再次成為可供剝削的人身材料。共享平臺憑借勞動關系的建立簡單便捷、勞動力市場準入門檻放寬、供需匹配的即時性等諸多優勢,吸納了社會各領域的產業后備軍。值得一提的是,除全職工作者外,利用閑暇空余時間賺取額外收入的兼職工作者也涌入平臺。越來越普遍的不是自由職業者,而是自由職業者的第二收入補充了穩定的工薪收入,兼職和組合式就業逐漸侵蝕穩定的全職帶薪就業模式??傊?,共享經濟平臺通過允許越來越多的非專業人士進入并提供市場級服務,使幾乎全部人口變成資本的雇員。然而,事實卻是,共享經濟以即需即用式的勞動關系的建立過程所具有的優勢,以創造充分就業為面紗,遮蔽了對剩余勞動力再利用的資本主義本性。資本在無須與勞動者簽訂合同、契約,支付勞動者勞動工資、管理費用的條件下,無償使用了雇傭工人。其本質是資本探尋到了吸納剩余勞動力的新方式。換言之,共享經濟依附于大眾網絡結構而非中心化或層級化結構,從而使資本和勞動力的供應來自分散的個人群體而不是企業或國家的集合體,也就將原本溢出資本剝削體系的勞動力再次納入其中,并對其進行更為徹底的結構性剝削和榨取。

                          第二,將勞動者的休閑時間納入資本主義剝削體系。在傳統工作模式下,被資本邏輯操控的勞動者一天的時間被明確劃分為三部分:生產勞動力價值的必要勞動時間,創造剩余價值的剩余勞動時間,還有進行勞動力恢復和培養的休閑時間,“工作時間和非工作時間涇渭分明”。人們按照明確的工作日、作息時間界限劃分勞動和閑暇,高強度和非自由的勞動讓工人階級日益陷入極端異化的生存方式。這種“強制人體的政策”一旦停止,“人們就會像逃避瘟疫那樣逃避勞動”。

                          但共享經濟的雇傭勞動形式正在消解資本對工人的強制勞動,正式勞動時間以外的“零工”現象似乎預示著,人們對異化勞動的拒斥在消除。共享經濟以彈性化的雇傭勞動關系整合了勞動者的休閑時間,將勞動者碎片化的非生產性時間納入資本主義剝削體系。在它倡導的所謂“共享”觀念的催化下,人們將休閑時間充分利用起來,并活躍于共享平臺的勞動力市場,在即時性“分布式勞動”環境下享受著由“微任務”賺取的額外收入。對于工人階級而言,時間無所謂生產性與非生產性之分,無間歇、無極限的工作觀念得到認同;同樣,對于資本家而言,勞動者的任何時間都有可能成為剩余勞動時間。值得注意的是,與勞動者拼命逃離高度壓迫性勞動相反,共享經濟通過不自覺地蠶食勞動者的非勞動時間,來達到模糊工作與休閑界限的目的——休閑時間以“自愿”的形式散落在資本剝削體系下無數嗷嗷待哺的勞動力崗位中,成為當代資本家的新獵物。共享經濟下“勞動效率的提高不是通過從現有員工中提取更多的勞動力,而是通過尋找失去的時間并將其轉化為工作”,這無疑是一種更為隱蔽和徹底的剝削方式。技術革新(智能手機、5G網絡等)成功激活了人類勞動的延展性,資本家將勞動者無縫對接入工作世界中,勞動者時刻處于一種“隨時待命”的狀態。

                          第三,從勞動者生活資料的再商品化和無償勞動中獲取利潤。資本家不再需要購買新的生產資料,而是把資本投入平臺,以租金作為利潤來源,成為純粹的食利者階層。一方面,共享經濟企圖實現小規模個人財產向資本的大規模轉化。這種從勞動者生活資料的再商品化中獲取利潤的資本運行模式是一種典型的寄生性尋租資本主義。勞動力和服務的供應在過去被認為是“個人的”對等活動;如今,在被資本操控和被平臺中介之后,分散的個體間行為聚集為規?;虡I活動。其后果是,資本統攝的“商品化”過程借由以數字技術為核心的共享經濟進入社會生活的毛細血管,人與人的關系物化為“物與物的關系的虛幻形式”。另一方面,資本家從平臺勞工的無償勞動中占有剩余價值。資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在于資本對勞動者一定數量無酬勞動的支配權,這一事實被多種方式遮蔽了:資本家充分挖掘新技術創富的優勢,加大對共享經濟部門(互聯網等)的投資力度,使資本看起來就像一種指向其自身的產生利潤的力量;在互聯網經濟運行中,商品服務價格不直接被單個資本家操控,而是由市場力量所決定,這使高額利潤與無償勞動時間分離開來,并再生產這種分離。

                          資本憑借技術霸權和信息資源壟斷打造出一個世界性勞動力市場,啟動了馬克思資本理論中的地理維度,將無數勞動者及其自有資源聯結和動員起來,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勞動剝削。相較于傳統經濟下的物質生產資料,掌握互聯網霸權的資本家對信息資源的控制與壟斷實現了時間、空間界限上前所未有的拓展。共享平臺用戶的興趣、瀏覽和互動行為等數據信息資源是共享經濟的關鍵生產資料,作為“信息生產者”的用戶和“信息依賴者”的勞工從來都“不擁有、創造和控制商業媒體”,因而作為商品服務需求者與供給者的他們也就依賴并受控于互聯網平臺。資本家擁有的壟斷權越多,就越容易對勞動者施加這種控制與脅迫。在共享資本的運行機制下,形成了一種一邊使“社會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轉化為資本”、另一邊使“人民群眾轉化為雇傭工人”的資本關系創造過程。

                          至此,我們可以作出判斷,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的結構性對抗關系持續存在。共享經濟成功地通過利益杠桿,將更廣泛的勞動對象和勞動時間納入到資本剝削體系中,“信息化生產”、“非物質勞動”將資本從地域束縛中解脫出來59,在全球范圍進行生產網絡的搭建。雖然共享經濟產生了諸多模糊資本家與勞工之間界限、轉移社會矛盾的幻象,但這些顯然都沒有超出馬克思對資本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界限。馬克思指出:“在生產過程中,資本發展成為對勞動,即對發揮作用的勞動力或工人本身的指揮權。人格化的資本即資本家,監督工人有規則地并以應有的強度工作。”反觀共享平臺勞動者,他們僅僅是一種自我雇傭的形式,既無法成為人格化的資本以使資本和勞動任務分離,也不占有共享經濟的核心要素——“信息數據”,更不可能利用資本雇用、監督和剝削工人,也就仍然是“為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或者為資本的自行增殖服務的工人”。這既是馬克思一以貫之地關注階級問題的原因,也是我們在現時代繼續理解資本積累與勞動、占有、分配關系的重要性所在。

                          五、資本主義共享經濟是對資本邏輯的深化還是逆轉?

                          基于對資本主義共享經濟的勞動剝削本質的探析,我們可以明確,在共享經濟中,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要素仍然存在,其發展方式仍然是以雇傭勞動為基礎,資本依靠雇傭勞動關系無償占有剩余價值的資本邏輯仍然貫穿其中。的確,比起馬克思所處的時代,資本運行規律、勞動剝削、階級斗爭等在今天的共享經濟時代似乎更加神秘。然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在今天依然有效,盡管剩余價值的形式不斷更迭,但資本主義固有的趨勢最終會向工人展示出表象背后的資本運作。因此,我們需要著重回答一個問題:共享經濟究竟是對資本邏輯的整體性顛覆還是進一步深化?

                          共享經濟在諸多方面表現出革命性:它為資產、時間、技能等事物創造無限可能的前景,使商品服務活動可能取決于群體分散的市場行為而不是中心化的組織行為或層級結構;它在經濟、社會和環境領域具有一定的可持續性,有助于推動共享精神和利他意識的生成。當然,也有一些不同的聲音,比如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零邊際成本社會》中預測了資本主義的終結。市場競爭帶來的技術革新將生產率推升到頂點,在不考慮固定成本的情況下,生產成本趨近于零,那么“資本主義的血液(利潤)就會枯竭”。技術進步在當代世界的最顯著表現就是互聯網的巨大催化作用。里夫金指出,到了21世紀下半葉,全球網絡因生產力的高度發達而聯結起來,免費商品服務的時代向人類敞開懷抱,這就是資本主義衰亡的預兆,“協同共享將取而代之,成為主導經濟生活的新模式”。值得警惕的是,終結論和轉型論都過度解讀了技術革新的歷史性作用,盡管他們說辭各異,但都旨在說明技術進步與資本主義危機的和解。然而,我們必須強調的是,共享經濟無論以什么外部形式呈現出來,其本質都不過是以更為隱蔽和深刻的方式榨取勞動力創造的剩余價值、強化對工人工具性的利用與剝削的一種不斷更新的手段,并未脫離資本主義體系內部的發展軌跡,因而是資本主義的深化而非終結或轉型。

                          第一,共享經濟是當代資本積累的新模式。作為資本主義發展必然趨勢的資本積累,既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提條件,又是其歷史邏輯線索,可以說,“資本主義確實顯示了對于積累的強大驅動力”。共享經濟是新技術革命背景下資本擴張的新途徑和資本積累的新變種,它的模式變化體現在如下兩方面。

                          一方面,共享經濟是一種基于非物質生產和消費主義的積累體制,它通過推動非金融企業的“脫實向虛”,試圖解決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夢魘般的僵化、停滯與危機。全球價值鏈分工和“輕資產”模式使西方產業資本日益剝離生產過程,從而使數字技術喪失從事或服務于生產的物質基礎,更多地被運用于商業、金融等非物質生產、消費主義和食利性積累。換言之,資本的生產停滯危機以及對增殖性利潤的追求推動著產業資本逐漸剝離生產過程,轉而尋求資本結構的虛擬化。當這一“輕資本”的經營邏輯延伸到共享經濟平臺時,一大批以低投入、彈性雇傭、快速盈利為特征的平臺企業便迅速興起,共享經濟得以迅速發展。

                          另一方面,資本積累不但表現為資本家剝奪公共生產資料從而使勞動者與勞動條件相分離,還表現為他們支配勞動者的家庭生產資料并從中獲取利潤。共享平臺的資本積累利用后危機時代催生的不穩定且生活拮據的工人階級,迫使他們出租維護成本極高但租金低廉的生活資料,或臨時性短期出租自身勞動力,從而派生出一群流動性強且不穩定的零工群體。資本家便依靠勞工對平臺的依附性,成功使其生活資料成為占有他人剩余勞動的資本,并從他們的無酬勞動中獲取剩余價值。

                          第二,共享經濟是剝削勞動者剩余價值的新手段。作為“勞動力協調平臺”的共享經濟接納了被傳統產業排擠出來的閑散勞動力,并使工作的未來以一種近乎確定的趨勢走向底層。它對工人階級勞動力的利用越精細、越高效,對勞動者的剝削機制也就越精準、越深刻。新技術的使用雖然掩蓋了資本對勞動者剝削的形式,但帶有剝削原罪的資本始終幽靈般地閃現,貫穿其始終的邏輯——資本依靠雇傭勞動關系無償占有剩余價值——未曾改變。

                          馬克思認為,人類需要不工作的時間,“不論是閑暇時間還是從事較高級活動的時間”,但共享經濟模式正幫助資本進一步盤剝勞動者的休閑時間,無限利用勞動者對隨需應變、實時調度的工作方式的適應性。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指出:“資本家在人類勞動的這種無限適應性中找到了擴大資本的基本資源。”這種無限適應性的背后,實際上是勞動者在別無選擇時不得不屈服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相繼采取的各種剝削形式,勞動也只能按照資本主義的方式進行。哈維認為,《資本論》證明了,如果勞動者在工作和消費兩種領域都轉變成資本的附屬品,“那么他們的身體怎么能夠成為資本循環之外的或者規訓它們的各種機構之外的任何事物的尺度、符號或接受器呢?”因此,共享經濟模式并未觸及所有制的變更,勞動性質也只能是從屬性的雇傭勞動。勞動剝削被共享經濟形態下的“共享”、“賦權”、“自由”所掩蓋,并擺脫了傳統雇傭模式的束縛,從而資本實現了對勞動控制和剝削形式的新一輪進化。資本主義的根本邏輯、運行機制和發展趨勢并未改變。

                          第三,共享經濟是資本和勞動力過剩的新產物。與第三次工業革命一同出現的是“資本”和“勞動”的內在一致性問題。進一步說,金融資本主義“虛構”出不可比擬的更大數量的“虛擬資本”,為的是能夠模擬持續向前發展的積累過程。資本投資的目的不是滿足廣大勞動群眾對物質文化的需求,而是根據各部門不同的利潤率,注入不等額資本以賺取超額利潤。這一內在矛盾便導致企業資金閑置、產能過剩等一系列問題,并引起資本和勞動力過剩的連帶反應。馬克思深刻指出:“工人人口本身在生產出資本積累的同時,也以日益擴大的規模生產出使他們自身成為相對過剩人口的手段。”這種由“剩余資源的潛在供給者與剩余資源的潛在需求者之間信息的不對稱”所導致的資本和勞動力的結構性過剩使共享平臺擁有了“絕對地從屬于資本的”、“隨時可供剝削的人身材料”。因此,資源和勞動力的過剩都是資本邏輯體系內相對于資本增殖的過剩。所謂“對過剩資源的利用與過剩勞動力的再整合”,本身就是資本邏輯的延續。

                          馬克思指出:“過剩的工人人口是積累或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財富發展的必然產物,但是這種過剩人口反過來又成為資本主義積累的杠桿,甚至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一個條件。”這也就回答了為何共享經濟恰恰在2008年金融危機席卷全球之后得以迅速發展。經濟蕭條帶來的資本家減少成本、縮減消費的動機與人們縮減消費、出租閑置物品、獲取額外收入的需要一拍即合,推動共享經濟在房屋出租、交通工具等領域迅猛發展。貝爾克曾指出:“全球變暖、不斷上漲的燃料和原材料價格、日益嚴重的污染以及其他可預見的趨勢,都將進一步促進未來的共享和合作消費的機會。”總之,規模日益擴大的共享經濟實際上隱晦地利用了勞動力過剩這一經濟危機的后果,本身就是一種產生并受益于資本主義經濟崩潰的經濟形態。

                          第四,共享經濟是緩和資本危機的新途徑。上文提到,資本對利潤的無止境追逐必然會導致資本積累過剩和勞動力過剩問題,而當代資本主義危機遠不止這些,還包括經濟復蘇困難,治理政策乏力;種族、階級對抗升級,政治極化加劇;民族—國家權力弱化,福利水平降低;軟實力下滑,國際影響力衰退等。但資本主義的結構張力使資本主義在長期的相對停滯和危機中具備自我恢復與更新的能力,“在停滯的狀態下,矛盾日益聚焦于恢復利潤率和積累的條件”。為處理潛在危機,資本主義往往會重組,新技術、新組織形式、新剝削模式、新就業機會和新市場都會出現,以獲取盈利空間,而利用數字信息技術以一種彈性雇傭方式將勞動后備軍與資本結合起來的共享經濟,無疑成為緩解勞資矛盾和資本危機的一個方案。這種方案被解讀為“數字勞動修復”,意為避開傳統雇傭勞動激烈的勞資沖突、臃腫的福利體系,代之以輕便化、彈性化的數字雇傭關系。

                          因此,共享經濟是資本家借助物聯網實現對閑置資本和剩余勞動力再利用的便捷渠道,是消化過剩資本和過剩勞動力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為緊張的勞資關系解壓、減緩經濟危機所造成的沖擊。作為當代壟斷資本發展的新形態,共享經濟用共享觀念掩飾了資本邏輯,并推動資本自我周轉產生利潤?;谶@一意涵,我們可以說,在資本主義試圖從危機中恢復這一背景下迅速而蓬勃發展起來的共享經濟,只是金融資本結合科技手段進行的一次商業革命(傳統盈利模式的升級替代品),更是新自由主義73資本邏輯的進一步固化。

                          六、結論與展望

                          包裹在共享分權、勞動力自由、環境可持續等誘人價值中的共享經濟,實質上卻在“重塑”一個看似更加溫和、卻更具潛在性危機的資本主義版本。共享經濟以頗具號召力的共享價值觀為切入點,把更廣泛的受眾對象納入資本剝削體系內,把更寬廣的生活領域卷入資本主義生產活動中。當代金融資本通過逐漸數字化、符號化和虛擬化的方式——不斷與網絡信息技術相結合以隱性占有剩余勞動、潛在剝奪剩余價值——來實現資本增殖,這無疑是對資本邏輯的升級再造。任何以探尋資本盈利模式為目標指向的共享經濟都延續著資本逐利的本質屬性,資本謀取壟斷地位并攫取壟斷利潤的沖動始終存在,這就內在決定了共享經濟必然落入偽共享的結局。

                          得到這樣的答案是遠遠不夠的,還有更多懸而未決的問題從資本主義共享經濟的元問題中生發出來,它們成為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演進的基點。就共享經濟是否代表了經濟發展的未來趨勢、其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可能性而言,我們需探討共享經濟如何實現超越所有權意義上的商品消費、如何讓全體人民均衡地共享發達社會生產力帶來的紅利等問題;就當代無產階級生存境況與斗爭境遇的重大變化而言,我們要解釋共享經濟如何造成了工人階級斗爭意志的消散、有否可能利用共享理念抑制工會組織職能衰退等現象;就網絡社會的權力分布或政治自覺而言,我們還要深化如何加強網絡意識形態斗爭、如何補全勞動法案來適應勞動格局的網絡化趨勢等研究。

                          綜上所述,當代資本主義共享經濟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其關鍵不僅在于揭示其資本增殖的本質和內生邏輯,還在于深刻揭露資本的權力運作對勞動的操控、對人的奴役,更在于解放被資本主義束縛的社會生產力、謀劃未來新社會的真正共享藍圖。只有回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起點,即關于資本與勞動關系的分析,才能從根本上瓦解并超越資本主義的現代性矛盾,并闡明資本主義最終將被社會主義所替代的歷史發展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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